当年有不少艺术家，希望把“传统”当做一个阶梯，去攀爬到一个新的高度上去，他们把“现代”当做一种目的，所写的文字中，都能明显感觉到这些人的功利性；也有不少人在为了逃避“政治”而单纯的追求艺术，把艺术当做是一种遥不可及、高不可攀的东西。
早在那个阶段，何其芳就已经了然了，无论是政治还是艺术，都是要更好的服务于百姓的生活。
当他将“艺术”和“政治”的关系研究透彻以后，后来所写的一切东西都是把文学当做自己内心的灯塔，让这些东西化作自己前进的动力，所谓政治上的地位，无非就是随之而来的东西，何老本人也从来没有刻意追求过。
当何其芳用了两年多时间，呕心沥血的打造出歌颂英雄、歌颂工农和伟大祖国的《回答》时，突然给人一种时光倒退的感觉，诗句中的隐喻与含蓄，让人看到了何其芳的精神世界究竟有多么的顽强。
在那个时间段，出现了很多文学巨匠，没有办法站在一个标准上去评价谁对谁错，艺术本就该这样，在不同人的解读下有着不同的韵味。
比如在1920年的时候，郭沫若一篇《天狗》问世，一石激起千层浪，文中他极端“自我崇拜”，拉开了中国新诗的序幕，他的崇拜者和批判者从那时起开始就展开了互相攻击。
可是他们争论还没有结束，郭沫若突然宣布自己从此以后相信马列主义，并且在1924年代的时候写了一首《太阳没了》歌颂列宁。
所以，艺术家们不断改变的过程中，唯一持续前进的，就是他们的内心，这一点何其芳也不例外。在何其芳的人生阅历到达了一定程度，他的诗歌也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很可惜，最初了解她的那批人并不接受这种改变，反倒觉得何其芳走了“下坡路”。
也正是这种极度追求精神净土的何其芳出现了，形成了一种“何其芳现象”，他本人才更不在乎那些外在的徒有虚名的东西，在干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他更是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苦苦探索，寻找自己的出路。
当心理的建设达到了一个高度，所谓的“架子”也就丝毫没有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