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隆贝特王室城堡 Père Igor/CC BY-SA 3.0
其他类似的例子则不太容易简单地归类为成功的市镇收藏。1493年，在雷焦艾米利亚镇（Reggio Emilia），一些杰出的市民向费拉拉公爵埃尔科尔一世·德埃斯特（Ercole Id'Este, Duke of Ferrara）提议，一些最近发现的罗马石棺应该陈列在“一些公共场所，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尽管参与其中的人身份很显赫，但他们的倡议却并无果而终。1592年，在那不勒斯（Naples）附近的阿韦拉（Avella），奥塔维奥·卡特尼奥(Ottavio Cattaneo)将几幅铭文在该镇的中心广场上展出。卡塔尼奥是热那亚（Genoese）人，他买下了阿韦拉的封地，由于这些铭文放置在他的住所外面，所以它们应该被看作是男爵的财产，但因为它们是面向公众展示的，而且在卡塔内奥死后仍一直保存在那里，它们或许可以被视为是市镇收藏的基础。同样在坎帕尼亚（Campania），正如富尔维奥·伦佐(Fulvio Lenzo)所指出的，一些议会(seggi)即城镇内的地方精英组成的委员会，将文物置入他们会面的建筑物的结构中。这些议会并不代表整个城镇，但仍对市镇保护文物和展示文物做出了贡献。让·波尔多·达尔伯纳斯（Jean Poldo d'Albenas）记录说，他的父亲在尼姆市（Nîmes）的新城门里放置了一些文物，但目前还不清楚这到底是他自己的倡议还是政府的意愿。最后还有纳博讷（Narbonne）城墙的例子，这是迄今为止我提到的最大的古文物群。在这里，文物保护工作是由法兰西国王发起的。路易十二（Louis XII）于1507年占领了这座城市，并着手将其作为其王国南部边境的堡垒加以巩固。直到他的继任者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开始重建城墙，才发现了大量的文物。弗朗索瓦一世并未忽视、运出或销毁这些发现的文物，而是建议把它们嵌在在新城墙和新城门里，放置在高到可以看到它们的地方，防止它们被人为或自然破坏。他的继任者将这种模式延续到了17世纪早期。这些城墙大部分毁于19世纪70年代，但雕刻版画和照片很好地展示了防御工事的情况。其中包括刻有铭文的石头、雕像和各种类型的浅浮雕。一方面，在当地对文物漠不关心的情况下，这种干预可以被视为法兰西君主尤其是弗朗索瓦为推动罗马文物保护而进行的广泛运动的一部分，例如弗朗索瓦斯要求尼姆市政府清扫著名的方形神殿（Maison Carrée）。但由于国王没有宣称拥有这些文物，也没有将其运往其他地方，因此即便它没有受到地方当局的启发，将这些城墙视为一种市镇收藏似乎也是合理的。
阿德里安·达扎兹（Adrien Dauzats），纳博讷（Narbonne），佩皮尼昂港（ Porte de Perpignan）。来源：《古老法国朗格多克的浪漫之旅（Voyages pittoresques et romantiques dans l’ancienne France, Languedoc）》vol. ii.1（巴黎，1835）, pl.128. © La Médiathèque du Grand Narbonne, licensed under Creative Commons non-commercial licence
我们如何解释这类收藏品的出现呢?不出所料，一个答案就是人文主义运动的影响，该运动在15世纪席卷意大利半岛，之后传到了法国。学者和他们的资助人都希望能保护、收集和研究古典历史的遗迹。他们认为，与中世纪教会抄写员所写的含混不清、腐败不堪的手稿不同，实物遗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直接接触古代历史的途径。例如，布雷西亚就是新学术研究的中心。这座城市支持了许多活跃的人文主义者的研究，并开设了一些重要的印刷厂，这些印刷厂的印刷品明显更倾向于古典文章。它的罗马起源吸引了古文物研究者，包括来自维罗纳（Verona）的菲利斯·菲利西亚诺（Felice Feliciano）和来自威尼斯（Venice）的乔瓦尼·马尔卡诺娃（Giovanni Marcanova）。由此，其公民意识到了古文物的价值。1486年，米歇尔·费拉里尼(Michele Ferrarini)从雷焦艾米利亚镇(Reggio Emilia)来到这里，监督他所编版本《瓦莱里乌斯·普罗布斯罗马缩略语解释指南》(Valerius Probus's guide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Roman abbreviations)的印刷;在那段时间里，他还在布雷西亚的乡村到处搜寻刻有古代文字的石头。