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原47军卫生部 周焰
47军卫生部战友
前排:赵连城、周焰、王景成、马西山，
后排:田井（日籍）、郎丰庆、高庆芳、孙唯范、吴凤学
1946年5、6月间，东北民主联军第25旅驻扎吉林省敦化县，旅卫生部成立了*医疗所。为了弥补医护人员的严重不足，旅卫生部征召了部分日本战俘和朝鲜人。我由25旅卫生部司药长，改任25旅卫生部*医疗所所长，亲历了征召、管理、遣返日本战俘的过程。大部分日本人愿意在我军工作，随军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南下和湘西剿匪，表现良好，也有部分日本人十分反动，寻机挑衅。
【日本战俘营】敦化城外有一个日本战俘营，我去了好几次，手枪里的子弹都上膛了，就想*几个鬼子。看门的苏联士兵，你给他一瓶白酒，啥事都能干。通信员刘庆福拿着冲锋枪站在门口，我带着手枪就进去了。鬼子的军官顺着墙跪成一大排，你扇他耳光他一动也不动。我拿枪比划枪毙他们，他们也不躲。我想了想，他们已经投降了，再说也违犯纪律，再*他们意义也不大，还是下不了手。走的时候，我愤愤不平地开枪把走廊的电灯给打灭了。
后来，这个监狱移交给民主联军了，那些战俘可高兴了。移交后就有纪律了，我们也不能随便进去了。尹海部长说他进去打死了两个鬼子，一个上尉、一个中尉。我问他怎么打死的？他说：他们反抗，夺我的枪！我说：谁能给你证明呢？他说：这还要证明？我自己就证明了。他去的目的就是要打死日本人。他是东北人，国民党叫他们亡省奴，说国家没有亡，东北亡了。
【征召日本战俘】 我们到了敦化县后，部队伤员都住在一个朝鲜人开的私人医院。这个医院有20多个工作人员，院长叫金太轩，还有一个医生。后来，我们就把这所医院征召了，归25旅卫生部。
有一天，尹海部长对我说：听说飞机场附近的日军战俘营有医务人员，你去看看，没有血债的，可以选些回来加以利用。当时，我们实在太缺乏医务人员了。我找到敦化卫戍司令，一个苏军中尉，拿到一张介绍信，就到了战俘营。在那里选了五十多个人，三十多个护士，十多个医生，有男有女。选的时候，主要是问他们技术，再就是看年龄，不能太大。我选上了，就给他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我的名字。选完了，我就坐车回来向尹部长汇报。接着，卫生部派了个胶皮轱辘大车，把有纸条的都带回了卫生部。这些日本人可愿意来呢。他们投降了苏联人，苏联人就把他们关进了战俘营，估计在苏联人手上没少受虐待。我还选了一个假医生，叫池田。他说他是军医，我就把他选上了，结果他不会看病，是一个轻机枪射手。后来，就把他分到了军里的特务连，他机枪打的很好。
我选的这五十多个人都编到了25旅卫生部，其中一部分人，后来跟着我们整编到十纵，又整编到47军，打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宜沙战役，南下到湘西剿匪。后来朝鲜战争爆发了，就动员他们回国了。里面有好的，个别人也很反动。金院长他们一直跟着我们到了湘西，朝鲜战争爆发后，就把他们送回朝鲜了。1951年，在湘西欢送日本人走的时候，我们照了一张像。80年代我们所里一个小护士李某某来了，说拿去复印，用完给我送回来。我给了他，就再也没有音信了。他拿着这张相片，到处找日本人要东西，没出息。改革开放以后，这些日本人组织了“回娘家访问团”，还到访过47军，多次提出来要见我，我都没见。我的家是日本人毁的，我母亲是被鬼子飞机炸死的，我和日本人的国仇家恨，永世不忘，心里的坎儿过不去。
【学做外科手术】整编到25旅时，我任卫生部司药长，可是我十分想做医疗工作。一天，我对尹海部长说，我不想管药品这一摊子了，我想改作医疗工作。尹部长说：“你要是做医疗工作只能是实习医生，那可就不能吃中灶了。”当时，营以上干部可以吃中灶，司药长是营职，而实习医生则是连职。我说：“不吃就不吃，在太行山吃糠咽菜我也过来了。”当天中午，我就到大灶吃饭了。尹海部长派他的勤务兵肖玉普来叫我，说：“部长等你去吃饭。”我回他说：“我已经吃饱了，谢谢部长。”下午，尹部长特地来看我，他说：“一句玩笑话你就当真了？”我回答他：“在哪儿吃饭是小事，我要调换工作可不是小事。您是首长，我不给你开玩笑，我想做医疗工作。”他说：“行吧！我一定帮你调换工作”。
