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著名词人陆游在给儿子的遗嘱诗《示儿》中不无悲痛地写道：“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此时，中国广大的北方地区已被金人占据，汉人的正统王朝南宋正潜身缩首于黄河以南，不思克复旧国。一生爱国的陆游死前仍然不忘故土，抱着“九州不同”的执念含恨而终。“九州”假如拆开来看，其意义仅是中国古代的地理名词，而当我们将九个“州”组合起来，“九州”就被赋予了超乎寻常的意义。它是中国的代名词，是古代中国人的全部已知天下，融入了华夏文化的深层，不断激起中国人心中的澎湃情感。
《地名里的中国》，《国家人文历史》 编著，华景时代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5月版。
九州真的是战国时代的产物吗？
“九州”概念当然首先可指九个“州”。所谓“州”，《说文解字》释为“水中可居曰州”。换句话说，在上古先人的世界观里，大陆不过是茫茫沧海中较大的海岛而已。
传说，“九州”并非先天存在。春秋时《左传》记载，晋国大夫魏绛曾引用作于夏代之前的《虞人之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意思是大禹划定了九州的边界，修筑了九州的贡道，让生民鸟兽各得其所，将九州概念的确定归功于治水的圣王大禹。《山海经·海内经》也说：“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无独有偶，既是中国最为古老的地理志，也是最早详细论述九州的文献记录《禹贡》，传说为大禹所作，用于标定九州地理物产。看来在中国古人心目中，天下被划为九州也正是圣王大禹的功劳。他在结束治水伟业之后，根据治水过程中观察到的地理、水文、物产、人文特点，以九州划分天下，成为万世之则，后人对此深信不疑。
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壶口瀑布孟门山处的大禹像。大禹脚踏巨型神龟，望向睡女峰的方向。相传大禹治水，便是在这里导水畅流，而睡女峰正是他的妻子化身而成。在中国古人心目中，天下被划为九州是圣王大禹的功劳。
近代以来，有学者对大禹划定九州一事表示怀疑，“古史辨派”泰斗顾颉刚在《州与岳的演变》中说：“《禹贡》的九州，《尧典》的四罪，《史记》的黄帝四至乃是战国时七国的疆域，而《尧典》的羲、和四宅以交阯入版图更是秦汉的疆域……”他认为九州之说产生于战国之后，是战国人托名大禹所作，反映的实际上是战国时期中国人探索大地的成果。
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
2002年，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入藏了一件名为豳公盨的青铜器，盨上铭文为贵族豳公留下的训诫之辞，铭文开篇说：“天令禹敷土，随山浚川，乃降地设征。”意思是：“天命大禹规划土地分布，顺应山势，疏导河川，于是他根据地力不同设置各地贡赋的标准。”学者很快意识到，这一句铭文又与《禹贡》开头的那一句“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的表述极为相似。研究者因此认为豳公盨和《禹贡》可能拥有同一个源头。根据豳公盨的器形、纹饰和书体，学者将其所属时代定为西周中晚期。如此一来，豳公盨和《禹贡》这个共同源头的出现就应当不晚于西周中期。
当然，豳公盨的发现仅能说明《禹贡》中部分篇章撰写的时间要远早于顾颉刚推测的战国时期，并不能说明《禹贡》关于古九州的部分就真能追溯到西周时代。对此，我们需要继续寻找其他证据。
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临淄发现了一套青铜编钟。编钟的所有者是春秋中期齐国的一位贵族，名为叔夷。铭文中说他是齐国统率三军的大将，从齐侯赏赐他的大量莱人仆从来看，他的主要功绩应该是率领军队在战争中大胜莱国。学界一般认为这与春秋中晚期齐灵公伐灭莱国的史事有关。齐侯在赏赐叔夷时说：“夷典其先旧，及其高祖，赫赫成汤，有严在帝所，溥受天命……伊小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原来叔夷出身于宋国公室，他的先祖正是商王朝的缔造者成汤，成汤伐夏成功之后，拥有了九州，继承大禹奠定的国土。这篇铭文的主角是齐灵公和叔夷，他们都是春秋时代社会最上层的贵族。他们在如此庄重严肃的场合，郑重地将九州和大禹联系起来，表明至少在春秋中晚期，九州的划定就已经与大禹联系起来了。
