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雪明家里的卫生间。洗澡由儿子背夏雪明到浴缸。
或许除了老人，助浴师是最深切体会“洗澡”意义的人。金启峰做助浴师快三年，每个月要为七十位左右老人洗澡。有老人一个月没洗，也有两三年没洗，见过最长时间没洗澡的老人，卧床的十一年里都是家人简单用帕子擦身。“洗澡和擦澡完全是两回事”，金启峰说，有老人太长时间没洗头，头发粘结在一起。四川的助浴师周娜见过十六年没能洗澡的老人，甚至不用洗，她一摸老人的身体，就落了一手的泥。
没能洗澡的痕迹也留在空气里。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家里，周娜一进门就闻见浓烈的气味，那是汗液、尿液沉积的气息，混杂着久不更换床单的刺鼻味道。老人虽和丈夫居住在一起，但显然无人照料。
周娜心头涌上一股巨大的悲哀，她和搭档晏杨俊祺收拾了床单，扔掉屋里堆积的废品，帮老人洗澡之后，又给老人身体上溃烂的伤口消毒上药。最后，周娜给老人的儿子打了一个电话。儿子对母亲糟糕的状况一无所知，母亲一直和他讲，自己的生活“挺好的”。周娜回忆起来，语气急促，“在繁华的城市里，还有这样的老人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洗澡之困
上门助浴服务的出现，源于失能老人的家庭无力解决的种种难题。
想自己为家里的失能老人洗澡，往往会卡在第一步——搬不动。晏杨骏祺见过家属因为搬运手法不科学、力气不足，自己闪了腰，最后老人跌落回了床上，“老人如果摔倒了会非常严重”。
浴室里更潜伏着无数安全隐患，尤其是湿滑的地面易使人滑倒。唐博曾给一位患有脑梗、但还有行动能力的老人助浴，老人膝盖上经常有磕磕碰碰的伤痕。老人的女儿无意间提起，一次晚上下班回家，没见着爸爸，到卫生间一看，才发现他躺在地上。老人只是去上厕所，不小心滑倒后爬不起来了，“可能一天就在地上躺着，肯定很难受”。晏杨俊祺说，有的家庭即使做过卫生间适老化改造，仍然承受不起老人摔跤的风险，不敢为老人洗澡。
居住条件有时也成了洗澡的阻碍。唐博在北京助浴，常碰见有老人住在老胡同、老小区里，他记得一位俄语翻译老人家里的浴室特别小，“第二个人都进不去”，而搬挪、擦洗这些动作需要相当的空间，狭小的卫生间里施展不开。事实上，蓝皮书《北京养老服务发展报告（2020-2021）》中一份调查分析报告指出，在2018年的北京，约有77.59%的老人居室没有安装扶手，甚至12.24%没有浴室。
风险也极有可能就埋在老人的身体里。接触热水后血液循环加速，给心脏增添了负担。晏杨俊祺深知这样的危险，特别是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病的老人，更可能在洗澡过程中出现突发的身体状况。
在一家助浴机构的负责人李民花看来，面对这些困境的解决方案，“一个是设备的问题，一个是（专业）人员的问题”。
助浴师们有一套特别的搬运方法和要诀。失能老人头颈常常无力支撑，助浴师单人抱起老人时，一手环绕搂起老人的膝盖，另一手从背部斜向上，托住老人的头颈部，“该护头时要护头”，晏杨俊祺强调。在李民花团队设计的培训体系中，新手助浴师除了掌握助浴流程，还需要补充学习急救和老年心理学方面的相关知识。设备也极为重要，金启峰所在的机构有特制的简易担架、软托等器材来辅助搬运。另外，专业的助浴设备能相对避开老人居室环境的局限。李民花团队使用的充气浴槽，以及金启峰团队的拼装浴缸，只要室内有1*2米左右的平地，就能“见缝插针”地铺开。
助浴师们正在拼接浴缸。
专业之外，失能老人洗澡难的背后是一个结构性难题。周娜常去的一户人家，六十几岁的女儿坚持给九十几岁的母亲每月洗一次澡，但周娜形容，瘫软的老人身体像是“一摊泥”。在一次搬运时，女儿双腿韧带不慎拉断。手术后，女儿自己也半个多月没能洗上澡。
“要考虑家庭的情况，而不单单是洗澡这个动作”，周娜强调。在“老人照顾老人”的老龄化家庭结构下，看似简单的洗澡任务落在同样年长的子女身上，是难以承担的重量。
