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纹鼎（夏代晚期，河南二里头出土，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收藏）
这当然只是个美好的愿望，太昊帝死后，天下大乱。在大乱中“太昊鼎”也不知哪里去了。黄帝来到人世时，当时仍旧是诸侯间你打我、我打你，战事绵绵不绝。黄帝想：那不行，整天的战争最终不是苦了民众吗？于是，他一面以德喻天下，一面习用干戈，把那些“不享”的诸侯征服了，天下算是太平了。在一次封禅天地的祭祀活动中，他“获宝鼎”，也就是那久已失传的太昊鼎。他认为这是上天的启示，太昊宝鼎就是上天赐予他天下的明证。
受到这一启示，黄帝后来就制作了三只宝鼎，以象征自己能成为天下共主，是得到天、地、人三个方面的允诺的。
到了禹平定水土成功后，禹为了仿照太昊帝和黄帝故事，也开始筹备铸鼎。怎么铸？铸多少个鼎？对他来说是个难题。一时似乎没有好的方案。后来，他正式当上天下共主有几年了，因为各地都风调雨顺，所贡的物品渐渐丰赡起来，尤其是青铜，因为格外珍贵，各地多有贡献。禹的手下施黯便请示说：“现在九州所贡之金年年积多，作何用处呢？”禹正想效仿前人功成铸鼎，又不想完全承袭他们的做法。思来想去，决定召开“九牧会议”征求意见。一听说要像太昊、黄帝那样铸神鼎，所有的人都表示拥护。铸怎样的鼎呢？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太昊铸一只鼎象征统一，黄帝铸三只鼎象征天、地、人三者的和谐，那我们就要铸九只鼎象征九州天下一统。大家都说这个意思好。“九”者，“久”也。九鼎也含有国运恒久的意思。[11]
有位州牧（州的行政长官）提出的意见也至关重要。他说：“我们铸的鼎也要把太昊帝的‘天下一统’和黄帝的‘天地人贯通’的精神融会进去，因此，这铸鼎的铜不能来自一地，应取九州产的铜，浇铸而成九鼎。”这位州牧的意见马上获得了一致的赞同。
天子禹最后总结说：“哪一州所贡之金（青铜），就拿来铸哪一州的鼎，将该州内的山川形势都铸在上面，让后世的人们懂得这江山如金属浇铸出来的一样永固。我从前治水时在那里所遇到的各种奇禽异兽、神仙魔怪等，也一一刻出。至于形象，我和伯益都有草图画出，现在一并铸在鼎上。将来鼎成之后，设法将图像拓出，昭示给九州百姓，使他们知道哪一种动物有益，哪一种动物有害。免得他们跑到山林、川泽里去劳作，遇到不好的东西，自己也不知道，受了魑魅魍魉的害，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懵里懵懂，不知利害。这样，岂不也是为百姓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吗？”
商代晚期子龙鼎（河南辉县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于是，“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史记·封禅书》）。这件夏代历史上也许是最伟大的事件就产生了。
据说九鼎作为传国的重器，作为国家政权和帝位的象征，在夏王朝的王宫里安放了许久许久。
作为传国的重器，九鼎的归属也是无常的。后来，夏桀昏聩惑乱，九鼎变成了商的宝器。再后来纣王暴虐不堪，九鼎又成了周的宝器。有人说九鼎沉没在泗水彭城，秦始皇出巡泗水彭城时，曾派人潜水打捞，结果无功而返。
在《左传·宣公三年》中，有一则“楚子问鼎”的故事，讲的是：楚庄王时代，周王室已经十分的衰弱。楚庄王趁攻打戎人的机会，驻兵于洛水，在周王室的领地里耀武扬威地举行阅兵仪式。这时，宽厚而软弱的周定王还是派王孙满去慰劳楚国军队。而野心勃勃的楚庄王竟大声问周王的使者道：“不知禹制作的九鼎有多大有多重？”王孙满不客气地回答：“问题根本不在于鼎的轻重大小，而在于执政者是否有仁德。当年大禹是个有大德的君主，正因为有大德，远方的人们才会甘心情愿地把各种物品奉献给中央，九州的牧长也才会进贡贵重的青铜，大禹就把这些青铜铸成九鼎，让老百姓懂得何为善、何为恶，让老百姓懂得天下一统的重要性。后来夏桀不争气，鼎就流到了商，再后来又流到了周。现在，周王朝的仁德虽然在衰微，但是天命还没有改变，鼎的轻重难道是你可以随便问的吗？”在如此警告式的一席答话中，可见鼎不是一般的器物，岂能容忍楚子“问鼎”？楚庄王无言以对，只得红着脸退了下去。
写在《左传》这部史书上的王孙满的这段话，捍卫了“禹鼎”的庄严性，它的内涵是十分丰富和深刻的。王孙满所说的“在德不在鼎”说明了有仁德的人才能制作出这样的鼎来，也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得到“禹鼎”这样的传世重器。王孙满的说辞中还包孕着“革故鼎新”的社会发展变迁观。《易·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这是历史的必然。夏与商、商与周之间的不断“鼎迁”，正好说明了“革故鼎新”的历史发展常规。
