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月11日，土耳其安塔基亚，中国香港特区救援队从一处倒塌建筑中救出3名幸存者 图/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
李硕带了茶叶来土耳其。作为平澜救援队的队长，他想着搜救结束后，说不准能泡几杯茶，和外国搜救队交流一下搜救经验：队伍组成、人员配备和装备、平时的训练方法。他遇到了一组来自欧洲的志愿者，28个人带了18只狗，专业做搜索。搜索队分成三班，每班带6只狗，工作6个小时。带队的是位65岁的荷兰老太太，这鼓励到了一些中国救援队员：灾害救援这行，是能干到老的。
他的工作习惯是完成一个作业点的全部任务——无论是生是死，都要挖出来，再切换下一个作业点。这种工作习惯固然有其局限性：有限的时间和资源，或许投在更多可能的幸存者身上价值更大。“我还是想把一个点干完再去下一个点，给旁边的家属也都有交代的。”他提到在参与泰国洞穴救援时，从美国队身上学到的工作原则：任何一个搜救队员都必须坚守自己的位置，任何一个人的脱节，都可能导致行动失败。
但茶叶最终没有泡出来。既是因为这次搜救艰苦，缺水缺电缺一切，工作累到没力气交流，更是因为救援面积大，协调难度大，并没有出现多国救援队联合在同一点作业的情况。
但不少国际救援队员喝到了土耳其茶叶和土耳其咖啡。在灾民安置点，土耳其人会邀请路过的外国人喝一杯茶或咖啡。“如果你需要茶，随时过来。我们欢迎你。”一位年轻男孩说；一个小女孩去物资分发点拿来方糖，捧在手心里跑回来，小心翼翼地放入救援队员的咖啡中。
来自江西的蓝天救援队队员刘凯敏讲述了类似的事情。他在马拉蒂亚的小商店买烟，店主追出来要送一大盒巧克力给他；他与当地人用手势互相安慰：双手合十表达祈祷，捶捶胸口以示感谢。
刘凯敏参与救出了一位老太太，出了废墟却无亲人等待。她说，地震时，她的孙子孙女跑出去了。而最终，两位年轻人遇难了，老太太活了下来。但在另一个作业点，刘凯敏经历了一位83岁老人的逝去：呼吸声曾经轻微可闻，却在打通救援通道时消失。老人的儿子在废墟边守了四天，曾为一块带出来的床单激动不已，也曾以为希望就在前方。
尽管周亚辉、李硕、刘凯敏等人总在面对灾难，但他们记忆里最深刻的，往往都是人的善意，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在阿德亚曼，一位来自贵州的救援队员曾经情绪崩溃。他们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探测到生命迹象，却因为探测仪被调走，无法确定准确位置。价格不菲的生命探测仪在中国民间救援队中非常稀有，往往需要几个作业面轮流使用。当生命探测仪回到这位贵州队员手中时，生命迹象消失了。他无法克制自责：都是因为自己的队伍买不起生命探测仪，才错过可能的幸存者。
做好心理准备，避开“不必要的情绪”，这是周亚辉十多年救援积累出的最重要经验。“第一次第二次看到人死去，我们也很受不了。自责会对自己产生很大的消耗，比如总是在想这个人我本可以救出来，结果我失误了，所以他死了。要避开这些，避开对自己的伤害。”
而那些出现在灾难现场的人性之善，给了周亚辉广阔的信心。“大灾难中遇到的人性善，在生活中是很罕见的。我记住这些事情，所以我对人类更有信心了。我知道善是存在每个人心里面的，在需要的时候，善就会表现出来。”
当地时间2023年2月14日，土耳其加济安泰普，几名孩子在受损的古堡下玩耍 图/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
对于包括民间救援队在内的许多志愿者而言，加入志愿者组织，正是因为在灾难中看到了人性的善意。
2008年被称为“中国志愿服务元年”，有超过140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参与到汶川地震的救援中。这些活跃在灾区各个角落的志愿者，也在日后生发出如曙光、绿洲、公羊等民间救援组织。
汶川也是周亚辉从事公益救援的起点，他喜欢在汶川遇到的志愿者，无私又善良，所以他去寻找了同类。
“这次地震之后，土耳其也会冒出很多志愿者组织。”他说，“这次各个救援队的翻译志愿者都很好，或许他们以后会做得更多。"
周亚辉与李硕将赈灾物资交给了土耳其志愿者，请他们分给安塔基亚的灾民。在阿达纳，李硕跑遍全城货比三家，讨价还价：超市卖12里拉的牙刷，他去批发市场用3.5里拉买到了同款；700里拉一条的厚棉被，他还价到500里拉，买下50条。
李硕慢热，有时候过于腼腆。他不好意思多说自己，甚至在分发赈灾物资时，都要挑没人注意时才拍几张照——照片是必须拍的，因为要给捐赠者一个交代。当被问到为什么来土耳其救援时，他用一句“咱就是干这个的”终结了话题。
但在采访结束后，他发来了微信，说道：“我这个文化水平有限，说不了太多有深度的东西，但我觉得我们此次救援和赈济工作都是在努力践行人道主义的行动。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对人生观的认识和对待生命的态度。”
"如果不用人道主义这个词，你怎么形容你们的行动。"
“充分地尊重生命。”他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