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rvindus~commonswiki/CC BY-SA 3.0-Santa_Maria_in_Via_Lata01
中世纪的城镇也嫉妒他们拥有的文物。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试图限制文物的移除。例如，摩德纳（Modena）在1327年禁止出口“lapides magni”(可能是古代石头)。城市还展示了一些标志性的例子。著名的是罗马市镇政府（communal government）在卡比托利欧山（Capitoline Hill）上展览的一只大理石狮子，与青铜拉特兰母狼（Lateran she-wolf）相对应。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在卡普阿(Capua)的凯旋门中放置了文物，一些城市也在永久矗立的大门上展示了文物，卢卡(Lucca)似乎就是这样。早在14世纪，帕多瓦人就在圣儒斯蒂娜圣殿（church of S. Giustina）里向提图斯·里维·哈里斯（Titus Livius Halys）展示了他的贡献，据说提图斯·里维·哈里斯（Titus Livius Halys）就是古代历史学家里维（Livy）。最后，个别统治者或家族使用古文物来提高自己的威望和地位，这似乎是理解古石棺被显赫家族重复用于安葬的最佳方式。中世纪社区的成员可以接触到文物，并希望能使用它们——欣赏和尊重古典文物并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发明。
因此，鉴于15和16世纪发展的中世纪背景，该时间出现的市镇收藏最好被理解为一系列利益的产物——一种新的迷恋和渴望，希望保存经典的过去并点明与现今联系以及长期存在的公共文物展览。他们支持塞尔瓦托·塞蒂斯(Salvatore Settis)的观点。塞蒂斯的目标是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物收藏纳入再利用的传统之中，而不是将它们看作是受人文主义重新发现过去而启发的新创作，并指出它们具有更广泛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例如，在塞蒂斯作品的影响下，学者们指出文艺复兴时期许多早期的私人收藏家使用各种形式的再利用建筑（spoliate construction）来展示他们的藏品。比安卡·德·迪维提斯(Bianca de Divitiis)指出，在那不勒斯，迪奥米德·卡拉法(Diomede Carafa)把文物作为他的宫殿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把文物置入前门和内墙周围，并用古典的柱子来建造庭院。正如凯瑟琳•克里斯蒂安(Kathleen Christian)所言，罗马有一些家族把文物放置在宫殿入口或接待处附近等容易看到的地方。这些文物往往将与罗马共和国先辈有关的家族联系起来，这些先辈的存在要早于罗马教宗和罗马皇帝，并以此来表明这些家族独立于教宗或帝国权威。再如，普洛斯彼罗·桑塔克罗切(Prospero Santacroce)在他的房子外面展示了一幅罗马束棒(fasces)的浮雕，象征着国家行政官的权威。最壮观的是在16世纪初，枢机主教安德里亚·德拉·瓦莱(Andrea della Valle)计划建造一座空中花园，他在古老的基座上建造了新的壁龛，将雕像置于其中，同时也将浮雕嵌置墙内，再用古老的柱子支撑阁楼。这些文物来自拉塔大道（Via Lata）上被毁坏的诺瓦斯之弓（Arcus Novus），它在15世纪隔壁教堂的翻修期间遭到破坏。这些文物的使用，让德拉瓦莱的创作不仅可以被视为一个新的建筑，而且也是与旧建筑之间产生的共鸣。由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家族建造的用来存放他们文物的建筑，其目的并不标志着对古董的全新欣赏，而标志着它们的新地位。它们不再是简单的再利用品，而是被重新定位并放在新的语境中，让人们研究、仿制和欣赏它们。
来自拉塔大道上被毁坏的诺瓦斯之弓的文物 ailko/CC BY 2.5
我们应该如何将市镇收藏的出现纳入这一图景？首先，它应该让我们重新思考那些参与古董收集的代理人。传统上讲，收藏一直为私人、统治者及其家族主导，只有罗马的卡比托利欧收藏(Capitoline collection)和威尼斯的公共雕塑收藏(Statuario Pubblico)例外。从博物馆历史的角度来看，思道四世（Sixtus IV）于1471年12月向罗马人民捐赠的各种雕像被视为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推动了第一个市镇博物馆的建立。正如后来一位艺术机构的历史学家所言，思道四世的行为“值得成为博物馆全球目录中的第一个条目”，因为他把这些雕像“归还”给了创造它们的罗马人，他“奠定了博物馆作为城市或国家身份的守护者的理念，因此，它是公共的、永久的。”15世纪的罗马学者认为,思道四世不是一个有文化的公务人员，他对罗马过去的历史不甚敏感，相反，他在政治上是一个精明的领导者，将自己和掠夺成性、贪得无厌的前任保罗二世区分开来，并将一种标志、仪式和责任赠与市镇政府，但他的礼物仍被视为是一种创新的举措。当然，他鼓励当地的罗马贵族也考虑这样做。加布里埃尔·德·罗西（Gabriele de'Rossi）和马克安托尼奥·阿尔蒂耶（Marcantonio Altieri）里都曾要求他们的继承人把他们的藏品放在一起，如果这些继承人不这么做，这些文物就会被送到卡比托利欧，远离文物市场，脱离教宗的控制。在威尼斯，多梅尼科·格里马尼(Domenico Grimani)把他的古董留给了共和国，共和国把它们存放在总督宫殿的一个房间里。