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年指明朝哪年,天启年是明中期吗

首页 > 影视动漫 > 作者:YD1662023-05-22 22:31:04

【文/河森堡】

匮乏以及匮乏引发的风波和苦难成为17世纪的主旋律。

伏尔泰曾说:“17世纪是篡权者的时代,世界是抢劫、掠夺、胡作非为的大舞台。”

20世纪中叶,英国历史学者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也曾表示,17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一个经济衰退、粮食减产、死亡率上升、社会叛乱频发的时代,各国普遍迎来了危机,现今的史学界通常将这场危机称为“17世纪危机”。

乔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是一位对17世纪危机有过深入研究的学者,他表示,从第一手数据来看,当时全球可能有1/3的人口在频繁的战乱、饥荒和瘟疫中消失。

目前不少学者认为,这种全球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17世纪的气候较之如今要明显寒冷,尤其是在17世纪中叶,太阳活动明显减弱,寒冷进一步加剧,从而引发了全球各地一系列的动荡,从明朝晚期的不少记载中都可以看到极寒气候留下的种种迹象。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春,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大范围冰雪天气竟然持续了40多天,洞庭湖随之冰封。

崇祯六年(公元1634年),黄河封冻,冰坚如石。

崇祯九年(公元1637年),海南岛竟然下起雪来,这场雪一下就是三天,使得草木尽枯。

1641年,苏州的桃花盛花时间比往年晚了将近两个星期。

第二年,江苏省竟然于立夏之际下起霜来。

学者们从这些信息推算出,17世纪中叶的气温较之如今可能要低2摄氏度左右。

天启年指明朝哪年,天启年是明中期吗(1)

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化(数据/竺可桢)

中国气候学家张家诚先生曾经表示,在如今的中国,如果不考虑其他变量的话,气温每下降1摄氏度,粮食亩产量就会降低10%,年平均降雨量减少100毫米,粮食亩产量也会降低10%,然而,干燥和寒冷往往相随相伴,当它们发生共振时,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打击会更加严重。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数据描述的是拥有各种现代化农业设备的当今中国。考虑到明朝末期的生产力水平,气候恶化对农业生产带来的负面影响只可能更大,可想而知,中国万千农民在明朝末年面临的是怎样的绝境。

中国自公元前21世纪建立第一个王朝并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在4000余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明朝末年那么冷过,也正是在极度的幽寒之中,各种天灾在明末迎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集中爆发。邓拓先生做过统计,整个明朝276年的历史中,全境内共计发生各类天灾1011次,平均每年发生3.7次,尤其是明朝后期,天灾之密集、惨烈简直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大明万千黎民连一年安度都成了奢望。

天启年指明朝哪年,天启年是明中期吗(2)

极度的匮乏席卷全国,深深地动摇了帝国的根基,皇帝很快就从大臣递上来的各类公文中了解到民间的种种惨状。

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二十六日,一位叫马懋才的官员给崇祯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其内容大概如下:

臣的家乡延安府去年一年没有下雨,草木焦枯,八九月间,乡人争相采集山间的蓬草为食,这东西味道苦涩,就算吃了也只能勉强活命,等到十月,蓬草吃尽,百姓们只能剥树皮吃。年底的时候,树皮也吃光了,他们只好挖石头吃了,石头性冷味腥,吃下之后没几天便会腹胀而死(无法消化)。

有的乡民不甘心吃石头胀死,于是相聚为盗,稍微有点积蓄的人就会被抢,当地官员根本无法制止。有的盗贼被抓了,还振振有词,说饿死也是死,当盗贼被抓也是死,反正都是死,有什么不同?安塞城西边,每天都有一两个幼童被抛弃在那里,那些孩子有的哭喊着找父母,有的吃粪土充饥,等到第二天早晨,他们已经无一生还,然而还会不断有新的弃儿被抛至此。

更为诡异的是,有的小孩或者单独行动的人,一走到城外就消失了,后来才发现城门外有人在用人骨头当柴禾煮人肉吃,之前失踪的那些人都是被吃了。食人者吃人之后,过几日也会面目肿赤,燥热而死。于是城里死者相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挖了好几个大坑埋死人,每个坑能容纳几百具尸体,臣出发的时候,已经填满了三坑,数里之外的地方,来不及埋葬的死者数不胜数。