另一个证据出现在《国语》和《左传》中那个著名的“楚庄王问鼎于周”的典故之中。楚庄王伐陆浑之戎，兵锋到达洛阳郊外，挑衅式地向前来劳军的王孙满询问九鼎轻重。王孙满以“在德不在鼎”相对，赢得了楚庄王的尊重。王孙满在回答中说道：“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就是说夏王朝刚建立之时，九个“牧”贡献了铜料，铸造了象征王权的九鼎。按旧时之说，九州的管理者即为“牧”。换句话说，王孙满认为，九州至少在夏初时已经存在了。王孙满是周王室贵族、周襄王之孙，他的知识应当可以代表春秋早中期周王室的认识，而楚庄王则是楚国国君，他对王孙满对答的认可也表明，在南方楚文化的知识体系之中，九州出现于夏初之前应当也是不需要讨论的事实。
不同“九州”观引发的起源猜想
综合来看，目前在春秋之前的甲骨卜辞、青铜铭文之中，并没有出现过“九州”或者其中具体某一州的称谓，而在春秋时期的文献中，“九州”虽已出现，却也语焉不详。仅以当前的证据来看，“九州”概念的出现至少不早于西周晚期到春秋中叶，也不会晚到战国时期。我们不妨保留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九州”概念脱胎于更加原始的华夏地理观，其中的某些元素甚至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之时。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周王朝的崩溃，诸侯国纷纷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地理观，“九州”终于从那些原始元素中被提炼出来，成为天下的代名词。
《禹贡》的形成可能正反映了这样的历史，其最原始的文本与豳公盨同出一端，然后在春秋战国时代不断增删、修改，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禹贡》。
这样的推论不无道理。按照《禹贡》的说法，天下九州分别是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然而在成书于东周到西汉的文献《尔雅》中，九州又变成了冀州、豫州、雍州、荆州、扬州、兖州、徐州、幽州、营州。与《禹贡》版本相比，少了梁、青，多了幽、营。有学者认为“青州”和“营州”是一回事，读音相近，但是幽州在北方幽燕之地，梁州在南方四川盆地，两者南辕北辙。这表明即便到了西汉，九州的概念亦尚未完全确定。
又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竹简《容成氏》，经后人考证有：“舜听政三年，山陵不疏，水潦不湝，乃立禹以为司工。禹既已受命……禹亲执畚耜，以陂明都之泽，决九河之阻，于是乎夹州、涂州始可处。”这段记载表明战国楚人同样认为九州的划定是大禹治水的产物，甚至“陂明都之泽，决九河之阻”等与治水相关的文字与《禹贡》还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容成氏》所定的九州名称为“夹、涂、競、莒、藕、荆、阳、叙、且”，又与《禹贡》《尔雅》大不相同。我们不妨开个脑洞，或许当年楚庄王问鼎时所认识的“九州”就是《容成氏》版本，而王孙满所对的“九州”乃是《禹贡》版。
《容成氏》战国竹简，现藏上海博物馆。其内容证明了战国时期的楚人同样认为九州划定是大禹治水的产物。
总而言之，从《禹贡》《尔雅》《容成氏》三部文献中，我们可以肯定，至少在战国时期，“九州”中每个州的名字都还未完全确定下来。这表明此时的“九州”概念还相当稚嫩，一个以“九州”为中心的天下观还没有真正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九州”就是战国以降不断完善的结果，而非其初始的模样。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说：“殷因于夏，亡所变改。周既克殷，监于二代而损益之，定官分职，改禹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分冀州之地以为幽、并。”这也表明，古人清楚地知道，九州概念也并非从来如此，而是伴随时代发展不断形成的。
