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的作者司汤达生前曾经作过这样的预言：“大概要在1880年左右，就有人会欣赏我了。”而《红与黑》出版于1830年，也就是说，司汤达做了一回至少50年的神预言。
因为司汤达的预言果真实现了。19世纪80年代以来，司汤达一些完成的和未完成的作品陆续整理发表，广泛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同时还出现了一些研究司汤达的专著。到了20世纪，司汤达已成为法国文学史家们公认的经典作家。如今，司汤达的名字更是越出国界，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
关于司汤达司汤达（Stendhal，1783-1842），原名亭利·贝尔（Henri Belye），生于格勒诺布尔，父亲是律师。
司汤达
司汤达在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风暴中度过了他的童年。青年时受启蒙思想熏陶，曾加入拿破仑的军队，随拿破仑大军转战欧洲。后侨居意大利，并开始文学创作。
七月王朝之后，他曾任法国驻意大利一个城市的领事。司汤达一生写了不少作品，主要有：文艺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1823）、小说《红与黑》（1830）、《巴玛修道院》（1839）、《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1894）等。
司汤达晚年健康情况恶劣，患脑溢血病逝于巴黎。
关于《红与黑》的内容司汤达的代表作，小说《红与黑》的主要内容，朋友们要么看过原著，要么看过各种介绍，在这儿就不赘述了，寥寥几笔带过。
主人公于连·索黑尔是一个出身卑微又具有强烈个人野心的青年，凭着熟背拉丁文《圣经》的本事，来到了市长德·瑞纳家里担任家庭教师。
红与黑
任教期间，于连爱上了德·瑞纳夫人，事情败露后，离开了市长家，到神学院学习。后来他又当上了德·拉·木尔侯爵的秘书，并同侯爵小姐发生了爱情关系。
就在于连踌躇满志之时，德·瑞纳夫人被迫写了一封揭发信，致使他的美梦毁于一旦。于连一怒之下，开枪击伤了德·瑞纳夫人，因而被法庭判处死刑。
围绕《红与黑》的争议《红与黑》出版时，在当时的法国文坛上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第一版仅销售出750册。司汤达在世之日，声望也并不高。相反，因为他同情进步事业而受到了长期的冷落、甚至歧视。
当时许多读者看惯了浪漫派作家火一样的热情、绘声绘色的描写、虚幻的梦境、色彩斑斓的夸张，对《红与黑》里那种冷静的思考、真实的现实反映、精确的细节描绘抱着冷漠的态度，认为书中那种对个人主义与人类感情的心理分析是“不愉快、有煽动性和不道德的”。
当时最有权威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于勒·雅南在《辩论日报》上严厉地指责这本书，称它是“解剖恶德败行的手术观察间”和一种“对人类心灵的诽谤”，并把作者说成是一个“对什么都不相信，对什么都不尊重的残忍的嘲讽者”。
浪漫主义文学大师雨果也对《红与黑》表示不以为然。甚至司汤达的朋友梅里美也认为“艺术的目的不是为了表现人类灵魂的这一面”，拒绝为他辩护。
雨果
在他的同时代人中，真正认识他的作品价值的只有少数几个有鉴赏力的作家和评论家，如歌德、巴尔扎克等人。歌德就认为《红与黑》是司汤达最好的作品，“其中的女性角色显示出作者的周密观察和对心理方面的深刻见解”。当时的《百科杂志》也给予《红与黑》很高的评价，这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它的成就将是辉煌的、经久不衰的”。
自19世纪末以来，法国及世界各国的文学家、评论家和司汤达研究者们对《红与黑》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关于“红”与“黑”含义的解释；关于这部小说真正的价值；关于书中主人公于连的评价。
第一，《红与黑》，这个令人迷惑的书名，让人们猜测了100多年。
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有如下几种：
有一种观点试图把“红”与“黑”看作是“对轮盘上两种颜色的影射，因为人生就是一场赌博。于连下注之前权衡良久，最终把赌注下在黑格上，结果输了。倘在另一个时代，他一定会把赌注下在红格上，很有可能会赢。”
法国作家阿拉贡在《论司汤达》一文里指出：“《红与黑》作者写的是王政复辟时期，‘红’代表拿破仑时代的军装，‘黑’代表教士的黑长袍。”这一观点与司汤达本人作出的解释相似。
拿破仑
意大利文艺理论家本尼蒂托认为：“红”与“黑”是某种精神或性格的象征。“‘红’象征于连的精神……他幻想成为无愧于拿破仑的子弟；而‘黑’则象征身陷囹圄和处于绝望中的于连幻想的破灭。”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法国《司汤达传》的作者弗里德。苏联雅哈托娃等人编著的《法国文学史纲》认为“‘黑’是作者对卑鄙、可耻的复辟时代的蔑视；‘红’则是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英雄时代。”
