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河森堡】
匮乏以及匮乏引发的风波和苦难成为17世纪的主旋律。
伏尔泰曾说：“17世纪是篡权者的时代，世界是抢劫、掠夺、胡作非为的大舞台。”
20世纪中叶，英国历史学者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也曾表示，17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一个经济衰退、粮食减产、死亡率上升、社会叛乱频发的时代，各国普遍迎来了危机，现今的史学界通常将这场危机称为“17世纪危机”。
乔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是一位对17世纪危机有过深入研究的学者，他表示，从第一手数据来看，当时全球可能有1/3的人口在频繁的战乱、饥荒和瘟疫中消失。
目前不少学者认为，这种全球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17世纪的气候较之如今要明显寒冷，尤其是在17世纪中叶，太阳活动明显减弱，寒冷进一步加剧，从而引发了全球各地一系列的动荡，从明朝晚期的不少记载中都可以看到极寒气候留下的种种迹象。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春，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大范围冰雪天气竟然持续了40多天，洞庭湖随之冰封。
崇祯六年（公元1634年），黄河封冻，冰坚如石。
崇祯九年（公元1637年），海南岛竟然下起雪来，这场雪一下就是三天，使得草木尽枯。
1641年，苏州的桃花盛花时间比往年晚了将近两个星期。
第二年，江苏省竟然于立夏之际下起霜来。
学者们从这些信息推算出，17世纪中叶的气温较之如今可能要低2摄氏度左右。
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化（数据/竺可桢）
中国气候学家张家诚先生曾经表示，在如今的中国，如果不考虑其他变量的话，气温每下降1摄氏度，粮食亩产量就会降低10%，年平均降雨量减少100毫米，粮食亩产量也会降低10%，然而，干燥和寒冷往往相随相伴，当它们发生共振时，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打击会更加严重。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数据描述的是拥有各种现代化农业设备的当今中国。考虑到明朝末期的生产力水平，气候恶化对农业生产带来的负面影响只可能更大，可想而知，中国万千农民在明朝末年面临的是怎样的绝境。
中国自公元前21世纪建立第一个王朝并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在4000余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明朝末年那么冷过，也正是在极度的幽寒之中，各种天灾在明末迎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集中爆发。邓拓先生做过统计，整个明朝276年的历史中，全境内共计发生各类天灾1011次，平均每年发生3.7次，尤其是明朝后期，天灾之密集、惨烈简直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大明万千黎民连一年安度都成了奢望。
极度的匮乏席卷全国，深深地动摇了帝国的根基，皇帝很快就从大臣递上来的各类公文中了解到民间的种种惨状。
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二十六日，一位叫马懋才的官员给崇祯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其内容大概如下：
臣的家乡延安府去年一年没有下雨，草木焦枯，八九月间，乡人争相采集山间的蓬草为食，这东西味道苦涩，就算吃了也只能勉强活命，等到十月，蓬草吃尽，百姓们只能剥树皮吃。年底的时候，树皮也吃光了，他们只好挖石头吃了，石头性冷味腥，吃下之后没几天便会腹胀而死（无法消化）。