九州体系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
实际上，当我们审视相关文献时，也不难发现“九州”概念承上启下的独特作用。在殷墟甲骨卜辞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最迟在商代晚期，商人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描述天下地理。如著名的“四方风卜辞”就记载了东南西北四方神名、风名，表明商人已经熟练运用东南西北四方来描述天下。然而这种认识又比较粗浅，统治核心在冀南豫北的商人们对“大邑商”之外的土地并不熟悉，在卜辞中，尊贵的商王出征离开王都后，总是在道路上占卜吉凶，表明王都外的土地陌生而危险。因此，在商人的卜辞之中，我们看到的要么是如“周”“攸”“人方”等小地名，要么是笼统的“东土”“南土”等大地名，表明商人们对大邑商之外的大片地区并没有清晰的认识。
而在中国最早的地理类文献《山海经》中，人们对天下的认识又进了一步。在《山海经》的世界中，天下的核心是一片片群山，在群山之外为海内和海外，在海外之外则是广袤的大荒。不管是群山、大海还是大荒，都以东南西北四方作为区分。在记述群山的《山经》部分，记载的主要是各山物产、珍禽异兽和祭祀习俗，虽然仍有不少让读者感到不可思议的记录，但是总的来说，其记载的主要是地理和物产，较为朴素。而到了《海经》和《大荒经》部分，地理物产和珍禽异兽就退居次席，奇异的神话、神奇的古国、怪诞的神明开始占据大量篇章，从“地理志”变成了“志怪”。这或许反映了《山海经》时代的某些现实——地理书籍的作者努力想要把天下各地放在同一个框架之中，然而他们只对处于近处的群山有所了解，而对那些远在天边的四海、四荒，只能根据旅人不可靠的只言片语来了解，并将这些传说与自己的想象结合起来，完成了这部怪诞的地理百科全书。
《山海经》或许只是上古时代先民探索世界尝试的一小部分，还有许多和它相似的材料，如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容成氏》以及许许多多散佚的古代传说都是如此。这些材料很好地反映了先民的精神世界，却又因为其古朴怪诞的气质而逐渐退出主流视野，成为单纯的神话传说，被《尚书》等更加“雅驯”和客观的材料所取代。就像司马迁在《史记》中自述：“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正如司马迁所说，到了《禹贡》出世之时（《禹贡》被编入《尚书》之中），曾经笼罩在《山海经》上空的神秘气息已经尽皆退散。九州概念出现，人们将物产资源、地理特点、人文习俗、交通路线编入其中，展现的是一幅相当客观、真实的地理画卷。这幅画卷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西周之后，诸侯林立，为更好地统治自己的国家，诸侯们都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文献系统。《孟子》就说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一也。”这些文献之中，当然也包括本国的地理、物产、民俗、交通等信息，各国交流不断，这些信息又被不断交换，最终在战国秦汉文化碰撞融合之中形成以《禹贡》为代表的九州体系。
在《禹贡》划定的九州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极为冷峻简洁的笔锋，拥有极为清晰的结构。首先，它先大体标定各州州域，再将州域内主要高山、大河、大泽、平原标记出来。这样一来，这一州的地理情况就大体明晰了。由宏观再及微观，先描述该州的土地种类和肥力，以此定出该州贡赋等级，最后简要描述该州民俗和特产，以及其贡物上贡的主要交通通道。
