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模范监狱的犯人在就餐
上述的观察自然影响到了近代中国监狱中有关监犯生活保障的完善，譬如1913年的《监狱规则》中规定，监房需要通风透气并保证有充足的光线，犯人的衣服和卧具需定时清洗和更换，饮食要做到卫生和营养，监狱要保障犯人的健康权利，每半年进行两次体检，犯人的通信权和亲属会面权也需要得到尊重。
至于监犯的作业制度，实际上在清末建设模范监狱前便以开设“习艺所”的方式在全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推广，但其真正落实为监狱内的常规制度还是要归功于北洋时期担任京师模范监狱狱长的王元增。
王元增曾就读东京日本警监学校，是小河滋次郎的学生，精通狱政，他在1912年开始担任京师模范监狱的狱长后，便积极兴办监狱内的劳动和教育事业，京师模范监狱最终形成了以印刷业为主，包含缝纫、木工、种植等各类工作项目的工场共16处。
▲京师模范监狱的犯人在工场作工
监犯的劳动产品可以拿至市场上销售，所获“益金”除了发给犯人作奖励外，也能贴补监狱的各项开销，因而这项制度在全国铺开得很快，据统计到1947年，全国的1472处监所中已开办作业项目的就占了68.5%。
▲监狱各科作业“益金”比较图（1941年）
教诲教育制度则是近代监狱的另一个“新发明”，监狱有责任为服刑人员提供再教育的环境，通过弥补其在德育和智育上的缺失，改过迁善，重新成为健全的社会一份子。王元增在任职京师模范监狱狱长期间，便规划了一个包括初小教育、高小教育、初中教育、阅读教育在内的四等级教育体系，供不同文化层次的犯人接受教育。
不过由于民国年间社会动荡，监狱里大多数犯人的文化水平都是极为低下的，大多数情况下，所谓监狱内的教育还是主要集中在识字、算术等基本知识的普及上。
从清末到民国，近代中国可谓时局动荡、战乱频仍，然而相比于其他领域的缺乏建树，近代中国的监狱改良却是步伐稳健、不断向前，无论是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在把监狱弄好这一问题上似乎都出奇得一致。
从法规条例的出台、模范监狱的建设，再到监狱管理和犯人生活的完善，各方面的工作都可谓卓有成效。
个中缘由，除了“领事裁判权”问题所造成的外部压力外，或许也折射出了近代中国在寻求富强的道路上，对扩张国家权力和制造“驯顺肉体”的某种内心渴望。
当然应该看到，在近代中国社会其他方面都未能上轨道的大背景下，单单一个监狱是很难“独善其身”的。实际上尽管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努力推广新监，但受困于财政空虚，数量巨大的旧式监狱都无法按照新的要求进行改造，其卫生状况依然停留在“臭虫密集、蚊蚤横行”的状态，这自然使得有关监狱管理的许多新规定都沦为具文。
▲电视剧《新世界》剧照
而监狱职员的素质低下则是困扰近代中国监狱的另一个大问题，除了少数几所模范监狱，对于当时大多数的监狱来说，确保每一名管理人员都具备必要的专业素质和经验几乎是不可能的，监狱职员舞弊营私、任人唯亲的现象屡见不鲜，虐待犯人的情况也无法彻底禁绝，以至犯人越狱或集体暴动的事也时有发生。
正如荷兰学者冯客指出的，现代监狱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服从于国家意志的政治工程，它存在的目的就是按照国家的要求对犯人实施改造。显然，在社会秩序和统治权力都涣散不振的民国，要实现这些都是十分困难的，而戒备森严、运转良好的监狱只能够诉诸于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