有的乡民不甘心吃石头胀死，于是相聚为盗，稍微有点积蓄的人就会被抢，当地官员根本无法制止。有的盗贼被抓了，还振振有词，说饿死也是死，当盗贼被抓也是死，反正都是死，有什么不同？安塞城西边，每天都有一两个幼童被抛弃在那里，那些孩子有的哭喊着找父母，有的吃粪土充饥，等到第二天早晨，他们已经无一生还，然而还会不断有新的弃儿被抛至此。
更为诡异的是，有的小孩或者单独行动的人，一走到城外就消失了，后来才发现城门外有人在用人骨头当柴禾煮人肉吃，之前失踪的那些人都是被吃了。食人者吃人之后，过几日也会面目肿赤，燥热而死。于是城里死者相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挖了好几个大坑埋死人，每个坑能容纳几百具尸体，臣出发的时候，已经填满了三坑，数里之外的地方，来不及埋葬的死者数不胜数。
这个奏折的内容触目惊心，然而在匮乏的重压之下，明末的恐怖远远不及于此，架起锅煮人吃的情况并不仅仅在陕西一地出现，上海等地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
崇祯年间，一个出身官宦家庭，名叫姚廷遴的人，在《历年记》中记载了其在上海的所见所闻。
他写道，崇祯十五年的上海，由于灾荒，满街都是死人，人们晚上回家的时候，由于光线昏暗，很容易踩到尸体。当地有数百名儿童被遗弃，这些孩子只能在路边讨饭为生，后来便有人将这些儿童*害后烹食。姚还写道，食人者会专门挑选长得肥壮一些的孩子，仿佛是在菜市场里选购食材。明末的一些省份甚至出现了人肉市场，将人肉明码标价。有人刚倒地就被周围的人肢解殆尽，只剩眼睛还直勾勾地瞪着。街边的屠户若无其事地从死者身上刮肉，如同屠宰牲口一般，往来行人也习以为常。
匮乏之所以可以深深地左右历史的进程，是因为匮乏可以形成自我反馈而不断引发新的匮乏，就好像炸药被连环引爆那样，所不同的是，炸药在接连引爆的过程中会剧烈地释放出光和热，而匮乏被接连“引爆”的过程中则会剧烈地释放出苦难和暴力。
匮乏是可以传递下去的，而暴力就是传递匮乏最常见的一种方式。
如前文所说，17世纪的灾害是全球性的，在匮乏横扫明朝之际，位于东北的女真人也不好过。这是由女真族特殊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虽然他们也种一些粮食、畜养一些牲畜，但是渔猎在他们的生活中依然占据很大的比重，今天很多学者也把女真族视为标准的渔猎民族。
然而，渔猎这种生产方式对环境的依赖性非常高，陈述先生在《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中表示：
“根据收入的稳定性，即依靠自然的程度来看，手工业胜于农业，农业胜于牧业，牧业又胜于渔猎。但手工业是附于农牧的，牧畜、渔猎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外界条件，狂风暴雨会摧残牲畜，农业也有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但比牧畜渔猎要稳定”。
在上述这几种生产方式中，渔猎是最不稳定、最容易受到气候环境干扰的一种，当恶劣气候普遍来袭时，长城内的农耕区尚且到了人肉明码标价的程度，东北渔猎区的女真政权所面临的匮乏压力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匮乏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匮乏传递出去，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正是这么做的。
努尔哈赤（资料图）
北华大学清史专家王景泽教授曾经表示，“努尔哈赤于灾害之年建国，藉以鼓舞士气，亦于灾害之年发动对明战争，其初始目的是经济掠夺，度过饥荒，防止人心瓦解”。从1618年开始，后金和明朝之间的武装冲突全面爆发，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女真军队对明朝边境和内地展开了一系列的抢掠和洗劫，多次从关内带走数以十万计的人口和牲畜。
然而，接二连三的军事胜利给女真政权带去的不仅仅是物资，更有不断壮大的力量。
由于长城内的农耕相较长城外的渔猎稳定，对恶劣气候环境的适应性更强，所以在明朝和后金（满洲）两个政权的交界处仿佛产生了某种强烈的“渗透效应”，在八旗兵的“搬运”下，各种维持生存的资源不断地从内地流到关外，从“浓度高”的地方流向“浓度低”的地方。
