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赵鼎新著，夏江旗译，一頁folio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
总之，比较研究从问题的提出开始，一路过去可以犯错误的地方非常之多，而正确的可能却很少。对于历史社会学乃至任何质性社会学研究，这都是非常难的事情，需要研究者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不断提出各种“错误”问题，不断在过程中纠正。我在浙江大学授课时，经常回答与点评来自学生的各种发问。我最近正在收集这些内容，并计划在此基础上整理成书。我希望此书发表后，能对青年学者有所帮助。
新京报：从早期的集体行动的研究，到儒法国家再到你新近对合法性政治以及民族主义的研究，关注的时间段分别是瞬时性、历史性和当下性的。这三种研究的机制解释其实也针对宏观与中层两种不同的视野。这三种研究的规模和问题的复杂程度各不相同，在研究的演绎与归纳过程是不是也意味着需要不同的思路？
赵鼎新：社会学研究的着力点自然应该是结构机制分析，但是人并不是社会机制或者某种社会结构的奴隶，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社会行动者。其关键难点在于：人类有意无意的行动会改变某一微观机制甚至宏观社会结构在给定时空中的重要性，会创造新的机制和宏观社会结构，并且会几乎无穷地改变机制和宏观结构的组合方式。这就决定了微观机制和宏观结构的结合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需要一事一议的经验问题，而不是一个靠提出“微宏观链接”（micro-macro link）， 并且通过讨论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等经典社会学家的著作中常出现的几个微宏观链接方式就能得到统一解决的理论问题。我曾经提炼出社会科学家在处理结构机制和行动者关系时所采用的六种分析手法。
第一是一种忽略社会行动者的作用，强调结构机制力量的传统社会学分析方法。第二是大多数历史学家会采用的一种强调社会行动者的力量，轻视结构机制力量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第三是一种把历史分成稳定期和动荡期进行分别处理的方法。在此方法下，社会结构和相应的机制在普通期有着主宰性力量，但在特殊时期，比如革命前夕，战争时期，或者一个公司或国家的高层领导之间的关系出现重大裂痕之时，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相应机制的约束力量就会削弱，社会行动者的力量就会变得重要。
第四是一种把历史分成长时段和短时段，在短时段分析中更注重社会行动者的作用，而长时段分析则是更注重结构机制性力量的分析方法。第五是用非企及结果思想来平衡结构机制和社会行动者之间关系，或者说在强调社会行动者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同时强调了在各种结构机制条件的限制下，社会行动者的行动所带来的并不是自己所想要的结果，而是各种非企及结果。
第六是广义结构理论。在此视角下，社会结构机制是多元的，不同的社会行动者虽然都有主观能动性，但他们其实只能挣脱部分社会结构机制的制约，但却不得不被其他社会结构机制所束缚，某个社会后果与其说是某些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结果，不如说是某些社会结构机制在某些行动者的推动下占据了上风的结果。因此，我们并不一定需要在哲学层面来解决其实是永远也解决不了的结构机制和行动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问题，而只要解释为什么反映了某些社会结构机制的社会行动者在与其他社会行动者的冲突和竞争中占据了上风即可。
在以上六种分析手法中，社会学家往往会采取第一和第五种分析手法，而历史学家则基本上采取第二种分析手法，第三、第四种分析手法虽然被广为接受，但往往是一些著作中的辅助性观点。第六种分析手法是我自己的设想，没有人专门讨论过，虽然隐含着此类观点的分析并不少。以上六个分析手法各有优势和不足，用好了也都能写出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作为社会学家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来整合这些分析手法。
《什么是社会学》，赵鼎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5月。
但是我以上所说的仅仅是人类对于社会现象认知的众多局限中的一个。人类认知一直受到以下难题的困扰：通过经验归纳总结出来的规律完全可能是错误的，而通过推理演绎而得出的规律却又可能与现实不符。演绎和归纳逻辑的分离在经典物理学中似乎得到了解决，因为有了牛顿定律后任何宏观低速的物理运动规律既可以用牛顿定律来演绎，也可以通过观察来归纳，并且结果完全一致，这就是说演绎和归纳在经典力学中获得了统一。这一点在生物学中就较难做到，因为生物学中没有像牛顿定律和爱因斯坦相对论这样的对环境因素不敏感的法则，而只有大量其作用方式受环境影响很大，并且相互之间联系不见得十分紧密的因果关系机制。生物学科因此特别强调做实验时对各种环境因素进行有效控制，因为只有在控制条件下通过演绎得来的机制性规律与通过经验归纳产生的结论才能达成统一。但因为以下几个原因，社会科学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首先，社会科学要获得比如“细胞株”和“克隆”等生物学实验控制手段几乎不可能，这也就是说社会科学最多也只能进行一些达不到完全控制的“准实验”研究。