这个奏折的内容触目惊心,然而在匮乏的重压之下,明末的恐怖远远不及于此,架起锅煮人吃的情况并不仅仅在陕西一地出现,上海等地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

崇祯年间,一个出身官宦家庭,名叫姚廷遴的人,在《历年记》中记载了其在上海的所见所闻。

他写道,崇祯十五年的上海,由于灾荒,满街都是死人,人们晚上回家的时候,由于光线昏暗,很容易踩到尸体。当地有数百名儿童被遗弃,这些孩子只能在路边讨饭为生,后来便有人将这些儿童*害后烹食。姚还写道,食人者会专门挑选长得肥壮一些的孩子,仿佛是在菜市场里选购食材。明末的一些省份甚至出现了人肉市场,将人肉明码标价。有人刚倒地就被周围的人肢解殆尽,只剩眼睛还直勾勾地瞪着。街边的屠户若无其事地从死者身上刮肉,如同屠宰牲口一般,往来行人也习以为常。

匮乏之所以可以深深地左右历史的进程,是因为匮乏可以形成自我反馈而不断引发新的匮乏,就好像炸药被连环引爆那样,所不同的是,炸药在接连引爆的过程中会剧烈地释放出光和热,而匮乏被接连“引爆”的过程中则会剧烈地释放出苦难和暴力。

匮乏是可以传递下去的,而暴力就是传递匮乏最常见的一种方式。

如前文所说,17世纪的灾害是全球性的,在匮乏横扫明朝之际,位于东北的女真人也不好过。这是由女真族特殊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虽然他们也种一些粮食、畜养一些牲畜,但是渔猎在他们的生活中依然占据很大的比重,今天很多学者也把女真族视为标准的渔猎民族。

然而,渔猎这种生产方式对环境的依赖性非常高,陈述先生在《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中表示:

“根据收入的稳定性,即依靠自然的程度来看,手工业胜于农业,农业胜于牧业,牧业又胜于渔猎。但手工业是附于农牧的,牧畜、渔猎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外界条件,狂风暴雨会摧残牲畜,农业也有水、旱、虫、蝗等自然灾害,但比牧畜渔猎要稳定”。

在上述这几种生产方式中,渔猎是最不稳定、最容易受到气候环境干扰的一种,当恶劣气候普遍来袭时,长城内的农耕区尚且到了人肉明码标价的程度,东北渔猎区的女真政权所面临的匮乏压力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匮乏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匮乏传递出去,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正是这么做的。

天启年指明朝哪年,天启年是明中期吗(3)

努尔哈赤(资料图)

北华大学清史专家王景泽教授曾经表示,“努尔哈赤于灾害之年建国,藉以鼓舞士气,亦于灾害之年发动对明战争,其初始目的是经济掠夺,度过饥荒,防止人心瓦解”。从1618年开始,后金和明朝之间的武装冲突全面爆发,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女真军队对明朝边境和内地展开了一系列的抢掠和洗劫,多次从关内带走数以十万计的人口和牲畜。

然而,接二连三的军事胜利给女真政权带去的不仅仅是物资,更有不断壮大的力量。

由于长城内的农耕相较长城外的渔猎稳定,对恶劣气候环境的适应性更强,所以在明朝和后金(满洲)两个政权的交界处仿佛产生了某种强烈的“渗透效应”,在八旗兵的“搬运”下,各种维持生存的资源不断地从内地流到关外,从“浓度高”的地方流向“浓度低”的地方。

在17世纪中叶,这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是由长城内外的不同地理环境决定的,人力无法抗衡,然而也正是这种因素给女真政权施加了巨大的匮乏压力,进而引发了强烈的劫掠动机,大大地加剧了明朝的衰落。

除此之外,人口往往随着资源迁徙,在女真政权不断地从明朝劫掠资源的时候,一些饱受天灾蹂躏的蒙古贵族也选择了投靠。皇太极对这些人表现了极大的善意,因为他急于扩充自己的实力,于是,多出来的人口稀释了多出来的资源。要想让一个更大规模的政权存续下去,就需要更大规模的劫掠。

