俨然以“依法治唐”为己任，似乎要做依法理政的表率。
但林相及其党羽对唐律的坚守，更多的是以法律的名义打击政治对手，争夺对朝政的主导权。
为夺靖安司之权，林相让吉温、元载直接搬出了《唐六典》。
剧中元载在靖安司诸人面前，字正腔圆地读道：“《唐六典》卷十三，凡两京城内则分知左、右巡……则量其轻重而坐所由御史。”
按照《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中收录的唐代行政法规，御史台作为唐代中央最高监察机构，主要任务是监察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的言行职事是否合乎法律规范。
这就有了司法职权，同时具有起诉、审判等权力。
御史台甚至还设有监狱，被称为“台狱”。
殿中侍御史作为御史台重要属官，其中一项司法职责就是巡查京师长安地面上的不法之事。因此，吉温以御史台殿中侍御史的身份接管靖安司，确实有法可依。
但读完《唐六典》，元载意犹未尽，又读起《百官志》。
按照剧中元载所读“左巡知京城内，右巡知京城外……金吾、县狱”，可知这一内容出自《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御史台》。
这就是明显的bug了。《新唐书》是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在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年）修成，元载读这段文字是在天宝三载（744年）。
也就是说，元载提前316年，就精准地预测到了欧阳修他们要写的文字。
如此穿越，哥也是醉了。
如果说林相动用《唐六典》，以法律的名义夺取靖安司之权，还算于法有据的话，那他在审理何孚时，赫然拿出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枚大印，已经是知法犯法、违律专权，视大唐司法体制如无物。
按照唐律规定，朝廷遇有重大疑难案件，由大理寺与刑部、御史台组成“三司”联合审讯。
三司推事，旨在防止个别部门营私舞弊，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但在圣人将朝政几乎全部交由林相打理的特殊政治背景下，这一用心良苦的制度设计，简直成了形同虚设的摆设。
当李必看到林相让刑部尚书在供状上，依次盖下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官印的时候，
不知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
试图将权力关起来的大唐法律制度笼子，几乎成了纸糊的。
正如李必对太子所说，“所谓依法治国，如今看来，不过是右相的一言堂罢了。”
在林相看来，唐律是他制定的，自然要为巩固个人权位服务。
林相的守唐律初心，毫无违和感的，变成了用唐律守卫个人地位的权欲。
初心蒙尘的，还有圣人。
永不落幕的宫斗
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盛世——开元盛世的一手打造者，天宝三载的圣人，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面向未来，充满信心。
他要将盛世辉煌，从开元旧时期延续到天宝新时代。
这是圣人的盛世初心。
试问哪个皇帝不想比肩尧舜禹汤，让治下太平安乐，盛世绵长？
只是，圣人的心中，承担盛世初心的使命，只能由他一个人独自扛起，乾纲独断。
花萼相辉楼的宫宴上，86岁的何执正，老泪纵横地劝圣人，要记得开元年间的朝气蓬勃，君臣和衷共济。
圣人对着何执正狂吼：“旧历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朕的天宝！”
是的，现在已经是天宝，圣人手中已经握有绝对权力，耳中只能听进去山呼万岁。
旧历开元前中期，圣人的皇权事实上处于被制衡之中。
张说、张九龄等宰相的行政能力虽然较差，但政治操守很强，谋划政事善于从全局着眼，顾全大局，不会因贪图一时之利而放弃长远根本；
更重要的是，敢于直言极谏，敢于和皇帝硬碰硬据理力争，指出政策失误。
他们有着独立的政治主张，从道不从君，使得皇权不至于过分伸张。
开元不完全属于圣人，而是君臣共治。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一月二十七，张九龄罢相。林相成为首辅宰相，其党羽全面登台，接管朝政。
林相等人虽然办事能力极强，但处理事务只从一隅一处着眼，不考虑制度变革可能带来的长久隐患，导致中书门下决策执行合一政治机制和边防军区节度使体制的改革，均走过了头；
而且大多政治操守不行，贪赃受贿倒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在政事上一切惟圣人旨意是从，从不敢抗拒林相的任何指示。
而且圣人全面起用林相及其党羽后，改变了之前遇有大事和宰相班子集体讨论的决策方式，遇到问题就任命具有这方面能力的人担任使职、差遣，让其组建办事机构，授予全权处理。
而担任使职、差遣的官员，往往越过宰相班子直接对圣人或林相负责。
朝廷的权力完全集中到圣人和林相手中，唐朝自太宗以来形成的集思广益、广开言路决策机制被废弃，朝廷重大决策失误不可避免。
剧中圣人落难，流落平康坊之时，大伯甲说的那句，“（圣人）人老了，脑子糊涂，做不动事，都正常”，看似轻描淡写，实则道出了天宝年间朝廷决策机制的最大风险。
走向新盛世的路，只能圣人一个人去走。
太子亲儿子也不容置喙插嘴，帮忙照看。
朕不想给的时候，你不能来拿。
对付太子，圣人不能亲自动手。
那样吃相太难看，有伤皇家颜面。
天宝三载，即将冲破六十岁大关的圣人，面对羽翼日渐丰满的太子，终于下了最后决心，决定使用大规模*伤性武器——林相。
剧中太子委屈地问圣人：“父亲心中，儿和右相，谁对大唐更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