他把这些石头放在历史学家埃利亚·卡普里奥罗(Elia Capriolo)所说的“文物陈列馆（antiquarium）”里，那里可能是市政官员进行文物信息收藏的地方。在古比奥（Gubbio）和佩萨罗（Pesaro），镇议员们从人文主义视角出发采取了措施，分别从伊特鲁里亚语（Etruscan）铭文和双语铭文中保存了一些不寻常和有趣的发现。波尔多当地的人文主义者艾利·维奈特（Elie Vinet）很明显对收藏这些藏品的市政当局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还有一位古典学者叫加布里埃尔·德·鲁贝(Gabriel de Lurbe，或称德·洛贝)，他是一名市政官并就1594年发现的文物写了简短的概述。他们关于这座城市历史和文物的书面记录清楚地表明他们对古典知识和文物保护的坚持，例如，维奈特（Vinet）就曾哀叹宗教战争对古代遗迹的毁灭性影响。当然，人文主义者及其支持者很少提倡无私的学习。就这些市政收藏而言，他们非常清楚罗马遗迹的存在和对其的保存会有助于提升各城镇的地位和威望。通常，这种地方自豪感的表达方式相对直接。例如，在搜集雷焦艾米利亚镇（Reggio Emilia）古墓的提议遭到否决的案例中，该法令的作者写道，他们想为这座城市增添光彩，让它出名。巴勒莫（Palermo）的参议员们写道，展览这些文物发现为“祖国（patria）永恒的荣耀”做出了贡献。之后不久，波尔多的市政长官就竖起了一块牌子并发布了一个非常相似的声明：他们的行为为“波尔多永恒的荣耀”做出了贡献。这些市镇声明强调了遗物发现地点的不同以及遗物所处的新环境的纯净性。巴勒莫的议员们写道，他们展览的遗物曾“被埋葬，或被覆盖在污秽之中”，在波尔多，有一处铭文曾“被污垢和灰尘掩盖”。在卡普阿（Capua），当选官员（eletti）宣布，“他们为卡普阿古代时的一位公民立了一块古石，并为了为祖国赢得更伟大的荣誉，他们在那里花费了40达克特制作了一件大理石材质的装饰品。” 市政府在美化和净化他们的城市的同时，也在纪念他们的过去，他们的展览就为此提供了清晰的证据。在其他情况下，独特的文物为就罗马统治下特定城镇的地位提出具体的政治论点提供了机会。例如，在布雷西亚(Brescia)提到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重要铭文让人文主义者想起公元前49年恺撒授予该地区公民罗马公民身份的历史。其中一位人文主义者乔瓦尼·斯特凡诺·布佐尼(Giovanni Stefano Buzzoni)在该市的赞美诗中提到了铭文所传达的尊严和荣誉。在里昂展出的青铜铭文记录了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建议应允许当地贵族进入罗马元老院。它也因此展示了这座城市在古代时期的特点。贝利耶夫尔（Bellièvre）在1536年提出里昂应该在法国境内建立一个最高法院时就提到了该铭文，并且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它一直作为政治试金石而存在。1586年，维琴察（Vicenza）的市政当局将一块刻有铭文的石头移到了市中心，并将他们的行为记录在原始铭文下方的一块石头上。他们之所以强调这段铭文，可能是因为小阿尔多·马努齐奥(Aldo Manuzio)在那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使用了这段铭文，表明维琴察曾是一个城邦（civitas）而不是罗马帝国统治下一个不那么有名的城市。维内特劝说指挥官移动波尔多特隆贝特王室城堡中的那通铭文上有“bit viv”的缩写，维内将其解释为“维维西人”（Bituriges Vivisci）。这是古代作家经常提到的一个凯尔特部落，是共和国时期尤利乌斯·恺撒的征战目标。在恺撒死后很久，他们把祭坛献给了一位罗马皇帝(铭文中有“avgvsto”（奥古斯都）)，这证实了普林尼（Pliny）在他的《自然史》中所说：即使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他们也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和自治。这类文物突出了某些城市过去的特权，可能有助于这些城市当代地位的树立。
第一市民宫 tetraktys/CC BY 3.0
