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街景
几天后黄歧如约而至，宋再生将其带到大东旅社，陈赓早已化装成国民党上校等候在那。见面后，宋再生介绍说：“这位是我们司令部的王参谋，他可以带你去见司令。”
陈赓将黄歧带上汽车，开到威海路805号一幢石库门房屋前，等在这里的并没有什么司令，而是当时的主持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和几名队员。见了黄歧，顾顺章故意说：“想必这位就是黄君吧，我们司令临时有事要晚点才来，他交代一定要好酒好菜招待好黄君。”
入席后，顾顺章亲自提起酒壶为大家倒酒。陈赓端起酒杯站起来说：“来我敬黄君一杯，祝我们的行动取得成功。”说完一饮而尽。黄歧见状，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不料片刻之后他便烂醉如泥，随后再也未在上海出现。
原来这酒不是普通的酒，酒壶也不是普通的酒壶。顾顺章与陈赓同一批前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其中一项内容便是变魔术。顾顺章对此颇有天赋，魔术变得很好，回到上海后还曾以“魔术师化广奇”的名号公开表演。此人特工技巧掌握得很好，可惜后来当了叛徒。
那个酒壶是魔术酒壶，倒给陈赓的是普通的白开水，倒给黄歧的则是特科特制的“千里香”，表面上看与一般酒无异，但一口下肚后就会被放倒。就这样，宋再生提供的情报帮特科除掉了一个威胁极大的叛徒。
淞沪警备司令部旧址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功臣电视剧《暗算》中有一个情节，中央特科为了保证党中央在上海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的安全，特意开了一家医院作为掩护。很多观众觉得不可思议，但这确实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宋再生便是故事的主角之一。
1930年，为了加强党对苏区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于5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开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这次参会的有各苏区代表、红军代表、各革命团体代表以及中央领导同志。
由于涉及人数多，加上国民党的严密监控，走漏了风声。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熊式辉认为这是一个将中共高层一网打尽的好机会，他下令悬赏50万元，让手下的特务和密探查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
宋再生得知这一信息后立即向陈赓报告。正常情况下，取消会议才是最安全的办法。但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已经上报共产国际，各地的代表也早已出发，即便取消也无法通知到他们。所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会议必须在上海召开。
特科的工作是选择一个安全的会议地点，做好一切防范。经过大量实地考察，特科最终选择租界繁华的派克路路口。这里有一家英国人开的卡尔登戏院，而且是闹市中心，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参会代表往来于此不容易引起注意，而且一旦发生意外也能利用人群掩护快速疏散。
特科在卡尔登戏院背后租了一栋四层楼的房子开医院，因为像旅馆、咖啡厅、舞厅这类休闲场所，人员随便进入，很难找到合适的理由拒绝。医院则可以拒绝可疑人员随意走动，即便看病的人很多，也可以转到附近的其他医院。
特科在医院内外设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医院外围，马路上布满了化装的暗哨，一旦发现情况他们会提前发出信号，甚至拔枪与敌人战斗。第二道是医院职员，虽然他们都穿着白大褂，但衣服里面都揣着驳壳枪。第三道是医院后面的窗架着梯子，万一发生意外，代表们将从这里撤走。
此时，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特务也在紧张侦查会议的时间和地点，不过却没有任何结果。熊式辉气得把他们大骂一顿，宋再生主动请缨，表示自己与租界捕房关系不错，可以让他们协助搜查。
在得到熊式辉批准后，宋再生联系了租界一批警探加上自己的随员，兵分两路在派克路、白克路一带搜索。但他使用了一个拖延计策，要求大家挨家挨户搜，必须认真检查每个房间额每个角落。这样一来，他不仅占用了敌人大量力量，而且让搜索进度变得很慢。
直到5月23日，宋再生等人才搜索到克尔登戏院背后的医院，但这里早已人去楼空。正是由于宋再生的“积极主动”才为大会的召开赢得了时间，为会议的成功召开立下大功。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派克路、白克路闹市。
解放后隐姓埋名戴其萼去找宋启华时，他曾描述过自己的经历。按照宋启华的说法，他们兄弟两人在一次制裁叛徒的行动中被捕。由于陈赓平时就教给他们许多应对措施，他们在狱中经受住了酷刑，没有泄露组织的秘密，最终两人被判无期。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这等于与英美撕破脸皮。第二天，日军便占领了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租界巡捕房撤离前才将宋启华释放，他出狱后既找不到组织，也找不到自己的大哥。只能带着家人躲到徐州，以卖中药掩护。
当时是战乱时期联络不畅，加上宋氏两兄弟都在隐蔽战线工作，非常注意隐蔽自己的身份，宋启华与哥哥失去联系，以为他在狱中牺牲了。
事实上，宋再生并没有牺牲。原外文局副局长穆欣在《隐蔽战线的统帅》一书中描述了解放后宋再生的一些信息：
经过组织的营救，宋再生1934年就出狱了。他原本打算筹款到巢湖拉部队打游击，但未能实现。后来，他又伪装成商人，穿过白区一路南下，想到重庆寻找组织，但不仅未能联系上，还被特务盯住。无奈之下，他只能再回上海谋生，自从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上海解放后，宋再生也第一时间找到陈赓。据曾担任中央特科通讯科科长的李强回忆，宋再生送来两筐水蜜桃，一筐给陈赓，一筐给他。后来经陈赓安排，宋再生曾担任上海市公安局情报组第一组组长，1951年任上海南京路同羽春茶馆经理。
李维汉在与李一氓通信时也提到，解放后宋再生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李因工作去上海还与他见面。后来宋启华也被调往上海工作，想必此时宋启华会知道哥哥还活着的消息。
穆欣是八路军中的老宣传员，能查到一些内部档案，在写隐蔽战线系列书籍时与曾经的特科队员有广泛联系，书中许多情节和故事都由他们讲述。所以穆欣的书可信度是相当高的。
解放后的宋再生（中间老者）
事实上隐蔽战线上的许多人物，在历史书或一些文艺作品中名气很大，但解放后并没有活跃在公众视野。这是由其职业性质决定的：
其一，隐蔽战线主要是以情报工作为主，贡献很难量化。因为他们只负责弄情报，为高层决策提供参考，最终相关事件还要具体人员结合实际情况处置。按照一般惯例，功劳往往会记在具体处置事件的人员身上，出于保密原因，无法对隐蔽战线的人员进行公开表彰。
其二，由于身上肩负着国家的秘密，他们不能轻易抛头露脸，有的干部甚至在解放后仍以普通职业为掩护，继续潜伏，这就注定了他们与“升官发财”无缘。比如一个叫祁文山的隐蔽战线战士，直到1968年才公开身份。
其三，从职场角度分析，长期潜伏敌营相当于在外单位工作，自然造成了与本单位的疏离。即便将来回归，短时间内也难以融入新的工作，所以解放后他们大部分人都从事着基层工作。
这些，隐蔽战线的战士当然知道。但他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前途，深入虎穴，抵挡住各种诱惑，一次次搞到挽救党组织的情报。这种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行为，正说明了他们有着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理想，也衬托出他们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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