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二章》，我们大都耳熟能详，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精彩文字描述中，我们知道孟老夫子是一个励志演讲高手。如果我们读《孟子》一书，就会发现，孟子并不是呆板不通变故之人，我们可以从孟子见梁惠王的对话中，了解到孟子舍小利而就大义的主张。
孟子见梁惠王时，梁惠王正处在困难之时，连续打了三次败仗，儿子被齐国俘虏，得力上将也战死了，国家空虚，正在到处招募人才，所以见到孟子时，梁惠王直接说：“老先生，不知道你如何为我国谋利？”
孟子说：“惠王，你不可以这样过于重视利益，你作为国王这么重视利益，你手下的卿大夫们也就只顾自己的利益，等而下之，所有国民就都争取自己的利益，这样上下争利，你的国家就太凶险了，作为国王，只要提倡仁义的基本精神就好，何必讲究什么利呢？”
从上面的对话大意中我们可以看出，梁惠王上来就要孟子表演绝活，孟子则直接和梁惠王打起了太极，绕到了自己主张的仁义上来。梁惠王如同百病丛生只求利益，孟子却开出了千古真理的仁义药方，梁惠王实在无法吃下去。所以史记中“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梁惠王没有采纳孟子的建议。
但是，历史上的孟子见梁惠王经典对话，孟子并非只讲“义”而不讲“利”，而是告诉梁惠王，纵使富国强兵，还都是小利而已，如果从仁义着手去做，才是根本上的大利。孟子没有否定利的价值，他只是扩大了利的内涵，扩大了利的效用。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中国古代文化从来没有不讲利，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艺术等，也没有一样是不求利的。《易经》是孔孟思想源头，中国文化的五经之首，主要也是教人们趋利避害，所以孟子并不是只谈义而不讲利，孟子对梁惠王说的仁义，本身就是大利。孟子没有采取游说高手的手法来诱导梁惠王先听从他的建议，再慢慢实行他的仁义主张，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浩然正气风格令人敬佩，正如清人诗评：“莫言利涉因风便，始信中流立足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