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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模范监狱平面图，载于《民国三十年度北京第一监狱报告书》

监狱的建筑分布吸收了法部尚书戴鸿慈考察国外监狱的经验：监狱外有围墙和壕沟，以防犯人逃跑，建筑自东向西划分为三个部分，前区为大门、传达室和接待室，中区为办事大楼，后区为监房区，同时中区两侧还配备有两个特殊监房区，分别收纳病监和女监。

监狱另配有犯人做工的各类工场、伙房、浴室等设施。1918年，监狱北部增盖了北新监区，开辟北大门和种植场，至1919年，全监狱设有5个监区、594间监房、共可关押男女犯人1000多人。

▲1773年比利时根特八角形监狱

京师模范监狱监房区的空间构造是最能彰显其所受西方影响的地方，我们仔细观察监狱的平面图可以发现，每一监区由若干笔直走道呈扇形放射状向四周散开，这其实是从西方监狱的经典结构——“根特式”演变而来的，不过与”根特式“相比，京师模范监狱采用的是外置牢房（Outside-cell），也就是中间为走廊、两边排列牢房，这明显模仿了美国费城Walnut监狱（“宾州式”）的结构，更有利于看守对犯人进行监视。

▲美国费城Walnut监狱（“宾州式”）及其建筑形制

在西方监狱构造的发展过程中，无论采用的是“根特式”（八角形）、“宾州式”（风车形）、十字形、扇形，它都试图在空间中制造一个视觉中心，往往这个中心便是瞭望塔的所在地，看守可以用极少的人力和时间便实现对每处牢房内犯人举动的掌控，而相反的，牢狱中的犯人却每时每刻都处在被从高处“凝视”的压力之下。

上述的建筑结构被福柯归纳为“全景敞式主义”（Panopticism），在这样的监狱空间里，犯人被一种看似比肉体刑罚温和的方式施加了更隐晦且更彻底的身体规训，福柯认为监狱是西方社会的某种隐喻符号，有趣的是，近代中国的模范监狱恰恰在建筑形制上将这些理念全部吃透了，说它是走在了学习西方的最前列也不为过。

现代化的监狱建筑自然需要配合成熟的管理体制。1913年颁布的《中华民国监狱规则》以及《旧监狱改良办法》对狱政管理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监狱由监狱长主持日常工作并负全部责任，监狱长下设“三科二所”分担具体的事务，第一科掌管监狱的日常行政，第二科负责对犯人进行监管，第三科则处理监狱内的生产作业活动。

除了“三科”之外尚有“两所”，即教务所和医务所，分别负责监狱中对犯人的教诲和医疗卫生工作。这套“三科二所”制构成了民国监狱基本的组织架构。

▲监狱的“三科二所”制，载于《民国三十年度北京第一监狱报告书》

为了确保监狱正常运转，监狱内的各种数据需要进行及时准确的搜集和统计，在这方面民国年间还颁布了一系列监狱司法统计方面的法规。譬如，监狱需要按时提供统一规格的年报表、月报表及清册给上级部门，这些报表的内容包括了在监犯人的数目、罪名、入监前的职业、婚姻家庭状况、财产状况等等，报表由专人制作完成后便成为了司法部门进行监狱改良的重要参考。

细密复杂的法律规定意味着近代的监狱已经不是靠随便找几个目不识丁的狱卒就能管理好的，需要一支文化素养高且具备专业知识的监狱官员队伍。

对于监狱管理人员的选拔和任用，民国时期的法律中有着严格的规定，各等级监狱官员，从监狱长、看守长，到技士、医士、普通看守，其学历、专业技能和监狱管理经验都必须达到要求，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甚至专门成立了“监狱官审查委员会”负责监狱职员资格的审查。

京师模范监狱从北洋时代起就肩负着培训全国合格监狱职员的重任，这被称为“监狱练习员”制，要想成为京师模范监狱的练习员，需要先参加司法部统一组织的考试，能够参加考试的必须是警校或法政学校的毕业生，或拥有相关从业经历两年以上者。考试通过的人员会被派往京师模范监狱参加为期半年的培训，随同监狱看守现场学习勤务知识，“练习员”制对于推广模范监狱的管理经验、实现全国狱政的改良是至关重要的。

总之，良好的组织和专业化的管理队伍力图将近代中国监狱打造成一台高效的“工业机器”。

18世纪西方的监狱改良还伴随了一种全新的看待犯人的观念，那就是监狱不是虐待和折磨犯人的地方，犯人的基本权利要得到维护，他们需要接受教诲和感化，以便其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早期参观国外监狱的中国开明人士，发现这些监狱无不确保服刑人员生活起居的卫生整洁，并提供必要的教育和劳动场所，使犯人能够在狱中学到一技之长，将来回归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