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尧育飞
现代著名学者、批评家李长之(1910-1978)是山东利津人,却与聊城结下不解之缘。
李长之青少年时代很要好的朋友是聊城人季羡林。
晚年季羡林在《忆李长之》一文中深情回忆道:
“长之是我一生中最早的朋友。认识他时,我只有八九岁,地方是济南一师附小。”
以后他们在高中成为同学。那是1926年,山东大学成立,同时设立附属中学。李长之参加入学考试,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而季羡林也一同入校。
李长之在个人自传《社会与时代》中这样写道:
“可喜的是,小学中的同学季羡林,我们入了中学而分道,现在却又常见面了。”
季羡林
后来他们又一块儿就读清华大学,李长之在哲学系,季羡林则在西洋文学系。在清华就读期间,二人和林庚、吴组缃友善,号称“清华四剑客”。季羡林《清华园日记》常常提及自己“到长之屋面谈”。
1946年,季羡林从德国留学回国,一时没有安顿,
“就到南京去看望长之。白天在无情的台城柳下漫游,晚上就睡在长之的办公桌上。六朝胜境,恍如烟云”(季羡林《痛悼克家》)。
两人的友谊维持一生。以至于2001年,九十岁的季羡林在《忆李长之》一文结尾时如此动情:
“我年纪越老,长之入梦的次数越多。我已年届九旬,他还能入梦多少次啊!悲哉!”
李长之又不单与聊城人季羡林关系密切,实则在他年轻时曾短暂居住聊城,并写下不少关于聊城的文字。
1928年日军袭击济南,制造“济南惨案”,不久李长之前往泰安某教会学校学习,终因看不惯教会作风,转而投考设在聊城的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
这是因为当时在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已经开学,而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则因土匪侵扰,开学时间较晚。而由于他学习基础好,1929年转学后就到三年级下学期了。李长之把这段经历写入个人自传《社会与时代》,发表在1936年梁实秋主编的《自由评论》上。
当时聊城由于土匪作乱,生灵涂炭,就连最繁华的东关一带,许多铺面也关闭了。李长之在回忆中写道:
“路上站着的还是发育十分畸形的小孩子,大人也肌瘦面黄,他们住在那种土洞样的小屋里。我一时浅薄的同情心,就欲发酵为酸泪而出了……愁惨和寂寞,笼罩着这座小城。”
在聊城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李长之撰写了不少散文如《风琴》、评论文章如《论文学上的具体描写法》等,大部分收录在《李长之文集》。但笔者最近在1929年6月的天津《益世报》上发现李长之一组《来到东昌之后的感觉》的佚文,文章合计有四千多字。
东昌是聊城的古称,李长之在这篇文章中,对当时聊城人用来喝汤、舀馄饨的大木匙特别感兴趣。他对聊城的野外风光也有着描写:
“近处有短短的青草儿,远处便是没边际的大块土色,几堆黑的,是松林,几堆黄的,是没发芽的槐树。那没发芽的槐树呵,就像长过病的秃了头发的姑娘。树林就像有戏法似的,忽而松散地敷布着,忽而都挤到边上去,也就像朋友们的故意拂弃我一样。”
聊城的风物令他怀恋,故而忍不住将其形诸笔端,发表到《益世报》上去。
王金发
不久,小城被聊城本地土匪王金发给攻占了。
李长之并不害怕,反而换了衣服,戴上瓜皮小帽,去街上看热闹。起初,街上人家关门闭户,而土匪看起来很文明,还发布《安民告示》。虽然土匪开始闯入学校,但不过是去搜查官吏,没有找到,也就退出了。
但到第二天,土匪就原形毕露了。城里顿时乱作一团,学堂的锅被人拿走了,水缸也被人拿走了。在混乱中,群众开始哄抢,有一户人家的煤炭就被邻居拿走了。李长之看局势混乱,就准备出城。为了不让人认出是学生,便谎称是出城收账的伙计。
遭劫掠的海源阁
然而城东门的土匪起了疑心,把李长之关进小屋。还好,在房东亲戚的帮助下,李长之得以虎口脱险。不久,就改道北门逃出聊城。而著名的杨氏海源阁藏书,也以这一次的毁坏最大。
过了几个月,土匪叛乱被平定了,李长之又回到“三师范”,通过了教育学等课程考试,接着到小学实习,最后竟“稀里糊涂拿到了师范学校的毕业证书。”而考证前后不过花费三天时间,可见特殊时代的“三师范”的办学质量恐怕也不算严格。这时已经是1929年6月了,不久之后,李长之返回济南家中,参与筹办济南《市民日报》,旋即奔赴北京求学。
李长之很早就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在1936年撰写个人自传所依据的就是日记材料,可惜他的日记解放后被毁坏。不过,李长之对聊城人的感情仍然很深,1936年的自传中这样写道:
“他们借给我衣服穿,他们供给我东西吃,我永远忘不了在那被困中的杂面儿面,这是用大豆和玉蜀黍合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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