九州体系和《山海经》相比更加规范、客观，去除了此前充斥在地理志中的神怪元素，将全部的先秦已知世界都纳入一个标准相同的体系之中。这既体现出当时人们已经有足够的自信去面对广大无垠的土地，更体现出人们已经准备好迎接天下统一的新格局了。战国时期的齐国思想家邹衍甚至在九州基础上延伸了“大九州”概念，即中国人所居的“九州”组成“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又是一个更大的“大九州”的组成部分，在未知的地方还有八个和“赤县神州”一样的世界。这表明在战国时期逐渐成熟的九州体系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为他们提供了信心去认识更为广大的世界。
《禹贡》的九州什么样？
就让我们来仔细看一下《禹贡》所划定的九州体系吧。
冀州是《禹贡》九州中首先提及的，冀州之名可能来源于晋南地区的古冀国。《国语》中，楚成王认为如果*掉路过楚国的晋公子重耳的话，“冀州之土，其无令君乎？”表明后来晋灭冀国后，冀州也成了晋国的代名词。《禹贡》中的冀州地跨今天的山西、河北，并包含了河南省的一部分。黄河、沁水、漳河、通天河、卫河与今天已干涸的大陆泽组成了冀州的水系。这里的土壤为“白壤”，土地肥力在九州之中排第五等，产出的贡赋却是最高的“上上错”，岛夷穿着皮服居住在冀州东部边境，乘船由渤海沿岸即可进入黄河故道，沿着黄河上溯即可向中原洛阳地区运送贡物。
之后是兖州。兖州之名得自沇水，即古济水。兖州主要包含了今日河南、河北的东部与山东西部地区。黄河、济水及两河的众多支流以及雷夏泽组成了兖州水网。此地地面低平，土地是肥沃的黑壤，却屡受黄河水患波及，因此土壤肥力只是第六等。贡赋也是九州之中最低的“下下”。此地产出的生漆和蚕丝可以通过漯河、济水上贡。
兖州的东北方，山东半岛北部的泰山和海岸之间是青州。青州之名或许来自东方所赋的青色，原本属于东夷的一支——嵎夷故地，在九州划定之时也已经得到了经略。这里的土地常被海水浸润，因此土地是有盐碱析出的“白坟”土。土壤肥力为第三等“上下”，贡赋属于“中上”等。海滨晒盐、种桑养蚕、海中渔获让这里的贡物极为丰富，贡物由汶水经济水即可泛舟上贡。
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古城“海岱都会”牌坊。青州为《禹贡》九州之一，古代青州地处海岱之间，历代为都会之地和军事重镇，被誉为“三齐重镇，海岱都会”。
泰山以南至淮河的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地区是徐州。徐州之名应得自两周时兴盛于淮河流域的淮夷国家徐国。淮河、沂水以及巨野泽组成了徐州水网，蒙山、羽山为徐州的主要山系。这里的土壤是肥沃细密的红色土壤，土壤肥力为第二等“上中”，贡赋第五等“中中”，出产的贡物主要是鸟羽、桐木、磬石等用于乐舞祭祀的物产，以及珍珠、干鱼和丝绸。这些贡物经过淮河、泗水即可进入黄河水道，进贡中原。
扬州北界为淮河，东界为大海，其西是荆州。《禹贡》并没有划出扬州的南界，可能当时的人们尚未向南继续探索。扬州之名可能来自商周时期当地的土著“扬越”人。扬州大致包含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等多省土地。彭蠡泽即今天的鄱阳湖与众多河流组成的扬州水网。这里远离中原，土地大多尚未被开垦，因此田土肥力位于末尾。然而扬州丰富的物产却让贡物属于最高的“上上错”，扬州的铜、铅等矿物从商代开始就是中原青铜王朝心目中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玉石、皮毛、象牙、水果等贡物也价值不菲。这里的物产通过长江和沿海，可以到达淮河、泗水，再向中原运输。
荆州得名于荆山。荆山、衡山是荆州的北界，长江、汉江及其支流和云梦泽组成了密布荆州的水网。值得一提的是，“荆”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楚木也”，也就是说，“荆”和“楚”实际上是同义字，而后来兴起于荆山的楚国人也常常被称为“荆人”。楚国初期的疆域也大约与古荆州重合，由此来看，荆州的得名除了荆山之外，也应当有荆楚的影响在内。荆州的土地和扬州一样大部分没有开垦，因此肥力只是倒数第二等。与扬州类似，荆州虽然田土产出不足，但是贡物却很有价值，生漆、皮毛、象牙、铜、锡、包茅、丹砂、砺石、竹材、祭祀龟板等都有赖荆州的产出。这些贡物通过水网到达南阳地区之后，再由陆路转运至中原。
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古城内的宾阳楼，始建于明代，是当地展现三国文化的地标建筑。荆州为古九州之一，得名于荆山，亦属于汉武帝划分的“十三州”之一，地处交通要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诸多脍炙人口的三国故事大都发生在此。