中国学者程代熙则从另一个角度对此作出了解释：“‘红’也罢，‘黑’也罢，都是不幸的象征。当然，它们之间也有一点区别，‘红’是不幸的先兆，‘黑’是不幸的结果。”
第二，《红与黑》的真正价值何在？它究竟是一部“爱情小说”，还是一部“政治小说”？
一些作家和研究者把《红与黑》看作是一部“爱情小说”，是一部“打情骂俏之作”，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曾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要比《红与黑》中对于连与德·瑞纳夫人的爱情分析更为惊人……现在竟有了一个青年和一个妇女像普通人那样相爱了，傻里傻气，深沉真挚，随着现实的惊涛骇浪而起伏波动。这真是高超的描写。我有了这几页妙文，其余那些大写于连的复杂化的性格，大写作者所最欣赏的纵横捭阖的权术阴谋的篇幅全都不值一顾了。”
左拉
美国学者费迪曼也说：“《红与黑》也可以看成是恋爱小说，但却比维多利亚时代任何一个小说家的作品更成熟。”
与此相反，许多作家、学者们认为《红与黑》是一部“政治小说”，它的真正价值首先在于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描写了惊心动魄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持这种观点的人通常以司汤达在小说中通过出版商的口说出的一段话作为佐证：“若是你的人物不谈政治，那就不是1830年的法国人了，你的书也就不再是一面镜子。”阿拉贡1954年在法共中央党校演讲时指出：“《红与黑》是一部政治小说，这可以从两方面的意义来说：它描写了当时的政治，但同时它也是作者鼓吹雅各宾党人见解的政治武器。”
著名文艺理论家卢卡契认为：“司汤达的关于复辟时期的小说《红与黑》，吐露了对这一时期的强烈的仇恨。”英国学者马丁·脱涅尔认为：“《红与黑》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阶级斗争。”
美国著名传记作家马修·约瑟夫森在《司汤达传》一书中写道：“《红与黑》的副标题‘十九世纪纪事’清楚地表明了司汤达这本书的社会小说性质”。还有一种观点与之类似：“司汤达在论《红与黑》的文章里表明他要‘认真地描写19世纪最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小说的副标题就是‘一八三O年纪事’……由此可见，作者是极力把《红与黑》写成一部政治色彩浓厚的书的。”
第三，关于对小说主人公于连的评价，归纳起来可分为极端与折中两大类意见。
持极端看法的人不是把于连捧为平民英雄，就是把他贬成个人野心家、达尔杜弗式的骗子。马丁·脱涅尔认为：“司汤达的人物是时代的直接产物……在一个混乱动荡的社会，他们只有自己设计自己的命运，他们唯一的支持是自己巨大的意志力和他们的天才。尽管他们有缺点，他们从事事业的方式，给他们的姿态打上了英雄的标记。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于连·索黑尔是‘现代英雄’。”
马修·约瑟夫森认为：“《红与黑》的主人公，事实上就是司汤达本人。”在这部书里，“司汤达似乎要告诉我们，这是在一个社会倒退时代里的一个高尚者的必然命运。”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于连是一个不感情用事的野心勃勃的机会主义者。拿破仑失败后，他看到在军队中绝少出头之日，便一心设法在教会中钻营。他为人虚伪，善用心机，把诱惑作为向上爬的手段。”
中国学者柳鸣九却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红与黑》写出的不是一个具有革命意识的青年的反抗，而是一个小私有者在一个要毁灭小生产者的反动历史逆流中盲目追求个人利益的悲剧。”
柳鸣九
持折中看法的人认为于连身上具有反抗与妥协的两面性，其中大多数意见认为，于连思想品格的主导方面是妥协性。苏联学者伊林斯卡娅指出，于连一方面渴求崇高的荣誉、幸福和自由，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向他所仇恨的强大的社会恶势力妥协，用卑劣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法国司汤达研究专家戴尔·李托在为《红与黑》撰写的序言里写过这样一段话：“于连·索黑尔不是庸俗的反抗者……于连生活在充满敌意，只咒他失败的社会里，他不得不藏起自己仅有的财富——炽热的激情、心灵和憧憬、纯朴和真诚，不得不以虚伪取代这些生而有之的优秀品质。”
中国学者汪梧封的看法则与上述观点不尽相同，他认为：“于连是两个对立时代交替过程中产生的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者或个人主义英雄的典型，在其短短的一生中，反抗性也即平民的自尊居于支配地位。”
总之，围绕《红与黑》，学者们一直在研究，也一直存争议。歌德在评论莎士比亚时曾经说过一句名言：“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同样，司汤达及其《红与黑》也是“说不尽的”。对于这样一本书，真的建议年轻的读者们找来读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