通常来说,当不怀好意的女真大军来犯时,明朝军队应该全力痛剿才对,可是女真军队却犹入无人之境,屡屡得手,因为当时的明朝军队大多面临着极度的匮乏,几乎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崇祯十年(1637年),明末军事将领卢象升曾经写了一份公文,描述他在巡视边防部队时的所见所闻。

文中说,他巡视北境时正值隆冬时节,自己穿着裘皮都冻得发抖,而当地的很多士兵竟然连衣服都穿不起(身无挂体之裳)。在武场列队的时候,不断地有士兵冻僵倒地,有的士兵甚至连鞋和袜子都没有,他看了以后忍不住掉眼泪。在第一线迎战的边防军尚且如此,何况是其他的军队。更有甚者,有的士兵只能典当自己的衣服和鞋以换得一口饭吃,甚至到了“鬻子出妻,沿街乞食”的地步,也就是卖掉自己的老婆、孩子,然后上街乞讨。

卢象升还说,边防军队的战马配备不齐,而仅有的一些战马也都“羸瘦不堪,加鞭即倒”,战马已经瘦到了一鞭子就能抽倒的程度,这样的军队何谈保家卫国呢?

在极度的匮乏之下,明朝连保卫自己的武装力量都难以组织起来,这样一个帝国除了轰然倒地,不会再有别的可能了。

瘟疫肆虐

除了严重的饥荒和战乱,瘟疫也是加剧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匮乏如何引发各类疫情的爆发,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还是一个陌生的逻辑。

美国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曾经在自己的著作《瘟疫与人》中提到一个观点:

某个地区之所以会有瘟疫肆虐,很可能是因为该地区之前的环境稳态被破坏了,病原体与人畜之间的关系失去了平衡,瘟疫就会爆发,感染并且*死大量的宿主,直到环境形成新的稳态为止。

这个理论在明朝末年得到了充分的验证。17世纪中叶,交通水平低下,明朝百姓长期生活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对局部地区的微生物环境已经产生了适应性,而当旱灾和蝗灾接连洗礼某个地区之后,人们便不得不逃到其他地区,人口的大量流动会搅动各地微生物环境的平衡,为传染病的大规模扩散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除此之外,当粮食出现歉收或者绝收时,人们不得不拓宽自己的食谱以求活命,将一些平时不会食用的东西变成食物,比如一些啮齿类动物,其中染了病的动物更容易被捕捉和捡食。原本已经因为饥饿而免疫力低下的人再接触这些病菌的载体,便很容易被感染,其根本原因在于食物的匮乏,因此,相当大的一部分疫情是伴随着旱灾和蝗灾出现的。1640—1641年,常有灾害与瘟疫伴生的现象出现。明末的山东、安徽等地,除了深陷饥荒,还有过半的民众死于恐怖的瘟疫,如枣一般大的绿苍蝇漫天飞舞,遮天蔽日。

天启年指明朝哪年,天启年是明中期吗(4)

在各种文献的记载中,人们总是把烈性传染病笼统地称为“疫”,而明朝末年肆虐各地的“疫”应该不是特指某一种传染病,而是多种传染病的统称。从各种细节来推断,其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很可能是鼠疫。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曾经对明末的疫情做了深入的分析。崇祯末年,旱灾、蝗灾接连袭来,极度的匮乏在明朝境内迅速蔓延,无数饥饿的流民成为李自成军队无穷无尽的兵源。这股被匮乏凝聚起来的武装力量仿佛化作了一具巨型僵尸,哀嚎着爬过明朝的万里河山,无论朝廷怎么打击和剿灭,它都能一次次起死回生、卷土重来。

如果我们深入了解就会发现,李自成军队所到之处,带去的并非只有兵灾,还有一些更恐怖的东西。崇祯十七年,即公元1644年,那是明朝的最后一年,天津有一位名叫骆养性的官员,很不幸地成为一场浩劫的直接见证者。

他在公文中写道,崇祯十七年八月间,天津一场严重的疫情达到了顶峰,很多患者感染后迅速死亡。这种病不仅致死率很高,传染性还极强,每天病死的有数百人之多,被传染病灭门的家庭多到“排门逐户”的地步,天津全城“棺蒿充途,哀号满路”,街上摆满了棺材和裹尸的席子,路上全是失去亲人者的哀号。这位姓骆的官员表示,这场恐怖的传染病是由李自成的军队带来的。