在家庭无力托举失能老人生活之处，助浴服务有了发展的空间。助浴并非新事，目前市场上的助浴服务，多数是养老机构所提供的。在企查查搜索经营范围包含关键词“助浴”的机构，有1344家相关企业，企业后缀多为“养老服务中心”，其中近一半成立于2012-2020年。李民花介绍，养老机构的助浴服务多是一人上门帮老人“擦浴”，或帮老人移动到浴室淋浴，他们所实践的“深度助浴”则是新近从日本引进的助浴方式，与传统助浴有所不同。深度助浴中，老人泡在浴槽中，有泡浴、搓澡等环节。
2021年3月，李民花和同事一起创立助浴公司时，市面上几乎找不到做深度助浴的机构，最终招募到包括她在内一共6名助浴师。而如今，全国各地都已有一些机构或公司开始进入这一领域。
行业初有发展，但李民花心里明了，随着从业人员不断增加，风险也暗藏其中。目前国内没有“助浴师”相应资质证书，更别提统一的助浴标准，助浴师的专业性难有保障。她把目光投向了服务流程的标准化，到2022年10月，机构的助浴标准已经更新到了第四版。
助浴师们在医院为老人洗澡。 受访者 供图
消失的“生活”，洗不去的孤独
助浴服务相对“小众”，和人们对其较低的接受度也有关联。李民花团队目前每月能接到上百订单，但在创业初期，推广进行得很艰难。晏杨俊祺第一次听到助浴时，想法也并不乐观。他眼中，洗澡是件私密的事，老人们恐怕难以接受。其实，无论是性别的界线、做父母的威严，还是曾经对生活的畅想，一切都在“失能”发生的转角处消失了。进入家门，洗澡之外，助浴师往往要在许多其他时刻“小心翼翼”。
为了保护老人的隐私，助浴过程中，助浴师会在老人身上裹上一层毛巾，将私密部位隔绝在视线外。晏杨俊祺记得一位失能老人的女儿，告诉他不用给妈妈盖毛巾，就像妈妈带着小男孩也可以进女厕所，老人也“跟小孩一样”。
但晏杨俊祺知道，这种对性别的顾忌并没有消除，仍然有老人不情愿地妥协着。晏杨俊祺的同事在一次助浴时，上门前，家属说老人对助浴师的性别没什么要求。等到为老人洗澡的时候，他发现了不对劲。老奶奶不说话，头却向一侧偏，身体也缩得很紧——一种无声的抗拒。同去的一位女助浴师见状，赶紧上前换下他，老人的身体“一下就放松了”。
不仅是女性，男性老人对异性助浴师也难免不好意思。助浴团队第一次到夏雪明家里时，听到女助浴师说要帮他“汰浴”（上海方言：洗澡），夏雪明忙喊：“不要不要不要”。
大家问他：“怎么不要了？”
“男的要，有女的不要。”
让老人们在意的，可能也是往日里高大的父母形象在儿女面前的坍塌。一次，唐博给一位老爷子洗澡，问老人是否需要女儿回避，女儿在一旁大大方方地说：“没事，我平常都给我爸洗”。但老人没说话，眼睛看着唐博，冲他点了点头，示意唐博让女儿回避。
唐博后来想，要是将来有一天他也光溜溜的让女儿给他洗澡，他自己也会不好意思，“甭管到多大岁数，毕竟那是他的女儿”。
去老人家里助浴，唐博常常看到墙上、柜子上，摆着很多老人们从前四处旅游的照片，“一旦（失能）躺下之后，他/她整个状态都变了”。助浴师们进入家庭，要做的不仅是助浴，也试图弥合老人们的缺憾。
陪老人聊天是助浴过程中的“规定动作”。照金启峰的经验，特别是帮助第一次接受助浴服务的老人洗澡，助浴师要在短时间内通过聊天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抚平老人的不安，否则“（老人）一看，来这么多人洗澡，血压一下上来了”。通过沟通交流，助浴师也能及时地判断老人的身体情况。
对于一些还能讲话的老人们而言，助浴师成了一个难得可以说说话的人。晏杨俊祺帮一位奶奶洗澡，一进到老人家里，就感觉到房间里的安静。老奶奶和丈夫坐在沙发上，儿子在厨房里忙，没人讲话。到助浴师临走前，老人的话头“收不住了”，洪水一样“滔滔不绝”。
晏杨俊祺知道，下次老人还会重复同样一个故事：年轻下乡做知青教师，生活如何艰苦，带了多少学生，深夜埋头批改多少卷子，直到最后落下了驼背……那些丈夫和儿子听腻了的过往，她迫切地讲给助浴师，也是在她以客厅为边界的世界里唯一新出现的人。
老人的孙女第二次下单时告诉晏杨俊祺，他离开后，老人在家里提了好多次，“问他们（助浴师）下次什么时候来？”
助浴师正在为老人洗头。 受访者 供图
助浴师们的“烦恼”
