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日军大举进攻武汉。两人决定前往重庆，但去重庆的船票早已售空。多方询问下，只得到一张多余的船票。
因为萧红*，端木蕻良不能很好照顾她，和其他女作家同行会更加方便。于是两人便决定端木蕻良先行离开。
由于武汉形势变化，直到9月，萧红才买到去重庆的船票。由于轮船晚点，两人又没有及时通讯，当天晚上端木蕻良并没有接到萧红。挺着大肚子的她独自一人在港口呆了一晚上，心里又恐慌又担忧，充满委屈。
后来，萧红生下一个男孩，不到四天就夭折了。虽然痛心孩子的死亡，但一想到和端木蕻良的未来，内心的难受舒缓了不少，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松。
或许，在萧红那时的心中，未来的一切都是新的，她还有足够的机会重新开始。
然而，命运从未对这个弱女子给过半分怜爱。
后来萧红和端木蕻良搬到了苗圃，因为不愿受约束，萧红拒绝了复旦大学教授的聘任。
因为端木蕻良有固定收入，自己有稿费，两人有了基础的物质条件。她和以往的大部分朋友断了联系，每天沉浸在写作中。
新的朋友，新的生活圈子，她的精神世界得到舒展，创作灵感也不断迸发。为了写作，她在窗户上糊了暗黄色的窗纸，每天写作，不分昼夜。
熬夜写作，再加上天气不好、生活不够好，萧红开始生病、咳嗽。
1940年，因为身体的缘故，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
由于萧红和端木蕻良临行前担心被阻止，没有和友人道别。有人就猜忌和生气传到了香港，让萧红很痛苦。
而端木蕻良社会活动很多，早出晚归。听不懂的粤语、陌生的环境，使得她总是独自在家，经常感到十分孤独。
无人倾述，萧红只能通过写作抒发心中的愁绪、苦闷。
当时越来越多外乡人的流入，导致香港物价高涨，住房紧张。整个香港弥漫着浓郁的思乡情怀。
受到大环境的影响，萧红得到心态也发生改变，开始陆续创作以故乡为主题的作品，她的身体也每况愈下。
1941年12月，被轰响炮声吓到了萧红一直抱着端木蕻良，不让他离开。她的阻拦让急需出门取钱，购买囤积生活物资及萧红需要的营养品的端木蕻良分身乏术。
不得已下，端木蕻良向别人求助。当晚8点，他接到了骆宾基的电话，无事可做，受人所托的骆宾基表示可以来照顾萧红。因此，端木蕻良将萧红托付给骆宾基，自己出门办事。
萧红被香港的处境吓到，身体更加难受。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她送到医院，肺结核被庸医误诊为喉癌，做了手术。后来病情恶化，被转入香港玛丽医院的临时救护站。
此时香港被攻击，医生护士都走了，只剩下他们三人。疼痛的折磨、无法离开的痛苦，担心被抛弃的恐慌，让萧红暴躁易怒，病情也不断加重。
自感时日不多的她，拿笔艰难地写下：“半生遭尽白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1月22日，萧红怅然离世，享年3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