当他的侄子乔瓦尼·格里马尼(Giovanni Grimani)想要在他叔叔的收藏中增加更多藏品时，他明确表示这些藏品应该放在一个“公共场所”，这样“那些看过兵工厂和这座城市其他美景的外国人，也应该看看这些文物”。乔凡尼于1593年去世，其收藏于1596年向公众开放。不过，这两个例子并不是个例。事实上，思道四世的捐赠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罕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许多情况下，市政当局主动为自己创造了收藏，以一种向公众公开的方式保存他们对过去的记忆。有时当地贵族扮演的角色类似于威尼斯的格里马尼家族，比如佩萨罗的德戈兹（de'Gozze）家族，但通常情况下，城镇似乎都采取行动以保护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公开的文物。
因此，这些私人收藏与我们在各种公共和市镇收藏的例子中所看到的东西是相似的，且前者预示了后者的出现。但公共收藏也使这种重复使用的文物的简单发展复杂化，从再利用品到藏品再到博物馆中的艺术展品，它模糊了历史收藏和现代博物馆之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所拥有的文物并不像德拉·瓦莱（della Valle）的花园里所藏的铭文那样为参观者带来愉悦和快乐，他们提供了罗马历史的公开证据，也许还提供了一些关于罗马历史的指导。在这方面，他们更接近意大利16世纪的植物园，而不是宏大的私人收藏、[尽管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Alessandro Farnese)希望他的收藏在他逝世时成为“公共学校”(scuola pubblica)，这是个有趣的例外]。波尔多的展览可能看起来是个例外，但对德鲁苏斯（Drusus）、麦瑟琳娜（Messalina）、克劳狄乌斯（Claudius）以及一位不明身份的奥古斯都人和所有皇室成员的献礼，清楚地表明了波尔多的重要性。赫尔曼·范德赫姆(Herman van der Hem)在1639年为这批藏品配图时，他说似乎看着它们的是一名士兵，而不是面对罗马废墟的普通艺术家。他认为，市镇收藏吸引了来自不同艺术团体的参观者。正如我之前说的，城镇通常无法留住珍贵的文物，但出于当地爱国主义的角度，他们希望展示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作为建立当代自豪感的源泉。在文物收藏的历史上，我们应该注意，不要因过于专注于著名的古代雕像或昂贵的宝石而牺牲了虽平凡但具有文化意义的浮雕、祭坛和铭文。
赫尔曼·范德赫姆(Herman van der Hem)，波尔多，市政厅，笔墨画，1639年。维也纳，奥地利国家图书馆，Kar389.030 f.k., 05:14,fol. 31
最后，这些市镇收藏的效果和影响力如何呢?不幸的是，这些城镇并没有以比私人继承人更有效的方式保存他们所拥有的文物。例如，阿尼奥（Annio）的五尊石棺在16世纪就消失在维特博（Viterbo）。波尔多的雕像下面的铭文很快就被蚀薄了。铭文到17世纪末几乎无法辨认，现在已经没有了。18世纪佩萨罗和巴勒莫（Palermo）的古文物研究者们抱怨(也许是出于自我利益)16世纪的前辈们没有很好地保存这些文物，于是把它们转移到新的博物馆去保护它们。但是在奥西莫（Osimo）、莱克图尔（Lectoure）或布雷西亚（Brescia）所采取的行动是有效的，并且确实保护和彰显了那些原本可能丢失的文物。但17世纪时用民用建筑来存放文物的做法并没有推广开来；直到18世纪，新的市镇收藏品与那个时期新的大型博物馆才开始出现。即使在那时，这种做法也并不普遍。例如，1812年，一位当地的公证人——同时也是文物爱好者——想要保存旺斯（Vence）的罗马铭文，他设法把它们置入教堂的外墙，然后进行修复。然而我们有理由认为，今天出现在市政厅或小城镇其他市政建筑中的当地历史和文化博物馆，其起源应归功于这些措施的发展。
在许多情况下，尽管这些藏品的数量非常少，但尤其是当我们确定了市镇当局在收藏的产生过程中有意扮演的角色之后，将它们视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收藏是合理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历史学家通常都是孤立地看待它们的，他们对单个藏品或所藏它们的特定城镇感兴趣，因此藏品的范围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它们的命运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出土文物的许多地方相似。一方面，考古学家们对提取文物信息很感兴趣，他们会从古代文物的现代以前的记录中提取有关特定文物的任何信息，但很少考虑这些记录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这些文物是如何展示的；另一方面，那些把文物作为新创作的模型和品味历史的媒介的艺术史学家，忽视了过去更为平凡的文物。当学者们研究收藏品时，他们倾向于从罗马寻找模型。因此，我们对古物可能发挥的更广泛的文化作用的了解有限。然而，这些收藏显示出了文物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促进当地与古典历史进行独特联系的一种手段，也是地方市镇当局维护其作为历史保管者角色的一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