荆山和黄河之间的中原地区隶属豫州。豫州，为何得名，历史上说法很多。成书于东汉的《释名》说：“豫州，地在九州之中，京师东都所在，常安豫也。”这一说法较为牵强。这里是天下之中，当年周公旦选择这里建都就是因为这里“四方入贡道里均”，伊河、洛河、瀍河、涧河、黄河及荥泽、菏泽、孟诸泽构成了豫州的水系支架。这里土地属第四等，较为肥沃，贡赋主要是生漆、纺织物，通过黄河运送。
四川盆地之内为梁州，沱江、潜江、岷江、沔水、白龙江组成了水网。这里的土壤为肥力较低的青黑土，贡物也较下等，主要贡献贵金属和皮毛，贡物抵达中原要先运送到梁州之外的渭水和黄河才行。之所以得名梁州，学者认为可能和秦岭有关。在汉代，梁州之地被划入益州，这个古老的名字逐渐不再被使用，反而是益州的新名字被人们长期沿用下来。
雍州因雍山、雍水得名，主体是关中盆地，以及甘肃、青海的一部分。黑水、弱水、泾河、渭河、漆水、沮水、丰水、黄河、猪野泽组成了雍州水系。这里处于黄土高原地区，土地极为肥沃，是九州中的第一等。贡物则只有绿松石和织物，通过黄河便可运送到中原地区。
《禹贡》中记载的九州完整而简洁，文字中只有山、水、人和物产，神鬼妖怪、传说故事不再拥有位置，可以看出九州体系的创造者们创造这种体系想要达到的目的。在他们的设计中，华夏大地虽然被山川水泽切割成了多个部分，但却并不零散，九州可以通过“贡”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天下。
除语焉不详的“豫州”，古九州的其余八州得名都显示出较为明显的规律，即或以州内山水为名（兖州、梁州、雍州、荆州），或因州内古国古族得名（扬州、徐州、冀州），或以本地特点得名（青州）。这些得名方式极为直观，反映了许多较为原始的观念；这些简洁、直观的名字，为全体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公认的“坐标”，让描述地理变得空前简单。
可以看出，九州体系虽然已经相当成熟，但是其基础仍然建立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以降的天下格局之上。冀州所在的山西、河北等地，商周之前是后岗二期文化的活跃之地，商族也在此发源，太行山东西的上古先民拥有相当统一的文化面貌。兖州、青州所在的豫东、山东地区长期为东夷所居，这是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奠定的基础，在商周时大体上是岳石文化处兖州、珍珠门文化处青州。徐州是淮夷的地盘，夏商时代，淮夷创造的斗鸡台文化在这里非常繁盛。
扬州属于古越，良渚文化在此创造辉煌，吴城文化、湖熟文化也在商代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荆州则是三苗故地，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等古族文化也一度与中原、山东鼎足而立。梁州辟处西南，虽然闭塞，但是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接踵而立，也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雍州所处的关中盆地沃野千里，自古就是仰韶文化、庙底沟文化、齐家文化的繁衍生息之地，更是孕育了“郁郁乎文哉”的周王朝。而豫州所处的中原之地，则是夏商周三代统治的腹心，是华夏文化的福地。
九州体系充分考虑到了地理、交通、物产和人文因素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禹贡》九州体系并不像很多后世学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理想化的天下模型。反而，九州体系充分考虑到了地理、交通、物产和人文因素，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计算，是一个相当具有可操作性的天下模型。