第二，社会科学面临着这么一个生物学不需面临的困境，那就是准实验控制进行得越好，能解答的问题越少。准控制实验一般仅能用来研究那些随处可见并且用其他方法也能回答的简单常识性问题，而无法研究诸如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民族国家的产生、民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福利国家和发展型国家的出现，世俗化和去世俗化、全球化的到来、女性地位的提高、信息社会的到来等等大量的关乎人类命运的社会科学核心问题。第三，在生物学领域，一旦我们通过控制实验找到和了解了某个机制（比如胰岛素）的作用模式，该机制在体内的重要性和作用方式都不会因之改变。这就是说我们对一个个生物机制作用方式的了解会在一定程度上加深我们对生物体的整体性理解。
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一旦我们通过某种研究了解了某个机制（比如偏好伪装，偏好伪装是“皇帝的新装”这一谚语的学术表达）的重要性和作用方式，该机制的重要性以及其在社会上的作用模式马上就会发生重大变化。更有甚者，社会科学还面临着“多对一”难题，具体说就是对于任何给定社会现象，我们总是能找到多于一个在逻辑上能对这社会现象进行解答的社会机制和相应的社会结构。这就是说通过某种实验获得的机制并不能简单地用于对于某个经验现象（特别是较为复杂的经验现象）的解释。以上两个原因的存在就决定了我们对一个个社会机制及其作用方式的了解不但不会提高我们对社会的整体性理解，而且还会把我们引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面。
研究者的主体性，
往往会促进学术多样性
新京报：你曾经在一篇书评中针对人类社会与黑猩猩、蚂蚁等动物性的社会群落进行比较。我们在针对不同的文明的比较中，关注点都是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指标。在人类社会演进与发育的过程中，生物性又在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今天分工明确、高度复杂、意识形态和不同观念间争论不休的当代社会，我们探索它的由来是不是也可以归咎于某种“生物性”？
赵鼎新：人类行为背后肯定是有大量的生物学基础存在，人类社会早期所产生的组织、制度和文化也是随着我们的生物学本性而发展出来的。比如人类从来就是地域性、政治性和经济性动物，有了意识之后人类又成了意识形态性动物。我在《儒法国家》一书中提出的有关人类社会长时段变迁规律的理论也正是建立在人类的这四个本性所引发出来的一些结构性机制的基础之上。但是在面对人类的生物性一面时我们必须避免以下两类倾向。
其一是把人类的任何行为都朝着生物学基础去靠。这么做意义并不大，因为人类意义性行为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产生了宗族、宗教、公司、学校、国家、军队、警察、黑社会、社会组织等各种组织、制度和文化，以及大量的从这些组织、制度和文化中涌现出来的，并且不能够简约为人类生物性的结构机制性关系。正是这些组织、制度和文化及其相应的涌现性质才是决定人类当前生存条件的关键所在。让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比如，需要吃饭的确是人的一个生物属性，但是我们人类发展起来的与吃饭相关的各种复杂的组织和文化还与人类作为生物属性的取食有多大关系？还比如，性别差异背后肯定有生物属性的一面，但是我们人类围绕着性别差异发展出来各种意识形态、交往、压迫和冲突模式，乃至各种奇奇怪怪的性文化还与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有多大关系？
其二则是在研究社会现象时完全忽略人类行为的生物学基础，乃至我们的身体首先是一个生物体这些属于生存条件的事实，因为这一忽略会给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带来多方面的误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这儿只能举两个简单的例子。第一，如果忽略了人类首先是个生物体，我们一般会以为医学越发达，人类的整体生存条件就会越好，但当你有了生物学常识后就会知道医学在延长所有人寿命的同时也会阻碍自然选择力量的作用，从而给了带着各种负面基因的人存活和繁衍的机会，因而加大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基因负担。第二，我们一般都会庆祝人类的计算能力和自我行为的论证能力，并且认为这是人类优越于其它动物的最大关键。但是你如果有生物学常识的话就不会这么想，或者说至少不会做出一些过于简单的结论。
纪录片《尘与雪》剧照。
有人做了这么一个实验：三个反扣着的碗，中间一个60%放着糖果，40%没有。实验人员让世界顶尖大学的学生和老鼠、猴子等不少动物一次又一次地翻碗找糖果。实验结果是大学生在翻了几百次后还没有发觉只有中间的碗才会有糖果这么一个事实，而老鼠和猴子等动物却在翻了几十次后就再也不会翻两边的碗了。这个实验结果说明了一个简单但是却深刻的道理：聪明反被聪明误。具体来说，计算能力和自我行为论证能力的确是人类在地球上取得主宰的关键原因，但正是这个能力也加大了人类犯各种错误的机会，并且随着人类在各个方面的能力加大，所犯的错误及其带来的负面后果也就会加大。可以试想，如果以上实验的对象是儿童，而不是顶尖大学的大学生，这些儿童的翻碗行为就可能会更接近动物行为，或者说犯的错误就会小一些。