同时另外一段史料侧面证实了李自成军队和鼠疫之间的关系: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闯贼入怀来,十六日移营东去,是年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

出自《怀来县志》的这段记载表明,李自成的军队进入河北怀来以后,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全都爆发了严重的瘟疫,他们没有经过的地方则没有疫情发生,这说明李自成军队是瘟疫的主要传播者。

曹树基教授表示,从之后的一些关于这场瘟疫的记载来看,这种瘟疫有三个特点:传染性强、死亡率高、人畜共患,正是鼠疫的典型特征。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早前在河北、北京一带发生的异象,便能从中发现更多鼠疫的证据。

比如崇祯十六年七月,通州一带突然出现一种“疙瘩病”,迅速传染,有的家庭全家无一幸免,以至于无人收尸。这种烈性传染病之所以叫“疙瘩病”,是因为患者身上会长出疙瘩一样的肿块。

在曹教授看来,所谓的疙瘩其实正是鼠疫患者典型的淋巴肿大症状,同时,感染肺鼠疫的患者也会有朝染夕亡的致死速度。除了通州,在昌平、保定等地,这种疙瘩病也相继出现,有的地方由于瘟疫太过恐怖,民间连凭吊死者的基本礼节都废除了。

疫情于北京、河北一带四处蔓延之际,李自成的军队一头扎进疫区,四处抢掠,不仅给病原体带去了无数的宿主,不断行进的军队更是将疫情扩散到四方,造成巨量的人口蒸发。据推测,明清更迭之际,华北三省死于鼠疫的人数不低于500万人。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发的,主要存在于自然界一些啮齿类动物的身体中,这些小动物身上往往会有诸如跳蚤一类的寄生虫。跳蚤吸食了患病宿主的血后,鼠疫杆菌会在跳蚤的前胃棘增生,造成前胃阻塞,这一效应被称为菌栓(Blocking)。有菌栓的跳蚤由于前胃被堵住了,吸食的血液便很难进入胃里被消化,这让跳蚤始终处于饥饿之中,于是更加疯狂地吸血。当这些跳蚤吸食家鼠或者人类的血液时,血液会在跳蚤体内与鼠疫杆菌混合,之后再回到宿主血管里,造成新的宿主感染,这就是鼠疫传播的基本原理。

通常来说,各类啮齿动物和它们身上的寄生虫往往距人类生活区域较远,如中国北方一些荒漠草原地带,在这些地方,鼠疫杆菌会局限在特定范围内传播,形成“鼠疫自然疫源地”。然而,随着农耕区人口压力的增大,粮食越来越匮乏,为了填饱肚子,一些农业人口迫于匮乏的压力而被挤压到新的环境里开荒,这种行为便无意中打破了“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平衡。

鼠疫向人类社会扩散的途径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关于家鼠的。家鼠和开荒的人类一起迁移到新地之后,会和当地啮齿类动物接触,这些家鼠也就会因此被跳蚤叮咬而感染鼠疫杆菌。家鼠和人类的关系一向密切,当它们回到自己的住所时,带回的跳蚤便可能叮咬人类,人类聚居区内的广泛传播也就开始了。

第二种传播途径是关于人类自身行为的。在一些“鼠疫自然疫源地”,会有一些啮齿类动物在巢穴里贮藏一些诸如谷物和草籽之类的食物,如果当地发生了饥荒的话,粮食的匮乏会把一些灾民逼入绝境,他们就会去挖掘啮齿类动物的贮粮以填饱肚子,在挖掘巢穴的过程中极有可能被跳蚤叮咬而感染鼠疫杆菌。

此外,还有一些因病而死的啮齿类动物会被饥饿的灾民捡食,这也是重要的传染途径。如果再有四处征战的军队进入疫区,那横扫全国多个省份的鼠疫疫情就会随之而起,明朝末年正是这样。

无论是旱灾、蝗灾、疫灾,还是兵灾,它们只不过是“匮乏”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两个字深深地影响着无数的人。明朝末年,中国人口剧烈崩塌,最悲观的推测认为,明清迭代之际,全国人口消失了40%。正是在这天崩地裂的浩劫之中,中国历史迎来了最后一次王朝更迭。

清帝国的故事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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