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哥伦比亚特区的Form-a-Palooza活动将当地居民、行为科学家和政府机构代表聚集在一起，来重新编写该市的文书文件。然后，新文档在实操中被不断测试，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申请人在获得相应服务时要面对的门槛步骤。（图源：David Ris）
齐哈克所说的“缺少机会”包括一长串门槛：儿童照管服务、医疗保障、优质食品、优质住房和优质教育的匮乏；心理健康和成瘾问题；犯罪逮捕记录对就业前景的影响；以及过去和现在依旧存在的种族主义遗留问题。
不过，齐哈克表示，在这些问题中，特别常见的一点是出行交通问题，这也是她所在机构的关注重点：“人类社会的各种服务机构一直在绞尽脑汁，让他们的客户能有所得，”从法庭预约、到健康体检、到社区大学的课程、再到接送幼儿园孩子们上学。“这样的需求永远存在。”她表示。
在齐哈克看来，各级政府明显已经在试图通过各种社会支持计划来处理这些障碍了：从通勤补贴到就业培训计划。而且，美国一家宣传组织Results for America[10]正在维护的一个广泛的研究数据库[11]表明，注重循证的研究人员和机构正在尽可能快地评估此类计划。
然而，齐哈克同样表示，制度性障碍仍然是循证政策运动的研究前沿。这就像进行新药测试和进行医疗改革之间的区别：随机对照试验和所有其他试验非常擅长评估特定条件下的干预措施对特定人群的影响，却不适用于解决那些相互关联、相互交织、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
对于这样的问题，齐哈克认为：“循证需要时间。这不是一项单一的研究，而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这对于一些社会服务机构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它们受制于资金、需要迅速推出服务的压力、以及并不能总是为人民服务的规章制度。
不过，好消息是，这些机构似乎正在经历一场显著的文化变革。任职于伊利诺伊大学的政治学家杰克·鲍尔斯在2019年的《政治学年鉴》中合著了一篇关于循证政策运动的评估[12]，在他眼里，这场变革部分得益于这项运动：“越来越多负责提供政府服务的人愿意尝试新的想法。”他们也在以一种全新的谦逊态度来看待社会服务的发展过程：不再孤立地制定一项反贫困计划，并试图将其作为一种绝对的、肯定会起作用的东西来推行，而是开始将这一过程视为一次测试、犯错和学习的机会。
政治领域甚至也有了变化的迹象。布朗大学政治学家、鲍尔斯的合著者保罗·泰斯塔说：“我们希望好的科学不仅能促成好的政策，还能促成好的政治。”因此，即使竞争双方在原则上存在严重分歧，他说，“如果他们能够就过程达成一致，以证明怎样的做法最为有效，双方就有望达成共识。”
现如今，这似乎还是一个太过美好的假设。不过，一切皆有可能——毕竟，上述2018年的《循证法》在陷入党派争斗僵局的国会中依然成功通过了，它在两院获得了几乎一致的支持，而且毫无微词地被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签署成为法律。
非营利组织MDRC的数据主管理查德·亨德拉说：“我们知道，外界对政策制定的方式存在很多冷嘲热讽。自1974年成立人力资源示范研究公司以来，MDRC一直在进行循证政策的研究。然而，在与两党双方都合作过后，亨德拉表示，“我对他们听取循证结果的程度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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