罗马祭坛。来源：E.维奈特，《波尔多和布尔的文物（L’antiquité de Bourdeaus, et de Bourg）》（波尔多，1574）， Courtesy of Albert and Shirley Small Special Collections Library, University of Virginia
从所展示文物的数量也可以得出类似的观点。可惜我们没有证据表明纳博讷（Narbonne）城墙在当时受到了欢迎，但我们更了解布雷西亚。埃利亚·卡普里奥罗(Elia Capriolo)研究16世纪早期城市历史时指出，这座城市可以被视为罗马的姐妹城市，那里有许多古代遗迹。展览上的众多例子提醒观众，布雷西亚有一个出名的特点，而她的殖民宗主国威尼斯却没有——明显的罗马血统。在这个方面，布雷西亚保持着一种优越感。如果参观者更仔细地检视文字，其图景可能会有些许变化。1480年的法令要求建立铭文墙以确保布雷西亚承认对威尼斯的服从，其中一通现代铭文包含了对该展览的骄傲，以此来纪念一位威尼斯任命的布雷西亚行政官马克安东尼奥·莫罗西尼（Marcantonio Morosini）对罗马模式的模仿。与布雷西亚的忠诚相比，古代萨贡托（Saguntines）对罗马的忠诚更是众所周知。布鲁诺·帕萨马尼(Bruno Passamani)指出，其中没有任何宗教纪念碑，关于葬礼仪式的也相对较少。铭文内容严重倾向于贡献和对公共荣誉的记录，并展现了一些古代的伟人。可能费拉里尼（Ferrarini）或与他有共同兴趣的人为市镇作出这种选择，将其作为恰当展示罗马治下的公共成就和荣誉的方式，也许因此，当地传统可以同样适用于对15世纪威尼斯的令人自豪的臣服。
此外，这些城镇很可能已经集中了他们的收藏，以保护他们所拥有的藏品免受潜在掠夺者的伤害。和威尼斯殖民统治下的布雷西亚一样，大部分提到的意大利城镇都生活在更大中心的阴影之下。因此，他们易遭掠夺，更糟的还会被更强大的对手所奴役。一位阿雷蒂纳（Aretine）的历史学家记得，1384年，佛罗伦萨的指挥官贡萨科（Conciaco）故意把各种罗马遗物埋入阿雷佐（Arezzo）新堡垒的地基下，这个堡垒是佛罗伦萨所建，以维持它对该城市的统治。这位历史学家写道：“刻有古罗马碑文的大理石是阿雷蒂纳人(Aretines)高度统治和其古代历史的明显标志，它们被放置在地基下……藐视它们作为文物的价值，违背公民的意愿。”正如迈克尔·格林哈尔(Michael Greenhalgh)在讨论这篇文章时所指出的，这一传统可能被曲解了——类似的事件本应发生在1502年——但它很好地说明了小城镇历史和遗物的可遇危险。某种市镇收藏为抵御这种威胁提供了一些保护措施。城镇几乎没有机会保存珍贵的雕像和其他贵重的文物。16世纪时，布雷西亚总督（governor）吉安·马特奥·本博(Gian Matteo Bembo)将一尊雕塑愉快地搬到了威尼斯，这尊雕塑被后来的布雷西亚历史学家描述为“这尊雕像……上的装饰标志着布雷西亚市的聪明才智。”1530年，亚历山德罗·巴利尼亚诺(Alessandro Barignano)在佩萨罗（Pesaro）发现了一尊年轻男子铜像的碎片和三通刻有文字的纪念碑，他把它们送给了弗朗西斯科·玛丽亚·德拉·罗维尔(Francesco Maria della Rovere)而不是市镇。(即便如此，1531年出版的城市法令序言的作者仍然为它和其他的发现感到自豪:“我认为，对许多以前未知、而最近才发现的贵族和古代遗迹保持沉默是一种犯罪行为。”)在一个案例中，市镇收藏还保存了曾受压迫的记忆，奥西莫（Osimo）无头雕塑即是如此，因为根据当地说法，詹贾科莫·特里武尔齐奥（Giangiacomo Trivulzio）在1487年占领这座城市后便削下这些雕塑的头[尽管历史学家加洛（Gallo）说,只有“两个最有吸引力的雕像的头和底座被特里武尔齐奥[Trivulzio]削掉，以作为自己胜利的标志]。那次战败后留下的奥西莫（Osimo）收藏可以被解读为这座城市不屈抗争的证明。
相比之下，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市镇收藏与国内私人收藏家存在竞争。例如，在波尔多，弗洛利蒙德·德·拉蒙德（Florimond de Raemond）(城市议会中蒙田的继任者)从1570年起就收藏文物，他把这些文物陈列在自己的花园里，并向当地的知识分子展示。加布里埃尔·德·洛贝（Gabriel de Laube）没有哀叹这些文物的命运，反而很高兴地称赞它们的主人把它们从尘土和遗忘中拯救了出来。市镇或机构收藏也提供了一种手段来保护已逝收藏者们所收藏的文物不受不道德继承人的侵害。例如，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Ulisse Aldrovandi)看到几件16世纪的藏品被对其不感兴趣的继承人卖掉，就把自己的藏品留给了博洛尼亚元老院（Senate of Bologna），就像格里马尼家族（Grimani）把自己的藏品留给了威尼斯一样。也许在佩萨罗，德戈兹家族（de'Gozze family）将市镇团体视为一种确保他们当地一些文物至少能留在城市内的方式，这也解释了他们在16世纪70年代捐赠的原因。