在17世纪中叶，这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是由长城内外的不同地理环境决定的，人力无法抗衡，然而也正是这种因素给女真政权施加了巨大的匮乏压力，进而引发了强烈的劫掠动机，大大地加剧了明朝的衰落。
除此之外，人口往往随着资源迁徙，在女真政权不断地从明朝劫掠资源的时候，一些饱受天灾蹂躏的蒙古贵族也选择了投靠。皇太极对这些人表现了极大的善意，因为他急于扩充自己的实力，于是，多出来的人口稀释了多出来的资源。要想让一个更大规模的政权存续下去，就需要更大规模的劫掠。
通常来说，当不怀好意的女真大军来犯时，明朝军队应该全力痛剿才对，可是女真军队却犹入无人之境，屡屡得手，因为当时的明朝军队大多面临着极度的匮乏，几乎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崇祯十年（1637年），明末军事将领卢象升曾经写了一份公文，描述他在巡视边防部队时的所见所闻。
文中说，他巡视北境时正值隆冬时节，自己穿着裘皮都冻得发抖，而当地的很多士兵竟然连衣服都穿不起（身无挂体之裳）。在武场列队的时候，不断地有士兵冻僵倒地，有的士兵甚至连鞋和袜子都没有，他看了以后忍不住掉眼泪。在第一线迎战的边防军尚且如此，何况是其他的军队。更有甚者，有的士兵只能典当自己的衣服和鞋以换得一口饭吃，甚至到了“鬻子出妻，沿街乞食”的地步，也就是卖掉自己的老婆、孩子，然后上街乞讨。
卢象升还说，边防军队的战马配备不齐，而仅有的一些战马也都“羸瘦不堪，加鞭即倒”，战马已经瘦到了一鞭子就能抽倒的程度，这样的军队何谈保家卫国呢？
在极度的匮乏之下，明朝连保卫自己的武装力量都难以组织起来，这样一个帝国除了轰然倒地，不会再有别的可能了。
瘟疫肆虐
除了严重的饥荒和战乱，瘟疫也是加剧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匮乏如何引发各类疫情的爆发，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还是一个陌生的逻辑。
美国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曾经在自己的著作《瘟疫与人》中提到一个观点：
某个地区之所以会有瘟疫肆虐，很可能是因为该地区之前的环境稳态被破坏了，病原体与人畜之间的关系失去了平衡，瘟疫就会爆发，感染并且*死大量的宿主，直到环境形成新的稳态为止。
这个理论在明朝末年得到了充分的验证。17世纪中叶，交通水平低下，明朝百姓长期生活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对局部地区的微生物环境已经产生了适应性，而当旱灾和蝗灾接连洗礼某个地区之后，人们便不得不逃到其他地区，人口的大量流动会搅动各地微生物环境的平衡，为传染病的大规模扩散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除此之外，当粮食出现歉收或者绝收时，人们不得不拓宽自己的食谱以求活命，将一些平时不会食用的东西变成食物，比如一些啮齿类动物，其中染了病的动物更容易被捕捉和捡食。原本已经因为饥饿而免疫力低下的人再接触这些病菌的载体，便很容易被感染，其根本原因在于食物的匮乏，因此，相当大的一部分疫情是伴随着旱灾和蝗灾出现的。1640—1641年，常有灾害与瘟疫伴生的现象出现。明末的山东、安徽等地，除了深陷饥荒，还有过半的民众死于恐怖的瘟疫，如枣一般大的绿苍蝇漫天飞舞，遮天蔽日。
在各种文献的记载中，人们总是把烈性传染病笼统地称为“疫”，而明朝末年肆虐各地的“疫”应该不是特指某一种传染病，而是多种传染病的统称。从各种细节来推断，其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很可能是鼠疫。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曾经对明末的疫情做了深入的分析。崇祯末年，旱灾、蝗灾接连袭来，极度的匮乏在明朝境内迅速蔓延，无数饥饿的流民成为李自成军队无穷无尽的兵源。这股被匮乏凝聚起来的武装力量仿佛化作了一具巨型僵尸，哀嚎着爬过明朝的万里河山，无论朝廷怎么打击和剿灭，它都能一次次起死回生、卷土重来。
如果我们深入了解就会发现，李自成军队所到之处，带去的并非只有兵灾，还有一些更恐怖的东西。崇祯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那是明朝的最后一年，天津有一位名叫骆养性的官员，很不幸地成为一场浩劫的直接见证者。
