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三藏离开长安以后来到了甘肃天水。这里处于中原通往西域的要隘和咽喉之地，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摄影/吴健
由于大唐在西域的重要影响力，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已经有不少人会说中原官话，而且随着佛教文化的传播，来自天竺的梵语也是常用语言之一，研习佛经、长于长安的玄奘能够熟练使用这两种语言进行化缘，还能在各个佛教小国例如高昌国弘扬佛法。
假设玄奘往西南方向走，就要面对十里不同音的方言，难以沟通交流，再者西南地区信仰多元化，对于一心弘法的玄奘来说，并不是一个最佳选择。
从玄奘开始，中国人对“西天”有了更多的遐想公元645年，在天竺游历了10多年的玄奘回国，由唐太宗下令西域各地官员亲自迎送，到达长安时，宰相房玄龄亲自迎接，国都里万人空巷，争先一睹高僧风采。他从天竺带回来的657部佛经、150粒如来肉舍利，以及7座金、银或檀刻佛像，也在朱雀大街南端陈列出来。当时，玄奘已然精通佛教圣典中之经、律、论三藏，因此被尊称为三藏法师。
玄奘归国后，口述其西行经历，由弟子辩机记录为《大唐西域记》；其弟子又根据玄奘亲身口述，编写了一部传记体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两本书详细地记录了玄奘取经途中所经历的故事。
不久之后，书中的真实记录便开始向传说方向演变，催生出丰富的取经故事；晚唐时期，第一部带有孙悟空、沙僧等形象的传说故事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在敦煌一带诞生；宋代，第一部以唐僧取经为题材的戏剧在山西出现；此后各种各样的取经故事频繁演变，直至明朝小说家吴承恩，大篇幅加入神话色彩和人物刻画，完成了《西游记》，将玄奘化为“唐三藏”，彻底将其形象烙印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
▲在河西走廊瓜州县境内的榆林石窟中有一副《唐僧取经图》，展现了民间流传的西游故事，孙悟空与白龙马陪伴唐僧取经。图源/榆林石窟
但是玄奘西天取经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玄奘回到长安以后，组织起了规模空前的“译场”，汇聚了当时唐朝首屈一指的佛学才子，对西天带回来的经文进行研读与探讨。从公元645到664年约20年时间里，玄奘带领弟子共译大小乘经典75部1335卷，包括了大乘佛教早期经典之一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佛教文化的传播作出极大的贡献。
公元652年，为保存从印度取回来的经卷佛像，玄奘亲自在长安主持修建大雁塔，最初建造时，以印度的菩提伽耶塔为蓝本，参考佛经的“浮屠”形象，以青砖和土塈为主要材料建成。之后，玄奘将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撰文、时任中书令的大书法家褚遂良手书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和唐高宗李治撰文、褚遂良手书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立于此处，人称“二圣三绝碑”，成为长安胜景。
大雁塔作为玄奘西游回来建造、带有古代印度建筑风光的佛塔，却在历史流变中与中国儒家文化相结合——当时唐朝新中进士，不少都会在大雁塔内题名，即著名的“雁塔留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雁塔都是长安城的地标建筑。
▲大雁塔位于唐长安城晋昌坊的大慈恩寺内，又名“慈恩寺塔”，原本带有古代印度的建筑风格，后来在修缮中逐渐和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相融合。供图/图虫创意
同时，在唐太宗的要求之下，玄奘也将道教经典《老子》翻译成梵文，将其沿丝绸之路往西传播，并且在《大唐西域记》记述了高昌以西的100多个国家的情况，包括这些地方的幅员大小、地理形势、农业、商业、风俗、语言、文字、货币等等，成为当时唐朝统御西域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也引起了时人对“西天”物产丰饶、文明鼎盛的遐想，更多人开始前往西域引进多种技术与作物。
例如，中国蔗糖的诞生，就离不开唐朝引进制糖法。唐朝以前中国的糖大部分由米麦制成，而出产甘蔗的印度将甘蔗榨出甘蔗汁，用火熬炼并不断加入牛乳或石灰一同搅拌，提炼出了石蜜。玄奘在天竺取经求法期间曾见到当地人食用石蜜，记录到书中指引了人们前往学习如何炼制蔗糖。根据《唐书》记载：“蕃胡出石蜜，中国贵之。上遣使往摩伽他国取其法。”中国引进蔗糖技术后，又不断改进提炼手法，最终诞生了今天我们吃到的白砂糖。
在唐宋时期由西域传入中国的作物还包括来自印度的丝瓜和芒果、波斯的菠菜、中亚的阿月混子（即开心果）……自西汉张骞以后，中国人的餐桌又一次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喜爱用古法熬制红糖，在高温熬煮下，蔗汁里的水分被蒸发掉，糖汁慢慢凝结，变成琥珀色。
如果说张骞是汉武帝之幸，那么玄奘无疑就是唐太宗之幸。筚路蓝缕的他们，以一往无前的勇气，跨越东西方之间巨大的距离和地理阻隔，走出了一条光辉灿烂的商贸与文化交流之路。
令人唏嘘的是，随着气候变化与时代变迁，昔日中亚、南亚许多城邦已然湮灭在历史尘埃之中，当年玄奘的学法、弘法之地，例如高昌、车迟、梵衍那、那烂陀寺早已落幕在文明深处。在这种情况下，《大唐西域记》不仅是单纯的游记，更是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南亚诸国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和中西交通的珍贵资料。
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考古学者和印度学者对英译本《大唐西域记》进行深入研究，在古老的印度大地上按图索骥，陆续发掘出鹿野苑、菩提伽耶、拘尸那迦、蓝毗尼等众多佛教圣地，甚至还有著名的印度国家象征之一的阿育王柱狮子柱头。那些记载在传说之中，却一直没有实证的王朝，最终被深埋的文物所证实。1861年，英国考古学家康宁汉姆根据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发掘出因战火毁灭的那烂陀寺，其遗迹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一千年前，当玄奘一路向西，抵达心目中的圣地，他又何尝想过，圣地会因他的著作得以重见天日。那个去寻访文明的人，最终成为了文明的记录者、传播者与保护者。当我们在书本、画作、电视中一遍遍回味《西游记》时，其实也在与玄奘共同再走了一次唐朝人的西域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