然而，如果把这些收藏品视为因对古董的拥有、诠释和其间联系而着迷的产物，那就忽略了中世纪掠夺和展览的悠久传统。用布雷西亚法令中的话来说，罗马的“使用过的石头”从3世纪起就为建房者提供了现成的材料，或称之为“再利用品（spolia）”。就在那时，随着罗马和平不再，城镇开始修建城墙来保护自己。建筑工人们似乎总是用手边最近的墓地里的石头来建造城镇边界的城墙，他们用刻着字和浅浮雕的石头砌墙。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把有雕饰和文字的侧面向内放置，这样墙的外表面就会很光滑，这意味着再利用品不容易被看到。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就会被发现。在15世纪或16世纪，中世纪早期的城墙被攻破、拆除或修复后，便经常能发现文物。布雷西亚中世纪的城墙是市镇朝外展览在新广场建筑中的铭文的来源。波尔多3世纪晚期的城墙提供了几乎所有来自这座城市的铭文材料，包括维奈特（Vinet）和德·鲁贝鼓励市政长官放在新的市镇收藏中的铭文。也许布雷西亚和波尔多的人文主义者甚至明白，他们的尊崇的铭文很可能起源于城市的中心广场，因此他们又把这些铭文放回了它们应属的地方。
在其他城镇，特别是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城镇，再利用品被用于家庭建筑，尤其是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有些著名的例子，最著名的例子是11世纪的克雷森兹府（Casa dei Crescenzi），其次是洛伦佐·曼利奥（Lorenzo Manlio）在15世纪晚期用贫民窟的再利用品装饰的房子，在西西里（Sicily）和意大利南部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巴勒莫（Palermo）、卡普阿（Capua）的许多建筑和准公共议会（quasi-publicseggi）都拥有再利用品。因此，巴勒莫议员收藏铭文以便使它们“永远可见”。或当16世纪晚期卡普阿（Capua）当选官员（eletti）下令将某些铭文放置在镇中心时,他们在保护这些铭文免受潜在的建筑商和歌颂前辈的人的破坏。当卡塔尼奥（Cattaneo）把铭文放在阿韦拉（Avella）附近的男爵住宅前时，宫殿的外观似乎还是同往常一样。
最引人注目的是，教堂和其他教会建筑长期以来一直是观众可以看到罗马异教遗物展览的地方。再利用品的位置和用途多种多样，用在地板上、墙上，或作为圆柱的柱顶。尽管艺术史学家对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这些证据持不同意见，但我们有理由认为建房者的意图也各不相同。在某些情况下，其摆放位置似乎是随机的，而且铭文不是用来阅读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建造者似乎更有可能把这些建筑作为一种手段，来展示经过改造的古董，以此作为对辉煌过去的纪念或基督教战胜异教的象征。布雷西亚的公民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例子：教堂墙壁上的罗马文物碎片、重复运用的罗马柱顶以及在一个案例中的一个12世纪后半叶用于支撑在索拉里奥（Solario）的圣玛丽亚（Santa Maria）教堂地窖中央拱顶的罗马祭坛。[罗马祭坛上有“deo soli”的铭文，原意是“献给（异教徒）的太阳神”;教堂的规划者可能把它读作“只献给上帝”]当布雷西亚的市政当局在15世纪晚期决定保护重新发现的文物时，他们选择的形式并不会让该镇的居民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已经习惯看到放置在公共场所的文物了。总的来讲，我们可以说大多数城镇展示新藏品的方式——作为城墙的一部分、城镇广场的一部分、对公共开放的建筑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世纪的安置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