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历史如何更迭，朝代如何变换，真正受苦的是底层的劳动人民。在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更是直接发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喟叹。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这也是元散曲更接地气、更受欢迎的一个方面，目光从统治者聚焦到了真正的苦难者，也是真正能左右历史格局的一群人——百姓。天下兴旺，匹夫有责。可历史上哪次历史变革、朝代更迭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与其咏史怀古，不如认清背后真正的原因。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指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
说明唐、宋诗人对此是心知肚明的，但无一人在唐诗、宋词中指出，这就与当时的体制有很大关系了。试想苏轼不过写诗讽刺新法，就被小人构陷入狱，险遭不测。这样的环境下，即使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感慨，也只能藏在肚子里。就这一点来看，不得不说元代是相当开放和包容的。
如果说，诗之境阔，词之言长，那么元散曲则兼具两者特点又直白如话。
元散曲不再拘泥于围绕某地、某时、某人，可以多个不相关典故并列，甚至与俗语、俚语共同出现，使其形成独特的俗文化。另一方面怀古元散曲真正意义上把焦点和目光聚焦到百姓身上，使其更加接地气，更加受百姓喜爱。大“俗”即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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