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单本的创作，于1938年开始于武汉，1940年完成于香港。1941年底，萧红病危之际要求骆宾基送她北上：萧红要回到家乡去。萧红曾计划写《呼兰河传》的第二部。
《呼兰河传》主题思想：小城故事，国民灵魂的挽唱。萧红的《呼兰河传》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北方土地上芸芸众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这一深隐的文化层面。萧红通过“看客”的众生相、社会相，画出了沉睡的国民的灵魂，揭示了东北世世代代国民经历着什么样的人生——对待生命、生活、命运的态度和采取这种态度的心理基础及思维形态，在历史文化的批判中，蕴含着改造国民灵魂的愿望。萧红早就意识到“中国人有一种民族的病态”，那就是“病态的灵魂”，于是“想改正它”，正面揭露“封建的剥削和压迫”是反对封建主义的一条有效途径。
《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茅盾
3.《马伯乐》（1941）
该故事的主人公马伯乐出生于青岛一个有钱而且信洋教的家庭里，是“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新青年，他没有任何谋生能力，仅凭借父亲的资本过日子，为此不惜忍受家人的白眼和轻视，第一次“出逃”到大学去旁听，不仅没能赚上钱，反而灰溜溜地回家来。他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这种在家的窝囊处境，于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去消解他的失败——在穷朋友面前摆阔：我父亲有七八万的财产。不用再说，穷朋友们的眼睛都亮了，于是他精神上胜利了，那种憋在心中的窝囊火终于烟消云散了。“卢沟桥事件”一发生，马伯乐即刻从青岛逃到了上海，住在一个没有窗子、没有光线的房子里，吃的永远是蛋炒饭，却自我安慰说不吃饱的目的是为了训练。可以说，马伯乐在行为上都倒退到和叫花子相媲美的程度，可在精神上却欣赏着叫花子受过训练的饥饿“美”，欣赏着叫花子吃不饱也不哭，也不想法子再吃的“优美”。
1939年，萧红在重庆期间就开始酝酿关于《马伯乐》的构思。1940年，萧红到香港后开始写作《马伯乐》，直到1941年夏因病重辍笔。
萧红在《马伯乐》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这部作品同时也凝结着在战火中奔走的女作家对现实、对人生、对生命的体验，显示出萧红注目于健全的、理想的人格的确立；注目于民族精神振兴的宏伟工程。萧红借助《马伯乐》反映出一个世纪的沧桑和磨难带给人们精神躯体上的累累伤痛。从这个角度讲，“马伯乐”是一个继阿Q之后抗战时期的“愚弱”国民的代表。正因为其“愚弱”，所以萧红才用严峻审视的态度，犀利、不留情面的讽刺来对待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