这些日本人来后，我就向一个叫田治的日本人学习做外科手术。此人思想比较进步，中国话也说的比较好。他说的一半汉语，一半日语，叫协和语。我拜他为师学习外科技术，他很痛快的就答应了，并约定在手术台下我是领导，上了手术台我就是他的学生。他教我先做最简单的手术：阑尾炎、宫颈瘤、锯胳膊、锯腿、肠吻合、肾脏摘除等，学习拿刀子、拿止血钳、缝合，解剖层次等。他教得很认真也很严格，我操作不当时，他就用手术刀背敲我的手背。日本人的严格认真是有名，我在他的教导下学的很正规。田治回国以前，军里面还介绍他入党了，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开始，我给田治当第一助手，后来我就自己开手术台。解放后，我到七医大学习，也是擅长外科和妇科，内科不行。我是左撇子，为了学习做手术，改用右手拿手术刀。我现在写字、拿手术刀是右手，切菜还是左手。
尹海、周焰
【*医疗所长】 1946年6月，四平保卫战后，我和卫生部的尹海部长、谭德鑫政委从公主岭带回了200多名伤员，有本旅的，也有兄弟单位的。到了敦化城，在征用的朝鲜人开的医院里治疗。说是医院，其实就是一个大一点的门诊部。伤员们都住在老乡家，朝鲜医生和护士只管治疗，无力看护。幸亏政治部有四、五个女同志，他们从当地的学校里动员了一部分高年级的女生，一起护理重伤员。
从公主岭带回的这批伤员，大都是关内各部队、各解放区调到东北战场的。离乡背井来到东北，立即投入了残酷的战斗，又没有及时进行思想教育，一旦负伤特别骄傲，到饭馆吃饭不给钱、砸戏园子、砸电影院等违纪现象挺严重。他们狂妄地叫嚷：“身上钻个眼儿，比*小不点儿”。为了少造成不良影响，旅卫生部长尹海找我，说：“你能不能把这200多个伤员带到城外去治疗，保证他们不出乱子？”我当时只有20岁，太年轻了，有点犹豫。尹部长说：你已经是参加过七年抗战的老兵了，你不去，难道让那些解放兵去吗？我就说：“可以”。
尹海部长向我交代：给你三名日本医生，十名日本女护士，两名炊事员，到八儿铺完成伤员的治疗任务。我心想，这任务怎么完成啊，这么多反动派！我把这批伤员带到敦化城北门外，找好了距城十公里左右的一座日本人丢弃的工厂。这个厂子日本名字叫“八儿铺”，译成中文叫造纸厂，实际上是个火药厂。机器全被苏军拆走了，只剩下三层楼高的一个大锅炉，地方很清静。东面是原日本厂长和工程师住的地方，还修了不少小花园。西面是厂区，房舍一律是钢筋水泥结构的。
当时最困难的是伤员的管理问题，要让他们不闹事或者少闹事。我想，必须让伤员自己管理自己。经过调查，我发现伤员中有三纵队的一个团长，还有其他部队的一位团参谋长和两位营教导员。我首先向那位团长虚心请教，并提出了我自己的一些想法。统一意见后，我们就成立党支部委员会，由团长担任支书，参谋长和另外两名教导员及我当支委，我兼任副*。党支部成立起来了，就召开全体伤员大会，由支书讲话。
团长给他们讲了一顿道理，首先就说那个“身上钻个眼，就比*小不点”的说法是极端错误的，说：三纵司令员韩先楚打的胜仗多了，也不敢说“身上钻个眼儿，比*小不点儿”。他又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管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是要严格执行，有违反的严惩不殆”，还提出了若干规定。他的这番话真把大家镇住了，一是他职位高，是正规部队的团长，二是他也是伤员，很有说服力。开会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胡闹了。在那里住了不到两个月，这些伤员基本上都给治好了，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这件事后，尹海部长发现我是个“材料”，就上报让我当25旅卫生部*医疗所所长，也实现了我搞医疗的愿望。我们*医疗所有所长、付所长和协理员，编制200多人。当时所里有一个医生队，三个护士队。医生有两个朝鲜人，其余清一色的是日本人，护士三分之二是日本人，有五六个中国人、五六个朝鲜人。那年，我21岁。
到了东北以后，就开始给技术干部评级了。我评了甲等三级，有12斤小米折合的苏联票，比团长发的都多。尹海是甲等二级，15斤小米的苏联票，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才不发小米了。当时，军队对技术干部还是很重视的。