总之，人类在地球上取得主宰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让各种不具有稳定性的正反馈机制在社会上取得主宰的过程。可以说，人类的计算和论证能力所产生的非企及后果几乎注定了与恐龙和其它在地球上获得过主宰的动物相比，人类主宰地球的时间会异常的短暂。
新京报：社会科学研究都体现着某种价值观和关怀。和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概念其实较为模糊，解释的空间和叙事更需要艺术。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艺术。社会学家在研究中，也许会对不同的现象和机制产生偏好。比如会因为自身价值观和学术背景，格外注意某一项，刻意忽略另一项。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研究者的主体性？
赵鼎新：我觉得学者有自己的主体性或者说学术个性其实也不见得一定就是一件坏事。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价值倾向、个人性格和判断来做学问，其结果就是促进了学术多样性。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大多数同事都很有自己的个性。他们的学术依我看都有不同程度的误区，但因为治学认真，从而都能获得一种片面深刻的境界，让我从他的作品中学到很多东西。比如彭慕兰，虽然我对他的观点多有批评，但是他绝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者。也正是他的片面深刻的观点刺激了我对工业资本主义产生原因的进一步思考，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多种片面深刻的学问的共存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虽然其中每一个观点和分析方法都有不少问题，但是这些观点和分析方法加在一起力量就非常大。它会迫使学者走向微妙，而在这种环境下当官的也不至于太傻；它会增加一个民族的常识感、反思能力和心量；它会让社会获得巨大的创造力。就我个人而言，芝加哥大学的高度多样性的学术生态给了我在国内难以获得的学术进步空间。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06年起），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2013—2014年）。1980年于康奈尔大学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师从史景迁。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代表作有《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获1994年费正清奖）、《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获2000年费正清奖）等。
不同力量推动下的
中西方近代社会
新京报：接下来这部分，我们聊一聊你刚出版的新书《儒法国家》。在西方的政治学著作中国家与社会是作为一组概念出现的。在《儒法国家》中，你也谈到了中国社会发育的过程与西方有所不同。但是许多海外研究中，依然把明清以来的士绅社会和乡里自治组织与西方近代以来的中产阶级的崛起进行比较。我们能否用西方政治学中的“社会”概念，来衡量中国社会？
赵鼎新：近代西方的社会肯定不同于近代中国的社会，如果用西方理论硬套来理解近代中国也肯定会产生各种问题。我们一般用社会这一概念来泛指那些在国家以外，但是并不完全独立于国家的那些社会关系和组织。对于明清中国来说那就是宗族、各种商业组织、行会、书院、诗社等等。你如果问我中国的各种社会组织是否能与近代西方的各种组织相比，我会回答这首先取决于你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就比如我们单纯比较香蕉与苹果的共同点与不同之处，这意义并不大。但是如果我们有具体的指标，比如维生素含量、含糖量等等，比较就有了可能。对于中西方近代的各种社会组织比较研究我也持有同样的态度。如果你是想把近代西方社会的各种组织的发展作为正面模板，然后在中国找具有同样正面意义的发展，我估计你就不得不大规模地误解甚至是篡改历史。如果按照西方人对同类组织的研究范式来做研究，那么你的研究肯定就会带来很多误解。
但这不等于说近代中国发育起来的各种社会组织与西方相应的社会组织就不能进行比较。假如你的问题意识是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首先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形成？这时候比较两个国家的商人和商人组织就产生了意义。因为通过比较你就会发觉，虽然近代中西方的商业发达程度并无根本性的差别，但是中国的商人和商业组织并不像欧洲商人一样能控制一大块领地、能拥有自己的军队、能建立拥有军队的跨国商业同盟（比如汉萨同盟）、能和国家建立契约性的对外扩张同盟、能拥有为自己的存在合法性和行为方式张目的意识形态（比如，自然法、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有限政府、社会契约理论、看不见的手等等）、能控制有些国家的议会甚至发起资产阶级革命。只有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商业高度发达的明清社会完全不可能发育出工业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