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字希仁，合肥肥东人，生于999年，卒于1062年，享年63岁。谥号“孝素”。可以说，包公是中国历史上“清官之首”。其实，论清廉、论政绩、论惩奸惩恶力度看，包拯并非最厉害、最优秀的人物。然而，因为被文学化进入俗文学领域，他成为无可争议的代表。直至今天，他都是许多人的偶像、膜拜对象。
然而，国人乃至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有一个毛病。
在自己处于优势地位、做某件事情不利的时候，都喜欢人人做庞籍、潘仁美（包公文学中的这两位反面人物，在历史上却都是较为正面的人物。）
当自己处于劣势，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却非常喜欢包公出现。
包公文学起于宋代的市井艺术也就是曲艺，什么叫曲艺？就是民间口头文学、歌唱艺术经过历史演变形成的一种艺术。著名的四大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都是从民间曲艺经过至少二百年以上的打磨，通过不知多少文人的打造，最终由一位文学造诣较高的文人进行改编、整理升华而形成的。
以“三国”为例，北宋时期的“三国故事”就已经出现了“拥刘抑曹”倾向。只不过，那时的曲艺多是只唱不说、说唱间杂的艺术。平话（后世的评话，到清朝雍正年间出现了今天的评书）中也出现了三国、西游的平话本。
因为口口相传，这种艺术形式的蓝本很少流传后世，一些中低级的儒生如果觉得好，会对其进行“话本化”。但因为时间比较久远，能够留存于世的话本很少。真正让“包公文学”大放异彩的则在元朝。元代杂剧盛行，仅包公戏就有二十来种。清朝戏曲更胜足有三十多种。
总体而言，元杂剧是千年“包公文学”的第一个高峰；明朝宣宗之后的《包龙图公案词话》八种、《百家公案》、《龙图公案》等则是第二个高峰；清朝中后期的《清风闸》、《万花楼演义》、《三侠五义》则成为第三个高峰。特别是《三侠五义》出现后更是从曲艺传入小说再回传给曲艺、戏曲、小说再创造中。
随着包公文学从曲艺到戏曲再到公案武侠小说，包公的“清官形象”愈发突出、审案能力更加突出、公正廉明更是成为人们心中的明灯，甚至对上位者有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最早的包公文学宋南戏《小孙屠》戏曲是比曲艺更高一级的表演艺术，在宋朝南戏出现后，包公形象也出现了。只不过还没有今天的形象那么立体。
比曲艺高一级，说的是在表演形式、程序、继承体系、知识分子接受度上更高级。但是论群众接受度，很显然因为曲艺的价格更低、接受范围更广。
当包公逐渐被民间接受以后，戏曲就从曲艺中开始吸取营养，宋朝南戏（明清成为“传奇”）中就有《小孙屠》包公审案的情节。
主要内容就是开封有个孙必达，有个弟弟孙必贵是个卖肉的屠户，人称小孙屠。孙必达游手好闲娶了个官妓李琼梅。然而，李氏与令史朱杰有了私情，为了长相厮守。*死丫鬟梅香嫁祸给孙必达。孙必达在狱中被屈打成招，小孙屠也死后被弃尸荒野。
古代人讲究封建迷信，1949年之前的许多评书、鼓书等都夹杂着很多神仙鬼怪的故事，就是《杨家将》也是如此。《杨家将》并非传统评书节目，而是鼓书传统，类似的还有《薛家将》《呼家将》等。
小孙屠被玉帝降甘露还阳，去找包拯断案。最终，包拯将李氏、朱杰*了，为孙氏兄弟平反冤案。
此时的包公形象是比较单一的，但可以理解毕竟任何一个艺术形象打磨都需要时间。
人们爱的不是包公而是文学里的包公，给人们带来一种希望在这千年里，包公文学中的包公离历史越来越远，离人民的爱好越来越近。人们喜欢的包公不是历史上的包公，而是文学中的包公。人们将其作为“清官的典型”，在封建社会不公平的法律、社会环境下，在人们受到冤屈需要得到解脱的一种精神慰藉。
人们常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拯笑比黄河清”，你真当人们分不清文学和现实，文学和历史的关系吗？当然分得清。人们只不过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希冀获得一种希望而已。
封建社会里虽有儒家的“仁爱”“明君”等理念作为制衡，但在现实中仍然无法制衡皇权。绝大部分百姓要忍受苛捐杂税、从官到流氓的欺压，那么，老实巴交的百姓能够如何？人们留有一种希望难道不好吗？
但是有些人却将“包公文学”视为一种“流毒”，一种“封建社会思维的残余”。然而，封建思想残余的存在不是单独一个国家所独有、特有，而是整个人性和阶层存在的必然。随着生产力和精神境界两方面提高，它们残存的比重会越来越轻微，但是你想绝对避免它们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有人举出了9种表现，例如皇帝意识、官本位意识、父母官意识、清官意识、等级特权意识、官僚主义思想与作风、人治意识、宗法意识、夜郎自大与闭关自守。
毋庸讳言，上述9种思维确实或多或少的存在于我们身上。但问题是，这9种意识难道不也一样存在于整个世界吗？现在的美国，因为疫情和特朗普的所作所为，至少存在等级特权、官僚主义、人治、夜郎自大四种表现。
因此，比如清官意识，人们就对包拯、海瑞特别是海瑞进行很多批评，认为他们的存在是“人治”的表现，应该以“法”为样板。
但问题是，我们仍然以法官为例。既然“法”是最公平的，那么，联邦政府的大法官为何是“终身制”？那么，这里面是否具有对“人”的过于看重呢？
当“法”的意识因为人们的发展阶段还不具备成为每个人都“完全服从”的规则的时候，“清官意识”就不可能消失。
如果我们换一个思维，将包公的形象更加贴合现在，难道不是一个更好的途径？如果法律工作者各个是包公，难道不是社会之福、世界之福吗？
因此，清官形象的新塑造、新打磨同样是“法制化”的一种催进剂。他的未来不是没有出路，而是路更宽更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