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担任齐相后，立即向齐桓公提出了“以百姓为天”的治国理念。
“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也是他提出来的，这一点与千年之后的唐太宗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知道，治理好国家，首先要顺应民心，把为民情怀当作治国理念，国家才能兴盛。
基于此，管仲提出在发展耕织和工商业时必须让人民分享生产成果和经济收益，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
这一点跟现代的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如出一辙。
所以，管仲的改革得到了百姓的拥戴，也因此构建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管仲非常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
他认为，要让国家强盛，首先必须致力于经济上的改革。
经济改革是国家富强的基础，也是使人们遵守礼仪法度和稳定社会秩序的物质基础。
管仲很重视道德的作用，他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但他坚决反对空谈礼义法度，漫谈仁义道德。
在管仲看来，只有先解决好人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问题，使人民免于受冻挨饿，免于四下流离，才谈得上能够贯彻法令和申明教化。
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先进思想，意思是说，百姓的粮食充足，丰衣足食，才能顾及到礼仪，重视荣誉和耻辱。
这句话一直被历史上一切开明的政治家奉为圭臬。
从这一思想出发，管仲在齐国进行了大张旗鼓的经济改革。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由于齐国东临大海，矿产丰富，管仲充分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大兴渔业、盐业和冶铸业，设置盐官、铁官，实施国家垄断性经营，并以不纳税的优惠政策鼓励鱼、盐的出口贸易。
在农业方面，他大胆的改革了国家的赋税制度，按照土地的好坏，分等征收土地税，以提高土地的使用率，让农民能够得到温饱而不至于背井离乡。
他还致力于号召民众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种植五谷桑麻，饲养牲畜，努力耕织，打造经济增长新途径。
经过管仲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改革，齐国经济逐渐繁荣，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为齐桓公号令诸侯、称霸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中国历史上倡导改革的第一人。
虽然他的改革只是量变型的，没有像后来的商鞅变法那样引起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但他的改革对推动齐国的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且，管仲改革打破了旧的礼制范围，对推动封建制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这使得他的首倡精神一直为人们所称道。
在管仲的改革中，他所主张的“富有强兵、与民分货”和“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等，都是与后来的法家一脉相通的，也让后人奉他为法家思想的先驱。
在中国法制历史上，管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不论是治理国家还是治理企业，首先要建制度，要立规矩。
因为，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
管仲就是一个注重建章立制，执规行矩之人。
在治理齐国的那些年间，他施行制度“废改立”，对当下齐国现行的规章制度，对不利于发展的制度该废止的废止，对不合时宜的制度该修订的修订，对缺失的制度该新建的新建，从而实现了一套完整的治国程序，
总而言之就是，对过去的制度不简单地废弃或否定，而要选择其好的方面加以创造性地运用。这就是管仲的法制改良思想。
在执法上，管仲觉得，要保证法令的顺利贯彻执行，必须赏善罚恶，也就是说，在贯彻法令上，你做得好，就有奖励，你做得差，就有处罚，不能让好与坏都一样。
如果好与坏都一样，那么，那些做得好的人积极性就会受到挫败，从而失去积极性，渐渐的就往坏的一方发展，这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典型现象。
所以，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管仲真是根据人性趋利避害的特点，尽管提倡礼义廉耻，但他更重视赏罚对维护稳定的积极作用。
在行赏施罚上，他一方面打破周礼任人唯亲的亲亲原则，大胆破格选拔人才，树立人人是人才，人人可成才的人才理念，把推荐人才作为地方官吏的一项基本任务，只要你举荐了人才，就会得到奖励，
不仅如此，管仲打破了古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旧传统，提倡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给旧势力的贵族以沉重的打击。
管仲的政治、经济、军事、用人等思想，对后世的华夏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华夏文明的存续做出了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