对于这段历史故事，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有如下精到的论述：“其一，《左传·宣公三年》讲‘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这几句话，是直接讲青铜彝器上面的动物形的花纹的。各方的方国民众将当地特殊的物画成图像，然后铸在鼎上，正是说各地特殊的通天动物，都供王朝驱使，以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换言之，帝王不但掌握各地方国的自然资源，而且掌握各地方国的通天工具，就好像掌握着最多最有力的兵器一样，是掌有大势大力的象征。其二，《左传》里的‘贡金九牧’与《墨子》里的‘折金于山川’，正是讲到对各地自然资源里面的铜矿锡矿的掌握。‘铸鼎象物’是通天工具的制作，那么对铸鼎原料即铜锡矿的掌握，也便是从基本上对通天工具的掌握。所以九鼎不但是通天权力的象征，而且是制作通天工具的原料与技术的独占的象征。其三，九鼎的传说，自夏朝开始，亦即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开始，也是十分恰当的。王权的政治权力来自对九鼎的象征性的独占，也就是来自对中国古代艺术的独占。所以改朝换代之际，不但有政治权力的转移，而且有中国古代艺术品精华的转移。”[12]这一精辟的论述，把“夏铸九鼎”的初衷与发展脉络说清楚了。
西周大克鼎（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出土，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泗水捞鼎”汉画像砖。出土于河南新野。此砖现藏于新野县汉画砖博物馆。故事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
“禹铸九鼎”的说法已被当代考古学发掘的成就所证实，本身就改写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史家认为：“在文献中，有夏代冶青铜的记载，如‘禹铸九鼎’和夏启命人在‘昆吾铸鼎’的说法，出土的铸造铜器的遗存可以为证。”[13]二里头遗址大量青铜器以及制作青铜器工场的发现，证明了“禹铸九鼎”的历史可能性。因为禹铸造九鼎，直到现在，“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还是人们常用的词汇。当然，禹所铸“九鼎”至今未见出土，仅见于史料记载，这不能不说是一桩憾事。
禹，一个新历史时期的领军人物
正像西欧的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人、又是近代历史的第一人一样，大禹也是一个“一身而二任焉”的人物。他可以说是中国原始社会的最后一人，同时，他又是新的阶级社会的第一人。
禹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抛弃一个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即将被淘汰的社会的同时，又充分地从传统社会中吮吸了多少万年传承下来的丰富的思想养料。这样，作为一个新历史时期打头阵的领军人物，他血管里流淌着的仍然是人们所熟悉的列祖列宗的血液，音容笑貌，酷似乃祖，精神气质，一如圣贤，而他的所作所为，又是在悄无声息地埋葬一个旧世界，打造一个新世界。
他在传统社会中，是道德的楷模。帝舜时，就提倡“令民皆则禹”。“则禹”，就是以禹为准则，即以禹为榜样，让大家都学习大禹精神，这是对的。
他在新生的私有制社会中，是个勇敢的先行者。他不怕别人说三道四，把君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禹，他的一生业绩本身就为“何谓批判地继承”写下了最好的注脚。
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些文化大家，是读懂了大禹的——虽然各人所取的视角并不相同，认识上也有很大的差异。但对他的赞誉可说是众口一词。
孔子是禹的精神膜拜者，他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可以想见，孔子是带着十分激越的心情说这番话的。他赞许禹的刻苦、耐劳、大公、无私。他所说的“无间然矣”，相当于说，这样的人我没有任何可挑剔的了。
而孔子的私淑弟子孟子不只倾倒于大禹的人格魅力，还直接为禹的传子制度一辩了。他的学生万章对老师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说现在不少人都以为禹之传子是一种“德衰”的表现，说明禹的品格不及前圣。面对世人的责难，孟子断然否定。他的意思很清楚，义与不义是相对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义”的内涵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到了私有制的存在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的情况下，像禹那样顺乎潮流实施传子制度，相反倒是“义”的表现。孟子维护了大禹的圣人形象。