入水后，陈耀娟开始喊烫，金启峰心里的弦立刻绷紧了——根据入水前量的血压，老人血压在正常范围内，但偏高。他一面安抚，一面观察陈耀娟的状态。信息全藏在面部和姿态的细节里，老人脸色变了，或是呼吸困难、开始喘息，都决定着助浴师下一步的应对。也因此，洗浴过程中，助浴师需要全程面朝老人。
陈耀娟脸色并没有变化，护士看了漂浮温度计，水温正好。金启峰心知没有危险，暗舒一口气。之后，他调慢了加热水的节奏，让老人的体感慢慢适应。半小时后，洗浴结束。
不同机构的助浴时间有差异，大多控制在十五分钟到半小时。然而，并非所有老人都能顺顺当当地洗下来。老人身体脆弱，中断或停止助浴是寻常事，金启峰每隔一段时间就能碰上。有老人“泡得有点晕”，洗着洗着，合上眼睛昏睡过去，无论助浴师怎么喊都不应，好在生命体征正常，洗浴才继续进行下去。也有老人躺在浴缸里，翻身吐了出来，或是失禁弄脏了浴缸里的水。
当受访的助浴师回忆第一次助浴的经历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自己生疏、慌乱的表现。周娜学护理出身，如今在公司里主管助浴师培训，她清楚新手助浴师们最先面临的难点，是心理上的恐惧。
“害怕老人的脆弱，害怕突然死亡”，周娜点出，“最大的恐惧来源于知识的缺口”。助浴所需的知识不仅是动作要诀，也涉及老年人的身体特征、心理特征。周娜说，当助浴师们学习专业技能、反复相互练习之后，原先的恐惧会逐渐消除。
做助浴师将近三年里，从未有过严重意外或纠纷，但金启峰感觉从业最初的那股恐惧感“始终存在”。有一次洗到一半，老人突然说，“你们别动了，不行了”，洗澡立即终止，助浴师们排掉热水，把老人身上的浴巾往下拉了拉，给身体降温，过了一会，老人终于说没事了。在那无比紧张的几分钟里，金启峰脑子里回旋的念头是“拨打120”。
另一层困扰则源于对老人生活状况的无能为力。进入的家庭多了，老人的生活和照料情况像“放电影一样”印在周娜的脑海里。见过太多的失能老人没日没夜地困在床上、沙发上，甚至无人关心，周娜甚至感觉有些抑郁了。她想：“人这一生到底在等什么？”但她不愿意被低落的情绪淹没，见得越多，她越想更快把助浴项目推广出去。
无力感也来自“生离死别”。去年冬天，唐博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了老人离去的消息，“心里咯噔一下”。他想起一个多月前还在逗老先生开心，劝人多吃点肉，“下次再来的时候，您这体重能增加点了”。他在给过世老人的儿子发去的信息里写：“非常感谢您之前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去给老人洗澡，甭管怎么样，最后一段时间，让他舒服一会儿，让他开心一下。”
陆陆续续也总有电话打到金启峰手机里，“金师傅，老人过世了”。今年还没结束，老人过世的消息已经收到十几个。“你看，你们多好。（能）跑，（能）做事，多好。”有老人和金启峰这样说。就这样简单两句话，他心里忍不住替老人难过。有时他由老人联想到自己，又觉得迷茫。将来自己肯定会回到东北老家养老，在那个三四线的小城里，四百一次的助浴服务费用太高了，“也许我老那天享受不到这种洗澡的待遇”。
金启峰45岁，三年前他放下在老家出租车司机的工作，来到上海学给老人助浴。每天至少开着车跑两户人家，早的时候，七点要从家里出发。有时市区堵车，又遇上家属几乎不近人情的责难，他默默忍下。
做老人陪护工作的妻子劝他，“先做着”。就这样，上门助浴做到了第三年，工作刚开始时的烦恼都还在。但他最喜欢看老人刚洗完澡的时刻，红润的脸颊，湿亮的眼神，有说有笑，“那时候从心底感觉到给老人洗澡很值得。”
金启峰依然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陈耀娟时的场景。她一个人坐在轮椅上，眼神呆呆的，好像周围世界都“和她没什么关系”。家里长期只有两个老人在一起，金启峰说，“她就是太长时间没人跟她聊天了”。但在胡国权的记忆里，妻子陈耀娟曾经是个爱说爱笑的、“自由”的人。生病前，她爱出门四处玩，和村庄里其他老人聊天时喜欢开开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