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一战”结束，大批摆脱家庭束缚的年轻女性涌入纽约。她们渴望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以女性住客为主的公寓式酒店在美国风靡一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巴比松酒店。巴比松酒店以管理严格著称，只允许女性入住，几乎堪称真实世界里的“芭比乐园”。这里满是充满抱负的年轻演员、模特、艺术家和作家，她们拥有属于自己的房间，渴望在纽约声名鹊起。
可惜好景不长，到了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由于工作机会稀缺，大众开始谴责外出工作的女性，认为女性不该为了挣无关紧要的“零花钱”而从男人那里抢工作。旧道德卷土重来压抑着一批新女性。巴比松饭店此时虽然也面临经济危机，但仍然是那些苦苦坚持，渴望走职业之路女性的庇护所。美国作家、历史学者保丽娜·布伦寻访巴比松饭店百年来的故事，讲述时代大潮下的女性命运。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巴比松大饭店》的第二章，较原文有大幅删减和顺序微调。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文作者｜[美]保利娜·布伦
《巴比松大饭店：自由女性的传奇之地》，[美] 保利娜·布伦 著，何雨珈 译，未读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3月。
凯蒂·吉布斯秘书学校
凯瑟琳·吉布斯秘书学校不仅是一所学校，还是一个现象，是年轻女性找到工作的途径，尤其是在大多数其他职业突然对她们关闭大门的时候。
1909 年，已经46岁的凯瑟琳·吉布斯突然成了寡妇，要独自抚养两个儿子和一个未婚的妹妹。她从布朗大学的朋友们那里借了钱，在该大学的校园里成立了凯瑟琳·吉布斯受教育女性秘书与行政培训学校（Katharine Gibbs School for Secretarial and Executive Training for Educated Women），地点选在如今的布朗大学非洲文化研究系所在的大楼。她是爱尔兰天主教移民的孙女，尽管已经随了夫姓，那群新教的贵族世家却根本不愿意理睬她。
尽管如此，她还是努力瞄准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社会学术语，通常指部分上层阶级的白人）占大多数的上流社会市场，目标是他们从精英大学毕业的未婚女儿们。事实证明，凯瑟琳是个天生的推销高手。她在广告中表明，自己的“私立”学校将保护美国上流阶级的年轻女士们免于屈尊与那些就读于更商业化的秘书学校的微贱之人打交道。
电影《离婚帐单》 (A Bill of Divorcement，1932)剧照。
她也毫不犹豫地去社会名流录中挖掘可利用的价值，即便她作为一个出来工作讨生活的单身母亲，永远也无法被列入其中。到1918年，她的业务已经扩展到纽约。当时，她在《时尚芭莎》打广告，因为有钱人都看这个。
1920年，学校的宣传语是“一所特点鲜明、目标独特的学校”，凯瑟琳还为巴纳德学院和拉德克利夫学院等顶尖大学的高年级学生提供专门的机会，让她们参加专为“高学历”年轻女士开设的强化课程，但名额有限。
1928年，巴比松正式开业的同年，后来被简称为“凯蒂·吉布斯”的这所学校在其学校介绍中指出，继承的财富是“所有保护形式中最不确定的”，而进入吉布斯的年轻女性，目的是靠自己谋生，即便她们清楚地知道，“女性的事业会受到很多阻碍，比如机会不多，比如固有偏见，比如商业本就不在女性天然能涉足的领域，再如，她很少能在薪资、社会认可或责任上得到公正的回报”。
尽管带有这样的女性主义色彩，凯瑟琳商业模式的关键依旧是营造迷人的魅力与优雅奢华的气息。其实，学校介绍中虽然出现了这些关于女性职业机会的充满挑衅意味的话语，却同时在装帧上模仿了富家名媛在首次进入上流社会社交场合时使用的邀舞卡——封面和封底都是有分量的白板纸，书脊用精美厚重的白线装订。
这个产品完全符合凯瑟琳所努力追求的形象，但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很多学生自己的出身背景，比如海伦·埃斯塔布鲁克，她先后求学于马萨诸塞州班克罗夫特学校、瓦萨学院、巴黎索邦大学，最后以一张凯蒂·吉布斯秘书证结束了这一段生涯——尽管她明白自己永远也用不上这张证书。
她将在1933年嫁给罗伯特·沃林·斯托达德——极右组织约翰·伯奇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并利用她所受的诸多教育，成为马萨诸塞州“着装无懈可击”的慈善家，在任何话题上都持有自己的观点，从“苏格兰猎鸟攻略到17世纪罗马的班博西昂塔风俗画派”。
凯蒂·吉布斯纽约分校的规模不断扩大，随之把教学地点搬到了公园大道247 号，自豪地宣布学校新址在曼哈顿唯一专供私家车使用的绿色大道上。学习工商管理、快速打字与速记的年轻女性们没有时间吃正式的午餐，就在自己学习的桌子上吃三明治。