【惩治日本人】我们*医疗所征招的这批日本人，有好的、也有坏的。在所里他们称呼我“周桑”，从字面上看是“周君”的意思。我们所里后来来了个医生叫于学谦，是伪满州国奉天医学大学毕业的，日语很好。有一天，于学谦对我说，他们对你的称呼很不尊重。日本是一个很讲究礼节的民族，“周桑”这种称呼是父辈对后辈或者上级对下级的称呼。现在，他们已经投降了，咱们中国人不能让他们这样蔑视我们，必须教育教育他们。我说：对！过几天我给他们训话，你给我当翻译。
日本医生中有个叫水国的人，是东京帝国结核病研究所所长，授少将军衔。那些日本医生见了水国毕恭毕敬，特别尊重他。有一天，我分配他给肺病伤员查房，他穿着白大褂、拿着听诊器，我也穿着白大褂、拿着听诊器跟着他。20多个病人，一个多小时查完了。
回到医生办公室，我问他：水国大夫，你看这些病人情况怎样？他说：很好很好。我说：你没有听诊怎么知道很好？他说：我听诊了！我说：我看见你听诊了，但是你的听诊器就没有往耳朵里插，一直在脖子上挂着，拿着听筒在病人身上比划。你就这样对待我们的伤员！我越说越气，接着给他拍桌子，用仅会的几句日本话骂他：八嘎牙路！良心大大的坏了，把他给吓得够呛。我又把日本内科大夫松井、外科大夫田治找来。他们在日军中都是大尉，平时表现也比较好。我把这个情况给他们介绍了，他们都表示水国这样做很不应该。然后，我又找到卫生部长尹海，我说：这个水国不能要，把他送回战俘营吧。尹部长说：你这个主意不错。原先就是你把他招来的，现在你就把他送回去吧。
水国在我们所里吃中灶，每天白米、还有菜和鱼。送回苏联红军的战俘营，他可就受罪了，一天三顿高粱米，大白菜梆子，苏联红军看守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我通知水国要把他送回战俘营，他一下就怂了，一个劲的说好话，赔不是，说：以后一定改正。我说：不行！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用你这样的人，我不放心。你到战俘营改造去吧。我找来一辆大车，拉上他的行李，就把水国送回了战俘营。
第二天，我召集所里的日本人开会，首先把水国送回战俘营的原委讲了,说:水国把听诊器挂在脖子上就给我们的病人听诊，还说病人好转了，这是极不负责的，已经把他送回战俘营了。接着又宣布以后不能叫我“周桑”，要叫“周所长”。这帮日本人一个劲地喊：嗨！嗨！从此，这帮日本人老老实实、服服帖贴的，再也不敢耍滑头了。和日本人不能讲什么友谊、亲善，只能把他们压住，只有压住让他们绝对服从，他们就老老实实的干活。要不然，他们特别瞧不起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些土八路，说中国人没有文化，不懂科学。
【永远不要相信日本人】 我在东北民主联军25旅卫生部工作的这段时间，部机关和所属医院陆续接收了100多名日军战俘，除了几名担任文书和收发外，其余均为医生和护士。1946年深秋，我们接到上级指示，遣返第一批日本战俘回国。政策规定是：“尽量遣返，本人自愿”。文件向日本人公布以后，自愿报名的有80多人，其中有一个叫山口的男子。他是由上级政治机关派来协助卫生部政工干部做日本战俘思想工作的，属于日共领导的日本人反战同盟的成员，30多岁，一米八的高个子，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
卫生部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发了全身的新冬装，每人还有一条棉被、一床毛毯。当送他们到敦化县火车站登上闷罐列车时，绝大部分日本战俘都感谢中国人民和军队对他们的优待。唯有平时表现思想进步的这位山口，当列车徐徐开动时，他突然站在车门口用汉语大声喊道：“支那人!再过二十年，我们还会回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当时把欢送的人都惊呆了，气得我立即掏出手枪，紧紧地握在手中。再看看组织这次欢送的最高首长，旅政治部陈发洪主任也是气得脸色铁青，对山口怒目而视。
我们要永远记住日本这个民族是一个最能伪装、最能忍辱负重、时刻不忘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军国主义民族。当他们成为战俘时，对战胜者彬彬有礼、满面笑容的去完成一切困难的任务，而当他们一旦有机会，就会变成另一张狰狞的面孔，善良的人们千万不要被他们的伪装所迷惑。
本文节选自传记《太行山的儿子》中与47军有关的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