在秦汉帝国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之后，原本被诸侯国割裂的天下被纳入统一的帝国之中，西汉的郡国并行制进一步消化了聚合而来的各地。秦汉帝国建立在文法吏的基础之上，大量拥有书写能力的官吏成为王朝运转的基石。他们继续将全国各地的信息源源不断地传回中央，正有赖于海量的信息，九州体系终于被运用于实际的国家治理之中。
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将原本只存在于纸面上的九州搬到大地棋盘上来。他在原先郡国的基础上，将汉帝国划分为13个州，每州设置一名刺史，刺史由中央派出，行监察之权。我们很容易想到，这样的设置一方面当然是外逐匈奴、内改制度的汉武帝加强君权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将儒家经典《尚书》中《禹贡》篇付诸现实的结果。西汉风头无两的公羊家所修习的《春秋公羊传》开篇就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种大一统思想当然对汉武帝来说吸引力颇大。
但是武帝采用的是十三州，即“冀、兖、青、徐、荆、扬、豫、益、凉、幽、并、朔方、交阯”，与《禹贡》的九州区别明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第一，在武帝设置刺史的时代，华夏文化控制的版图已经空前扩大。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率军出云中郡，斩获颇丰，并将盘踞在河套地区的匈奴白羊、楼烦王所部赶走，在这里设置了朔方郡，将朔方纳入十三州之中自不待言。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内讧，昆邪王部攻*休屠王部，并率众4万人投降汉朝，武帝在其故地设置武威、酒泉。元鼎六年（前111年），武帝将张掖、敦煌两郡从武威、酒泉中分出，形成了“河西四郡”。这四郡与原属于雍州的部分区域合并，就成了凉州的组成部分。同样地，元鼎六年，汉武帝灭南越国，将其地化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这九郡之地并未包含在《禹贡》九州之中，成为新的交阯州的组成部分。而武帝朝吞并贵州、云南等地的西南夷，让汉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范围空前扩大，将原先的梁州和牂牁等新郡合并成立新的益州也可以理解。
第二，《禹贡》中一些州明显过大，因此武帝将其分割。例如原冀州规模过大，于是武帝将其切割为冀、并、幽三州。新的三州与其他州相比体量相若，更加实用。
第三，原属雍州、豫州的关中平原和中原之地，是受皇帝直接控制的京畿区域，包含三辅（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南、河东、河内）、弘农。这些地方不设刺史，也不在十三州之中。而《禹贡》九州中的雍州关中部分则属于京畿，西北部分划入凉州，所以武帝并未设置雍州。
武帝设置的十三州影响深远，达到了加强集权的目的。而到了王莽篡汉时，王莽为复古，以《周官》《王制》为模板，将刺史改为州牧，州牧不再只行使监察权，更拥有军政权，使州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单位。到东汉时期，权力巨大的州牧又和茁壮成长的地方豪族合流，在三国时期成为割据各地的“诸侯”。例如曹操就曾任兖州牧、冀州牧；刘表以荆州牧的身份割据荆州；刘备夺取益州，自领益州牧；等等。在两晋南北朝的混战中，也有许多乱世枭雄背靠雄州，以州牧的身份参与天下角逐。
随着唐代新的道、州、府制度的出现，以及元明之后省县制度的确立，古九州不再以行政区划的面貌出现。今天我们仍能看到的江苏省扬州市、山东省青州市、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江苏省徐州市、湖北省荆州市等，则是《禹贡》九州留在地图上的孑遗。这些地名由大范围的地域概念，缩小为一些具体行政单位的名字，再加上河北省的简称“冀”、河南省的简称“豫”，几乎是我国最古老的地名遗产。
本文选自《地名里的中国》，部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徐成
摘编/何也
编辑/商重明
校对/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