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于1890年论及挪威文学繁荣的原因在于其本身固有的物质状况和社会阶级关系时，明确指出：“挪威最近20年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这些人无论是不是小市民，他们创作的东西要比其他的人所创作的多得多，而且他们还给包括德国文学在内的其他各国的文学打上了他们的印记。”
同时期的瑞典的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不如挪威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那么迅猛。奥古斯·布朗舍、阿尔姆克维斯特等作家写过带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但不普遍也不典范。
标志瑞典现实主义文学史开瑞的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写过具有现实主义特色的历史剧《奥古洛夫老师》，后来转变了创作方向。
他的长篇小说《红房间》固然有学习狄更斯批判社会的现实主义笔墨，更多的却是新的自然主义艺术技巧的探索。
在这一时期，挪威、俄国的现实主义作家以及勃兰兑斯的文学理论对冰岛和芬兰的现实主义文学有一定的影响。
冰岛诗人约翰·欧拉夫逊十分景仰勃兰兑斯，用他的作品揭开了冰岛现实主义文学史的第一页。
芬兰女作家米娜·康特承受了英国、法国社会改革思潮的影响和易卜生、托尔斯泰等域外作家作品的启示，写出小说《穷人》、剧本《工人的妻子》等现实主义作品，《穷人》批判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工人的妻子》向社会呼吁提高女权。
尤哈尼·阿霍也写过《牧师的女儿》等现实主义小说，后来的晚期作品转向了自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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