墨子则俨然以禹的继承者自命，“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墨子·法仪》）认为自己力主“兼爱”，其源盖出于“其利人多”的大禹。墨家的巨子们穿衣、吃饭、行事，全都以大禹为榜样，他们是大禹精神的最忠诚信徒。
集各家思想之大成的吕不韦，一般不轻易赞人，可是，一提及大禹时却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着重赞誉了禹的礼贤下士之风，他写道：“禹一沐而三捉发，一食而三起，以礼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通乎己之不足，则不与物（人也）争矣！”（《吕氏春秋·谨听》）禹那样看重“有道之士”，无怪乎他治水时总是有那么多人能帮他了。
连历来甘心于寂寞人生的庄子也出来凑热闹，盛赞禹的品格和道德精神。他赞扬禹治理洪水的伟业，在当时极困难的条件下，大禹能通四夷九州，把治水的范围推向天下，这是极不容易的事。此为《庄子·杂篇·天下》中所记墨子对禹的称道：禹治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而且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结果成了个走路不便的跛子，即便那样，他还是奔走在治水道上。庄子的结论是：“禹大圣也！”他对禹的总体评价是：禹是个非同寻常的“大圣”，他的作为影响了天下大势。
我们列举诸子对禹众口一词的表彰，是想破译一个千古的秘密：作为为新时代的诞生冲锋陷阵的先驱人物，他是被后世保守派人士和激进派人士都认同的人，在他的身上，熠熠闪光的是那种普世的价值观。
禹没有因为要抛弃一个旧世界而抛弃旧世界的一切。他牢牢地把握了传统的、普世的价值精神——大公精神、无私精神、利他精神、民生精神——使他真正成为民众心目中的“大圣”。既然禹是这样的一个人，人们就不会去怀疑和反对他的事业了。
大禹的这种普世精神，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排除了在不少先驱人物身上存在的晚节不保现象。
十三年治水的辛劳摧残了他的身体健康，被阳光灼伤了的变得暗红色的皮肤时常发生溃烂，他的背脊是永远直不起来了，他的腿关节出了问题，走起路来永远是一瘸一瘸的，人们笑称为“禹步”。他瘦弱，但精神还好。事关民生的九州大事，禹从来不肯搁置到第二天去办。
“五岁一巡狩，禹遵之。”（《史记·封禅书》）这是禹晚年生活的写照。那时他已年过六旬，身体更加虚弱。可是，他的脑子记得很清楚，哪一年应该是他的巡视九州和大祭天地的年份，他要他的部属为他早作准备。部属感到很为难，都病成那个样子了，还出巡？他的回答响亮而明确：“五岁一巡狩，这是黄帝开始定下的规矩，不能因我而废了规矩。”这就是司马迁写《封禅书》时写上“禹遵之”一语的出典。
这次巡狩，禹特地带上了儿子启。在定九州、铸九鼎中，启都参与其事，并赢得了“夏启贤”的美名。这次巡狩也许是禹的最后一次了，不能没有启的参与。一切让启去张罗，禹只在一旁指点。他心中明白，经过这次巡狩的历练，启一定会成为众望所归的新一代君王的。
“禹行自冀州始。”（《史记·夏本纪》）九州山山水水，都是禹熟识的。投入九州的山水怀抱，使禹的精神反而好了许多。禹与儿子启一起，每天都要同民众会面，从闲聊中体察民情、民心、民风。启年富力强，上上下下跑个不停，一如禹当年一样活跃热情。他与民众的贴心，也一如父亲，这是让禹最为高兴的。
这次巡狩的重头戏是要进行一次封禅大典。“封”就是封土为台，祭上苍；“禅”就是辟土为场，祭地王。从三皇五帝以来，祭天的地方在泰山，这已经约定俗成，不可更改。而禅地可因情势而变。在封泰山之后，禹问启：“你看，禅地放在何处为妥？”启不假思索地说：“会稽是父亲治水的最后一站，又曾是会合诸侯的处所，把禅地放在会稽吧！”禹笑了，满意地说：“你说的正是我想的，就把禅地放在会稽这块风水宝地吧！”
在“禹封泰山，禅会稽”过程中，启一直是打前站的。忙完了泰山之祭，启马上奔赴会稽山。等大禹一行来到会稽山时，启已经在会稽山顶辟出了一块三丈见方的平坦的祭地，香烛等也一应俱全。禹缓缓地上得山来，神态自若，而体态虚弱。
禹在祭地的东首坐北面南，让启站立在自己的身边，九牧和各路诸侯就站立在他们的身后。司仪官宣布“禅地大典”开始，当司仪官要禹讲述祭词时，禹却把目光投射向站在自己身边的启。司仪官心领神会，邀请启口述祭词。启也不谦让，只是在讲述过程中申明是代表父亲口述祭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