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自古喜爱禽鸟，甚至作为图腾崇拜。孔雀最接近神话中“凤”的形象，是百鸟之王，是美好、祥瑞的象征。孔雀在西汉时已传入中原，孔雀是边陲进贡王室的珍稀贡品。由于权贵喜爱，宫廷画师将其入画，并运用到工艺品上。
崔白《枇杷孔雀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孔雀体型硕大，翎羽艳丽，在《太平御览》中描述“其大如雁，而足高，毛皆有班文彩……自背及尾，皆作珠文，五彩光耀”。《艺文类聚》中有“雀者，爵命之祥”的说法，因而孔雀又称“孔爵”，有加官进爵的寓意，符合中国古代绘画“成教化、助人伦”的要求。
根据文献，目前最早描绘孔雀的画家是南朝·齐的陶景真，唐代以后开始出现一批表现孔雀的绘画作品。据宋代《宣和画谱》中记载，御府收藏唐代画家绘制的《孔雀明王像》便有十幅，宋徽宗时御府收藏善画花鸟的边鸾的孔雀图至少有五幅。
《宋人十八学士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五代至北宋时期，花鸟画达到空前兴盛的阶段。崔白的《枇杷孔雀图》轴是这一时期表现孔雀的一件典型作品，画面中雄孔雀立于枇杷树干之上，昂首回望，右脚微抬，显然是先抬左脚蹬至树干后右脚尚未落下的一瞬间。这一形象符合宋徽宗“孔雀升高，必先举左”的旨意。
宋代“天朝上国怀柔远人”的外交政策使中国拥有强大的朝贡国团体，前来朝贡的属国向朝廷进贡的贡物就包括珍禽异兽。这一点在《宋史》有记载：“诏诸国狮子、驯象、奇兽列于外苑，谕群臣就苑中游宴。”其中的“外苑”即皇家园林玉津园，其中豢养的动物即有孔雀。
边鲁《孔雀芙蓉图》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现藏于台北故宫的《宋人十八学士图》中，庭院里古松矗立，文石玲珑，其间芍药竞相开放，两孔雀俯啄于庭前，树荫下主位之人正仔细观察面前的孔雀，右手似正模仿雌孔雀的姿态。画面内容虽是唐代十八学士，但场景当是参照北宋皇家园林所画。
另有故宫博物院藏的宋人绢本《红梅孔雀图》，画面中红梅、古松、翠竹等植物相映成趣，雌孔雀低头觅食，雄孔雀立于松干之上回望自己的翎羽，欲与红梅争艳。
陆治《锦圃鸣春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代宫廷绘画中，边鲁绘制的《孔雀芙蓉图》是典型代表，画面上仅描绘了一只雌孔雀，背后奇石上的芙蓉花争奇斗艳。值得注意的是，这件《孔雀芙蓉图》与天津博物馆藏边鲁的另一幅花鸟画《起居平安图》的风格完全不同。《起居平安图》为纸本水墨，以浓淡墨皴染出雉鸡五彩斑斓的羽毛，用笔工整的同时又不乏灵动洒脱，完全不同于南宋花鸟画的工致。而《孔雀芙蓉图》则为南宋时期传统的绢本工笔重彩设色，刻画精致，富丽堂皇。
郎世宁《孔雀开屏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
明代画师如吕纪、陈嘉选等人笔下的孔雀，在绘画风格上继承宋代工笔重彩的精工细写，而且画面构图、孔雀姿态也参照宋代绘画。如吕纪的《杏花孔雀图轴》，所描绘的孔雀转头眺望，头、颈、尾的形态与崔白的《枇杷孔雀图》几乎一致。
另外还有明代陆治画的《锦圃鸣春图轴》，雄孔雀的姿态与崔白画中的雄孔雀呈左右对称，而奇石旁正在低头觅食的雌孔雀则完全一致。这表明，明代画师在绘制孔雀不像宋人“师法自然”，而临摹古人作品，程式化较强。
元青花孔雀花卉纹玉壶春瓶 内蒙古哲里木博物馆藏
由于受郎世宁等西洋画家的影响，清代宫廷绘画中的部分孔雀形象一改前朝面貌，将西洋的凹凸画法与中国传统的工笔相结合，出现了着重描绘孔雀尾羽的作品，如郎世宁的《孔雀开屏图》轴，孔雀翎羽圆如锦轮，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乾隆皇帝称之为“金屏翠簸”，与周边的玉兰、牡丹共同组成“玉堂富贵”。
此时除了郎世宁等西洋画家，中国传统的宫廷画师如蒋廷锡、邹一桂等人，亦有对孔雀的描绘。他们在用笔、设色上，整体上皆为南宋院体画风格，刻画也较为细致，且孔雀周围常有牡丹、玉兰、芙蓉等鲜花相伴，形成清代绘画中描绘孔雀的常规范式。
内容整编自：李特《中国古代宫廷艺术中的孔雀形象》《荣宝斋》2019年9月刊，感谢荣宝斋杂志及作者提供资料，如有问题私信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