那是“咆哮的二十年代”，凯蒂·吉布斯纽约分校中有很多像海伦·埃斯塔布鲁克这样的年轻女性。对她们来说，选择这所学校，一为精修能力，一为喘息放松：她们可以在大学毕业之后和结婚之前，偷得属于自己的无拘无束的一年，就算这期间确实要进行一些紧张的打字练习。然而，接着“黑色星期四”就来了，一切都不同于以往了。
美国大萧条时期：已婚女性工作违法
1929年10月的一个星期四，股市全面崩溃。就在那一天，美国人的损失相当于国家在“一战”中的全部花费。到下周二，损失还将翻倍。在多家报刊上同时发表作品的专栏作家威尔·罗杰斯也在纽约亲历了“黑色星期四”，他宣称：“你得排队，才能等到一个可供跳楼的窗口。”
然而，对于一些足够富有的人来说，股市崩溃起初只意味着财产上遭受了一点小小的损失。他们继续着享乐生活。鹳鸟俱乐部、摩洛哥酒吧和其他无数的地下酒吧里仍然挤满了上流社会人士、名人和超级富豪。
1931年，股市崩盘两年后，奢华的华尔道夫酒店开业，酒店的专业女公关、著名的艾尔莎·麦克斯韦为需要振作的富人们组织化装舞会、室内游戏、社交晚会和寻宝游戏。然而，所得税的收入数字每天都在直线下降，美国财政部终于承认，只有征收酒税才能弥补不断扩大的政府赤字。禁酒令正式结束：“第二十一条修正案”通过，敲响了纽约地下酒吧的丧钟。“咆哮的二十年代”戛然而止，突然而绝对，即便对富人来说也是如此。
那时，经济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悲惨无望，已经远远超出了华尔街的范围。“黑色星期四”发生后的一年内，美国有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失业。最糟糕的时候，纽约有三分之一的失业人口，曾经郁郁葱葱的曼哈顿中央公园泥泞荒凉，变成一个“胡佛村”—这个词专指临时简陋小屋聚集的棚户区，以当时总统的名字命名，很多人都觉得大萧条应该怪到他的头上。
皮条客与街头叫卖的小贩随处可见。无数人在街角兜售苹果，这是美国苹果种植者在1929年大丰收后促成的慈善之举，他们希望在解决存货的同时，帮城市失业者一把。这些把苹果箱高高扛在肩上的男人的形象，成为养家男人窘境的代名词。但是，拿着一箱箱苹果的女人们在哪里呢？没有。只有负责养家糊口的人才能拿到便宜的苹果，卖出获利，而在人们的认知中，这样的人只会是男性，而且是白人。
电影《摩登时代》（1936）剧照。
毕竟，女人嘛，总是有男人照顾的。反正大家都爱这么说。但事实远非如此——女性面临着和男性同样的困境，她们突然需要养家了，或者要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而养活自己了。事到如今，大萧条已经成为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新现实。巴比松大饭店亦然。
酒店的建造成本并不低：1927年，这23层楼一共花费了400万美元。大萧条全面肆虐，1931年， 巴比松公司（由主持建造该酒店的威廉·希尔克领导的个人*组成）拖欠了贷款。大通国家银行介入并接管了巴比松。第二年，大通银行抗议市政府对该酒店的295万美元估值，声称其公平市值几乎要比这个数字少三分之一。短短一个月之后，巴比松大饭店在抵押期满的拍卖会上以46万美元的“大萧条低价”被贱卖。这家酒店以最迂回的方式，再次回到了那些曾经失去它的人手中。
在整个止赎与转售期间，巴比松继续如常经营。和客户们一样，酒店也需要在 1929年股市崩溃催生的乱套世界中生存，在这个世界里，很多曾经的富人成了穷人，而穷人则变成赤贫阶级。到1934年，纽约无家可归的单身女性达到7.5万人。正如男人有苹果可卖，他们也有廉价旅馆可去，一个宿舍床位只需25美分，甚至更少，而女性则一无所有。
她们只能以地铁为家，或者枯坐在火车站，她们是没被看见的大萧条受害者。由于无货可售，很多人沦落到出卖自己的身体，通过从事性工作来勉力平衡生与死的天平。寻找家政工作的黑人妇女聚集在街角，等着雇主开车经过并提出报价。女人们把这称作新的“奴隶市场”。20世纪20年代，一些年轻的黑人女性曾和白人女性一样，加入了新潮女郎的行列，而现在，前进的步伐戛然而止。无论白人黑人，社会都期望女性把仅存的工作机会与自尊拱手让给男人。
超过80%的美国人认为，最适合女性待的地方再次变回了家中。还有一种政府妇女事务局不得不反复驳斥的普遍观点：女性是为了挣无关紧要的“零花钱”而从男人那里抢工作的。这当然完全是妄想胡言。现实情况是，许多年轻女性被迫鼓起勇气出去工作，养家糊口，而没有配偶在开销上提供支持的女性则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
巴比松，纽约最耀眼的女性专属酒店，不得不采取与以往不同的策略来应对大萧条的到来。女性顾客们变了，酒店也不得不随之改变。现在巴比松刊登的广告承诺的是经济实惠的简约房间，以及在令人向往的环境中建立人脉网络，寻求赚钱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