他在公文中写道，崇祯十七年八月间，天津一场严重的疫情达到了顶峰，很多患者感染后迅速死亡。这种病不仅致死率很高，传染性还极强，每天病死的有数百人之多，被传染病灭门的家庭多到“排门逐户”的地步，天津全城“棺蒿充途，哀号满路”，街上摆满了棺材和裹尸的席子，路上全是失去亲人者的哀号。这位姓骆的官员表示，这场恐怖的传染病是由李自成的军队带来的。
同时另外一段史料侧面证实了李自成军队和鼠疫之间的关系：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闯贼入怀来，十六日移营东去，是年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
出自《怀来县志》的这段记载表明，李自成的军队进入河北怀来以后，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全都爆发了严重的瘟疫，他们没有经过的地方则没有疫情发生，这说明李自成军队是瘟疫的主要传播者。
曹树基教授表示，从之后的一些关于这场瘟疫的记载来看，这种瘟疫有三个特点：传染性强、死亡率高、人畜共患，正是鼠疫的典型特征。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早前在河北、北京一带发生的异象，便能从中发现更多鼠疫的证据。
比如崇祯十六年七月，通州一带突然出现一种“疙瘩病”，迅速传染，有的家庭全家无一幸免，以至于无人收尸。这种烈性传染病之所以叫“疙瘩病”，是因为患者身上会长出疙瘩一样的肿块。
在曹教授看来，所谓的疙瘩其实正是鼠疫患者典型的淋巴肿大症状，同时，感染肺鼠疫的患者也会有朝染夕亡的致死速度。除了通州，在昌平、保定等地，这种疙瘩病也相继出现，有的地方由于瘟疫太过恐怖，民间连凭吊死者的基本礼节都废除了。
疫情于北京、河北一带四处蔓延之际，李自成的军队一头扎进疫区，四处抢掠，不仅给病原体带去了无数的宿主，不断行进的军队更是将疫情扩散到四方，造成巨量的人口蒸发。据推测，明清更迭之际，华北三省死于鼠疫的人数不低于500万人。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发的，主要存在于自然界一些啮齿类动物的身体中，这些小动物身上往往会有诸如跳蚤一类的寄生虫。跳蚤吸食了患病宿主的血后，鼠疫杆菌会在跳蚤的前胃棘增生，造成前胃阻塞，这一效应被称为菌栓（Blocking）。有菌栓的跳蚤由于前胃被堵住了，吸食的血液便很难进入胃里被消化，这让跳蚤始终处于饥饿之中，于是更加疯狂地吸血。当这些跳蚤吸食家鼠或者人类的血液时，血液会在跳蚤体内与鼠疫杆菌混合，之后再回到宿主血管里，造成新的宿主感染，这就是鼠疫传播的基本原理。
通常来说，各类啮齿动物和它们身上的寄生虫往往距人类生活区域较远，如中国北方一些荒漠草原地带，在这些地方，鼠疫杆菌会局限在特定范围内传播，形成“鼠疫自然疫源地”。然而，随着农耕区人口压力的增大，粮食越来越匮乏，为了填饱肚子，一些农业人口迫于匮乏的压力而被挤压到新的环境里开荒，这种行为便无意中打破了“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平衡。
鼠疫向人类社会扩散的途径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关于家鼠的。家鼠和开荒的人类一起迁移到新地之后，会和当地啮齿类动物接触，这些家鼠也就会因此被跳蚤叮咬而感染鼠疫杆菌。家鼠和人类的关系一向密切，当它们回到自己的住所时，带回的跳蚤便可能叮咬人类，人类聚居区内的广泛传播也就开始了。
第二种传播途径是关于人类自身行为的。在一些“鼠疫自然疫源地”，会有一些啮齿类动物在巢穴里贮藏一些诸如谷物和草籽之类的食物，如果当地发生了饥荒的话，粮食的匮乏会把一些灾民逼入绝境，他们就会去挖掘啮齿类动物的贮粮以填饱肚子，在挖掘巢穴的过程中极有可能被跳蚤叮咬而感染鼠疫杆菌。
此外，还有一些因病而死的啮齿类动物会被饥饿的灾民捡食，这也是重要的传染途径。如果再有四处征战的军队进入疫区，那横扫全国多个省份的鼠疫疫情就会随之而起，明朝末年正是这样。
无论是旱灾、蝗灾、疫灾，还是兵灾，它们只不过是“匮乏”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两个字深深地影响着无数的人。明朝末年，中国人口剧烈崩塌，最悲观的推测认为，明清迭代之际，全国人口消失了40%。正是在这天崩地裂的浩劫之中，中国历史迎来了最后一次王朝更迭。
清帝国的故事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