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墨客素来喜茶，茶文化历史悠久，据《茶经》载:“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汉代以来虽多有茶树种植的记载，但对烹茶饮茶工序涉及极少，直到唐朝，对饮茶活动的描写才逐渐多了起来，并发展出一套茶仪，对茶事活动进行了初步规范，如陆羽就总结出一整套烹茶技法、饮茶习俗以及品茶法，说明这一时期的饮茶活动逐渐从生理需要转变为精神领域的享受。到了宋代，饮茶更是更成为一种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普及性的审美活动，茶坊遍布城乡各地，并流行全日制经营。饮茶作为一种社会风尚，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艺术旨趣。宋代士大夫在创造茶文化时，不仅仅将其作为生活艺术，更是将茶文化与审美追求、人生态度紧密结合在一起。
从西汉到宋代，烹茶技艺共经历了煮茶法、煎茶法和点茶法三个阶段。西汉至唐前期，通常是采生茶叶煮沸后直接饮下，类似于蔬菜粥，只有食用价值，其烹煮过程毫无美感可言。初唐年间诞生了煎茶法:将团饼茶经过、研、罗等工序，加工成茶末，再根据水的煮沸程度，投盐、茶末，然后分而饮之，煎茶法较煮茶法有了巨大进步，茶叶作为饮用原料不再被直接食用，而是经历了一系列较为复杂的制作工艺，饮茶逐渐成为了一种带有品赏消遣意味的艺术行为。陆羽编《茶经》，创造性地将茶学精神和美学艺术结合在一起，使饮茶逐渐成为文人墨客追求的一种高雅活动而乐此不疲。
至于宋代，茶艺进一步向士大夫的审美取向靠拢据。宋代的茶艺主要分为点茶和分茶。点茶是宋代最为流行的一种技艺，包括灸茶、碾茶、罗茶等一系列程序。点茶技艺的衡量标准主要从色香味三方面鉴赏。而把随着饮茶风尚盛行，斗茶习俗也逐渐产生，宋人对茶的冲调已经有了极为严格的标准。对于茶，融入了审美与人生的寓意。
茶文化中体现的宋代文人清雅简淡、崇尚中和的审美追求无论是碾茶还是点茶，无论是茶叶还是茶汤，宋人都以纯白为最佳。宋代曾情《高斋漫录》记载的司马光与苏轼之间讲的一段玩笑话就反映出宋人崇尚茶白的倾向。
司马光问苏轼:“茶与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君何以爱此二物？苏轼答曰:“奇茶妙墨俱香，公以为然否？茶可于口，墨可于目。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操也。”
白茶在宋代数量很少，确实是物以稀为贵。梅尧臣在《王仪寄斗茶》写道:“白乳叶家春，株两值钱万”。可见白茶在当时价格的高昂。宋人对茶色白净的崇尚，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白茶罕见而不易得，但更多的是表现出了宋人清雅简淡的审美追求。
宋王朝重文抑武的国策，使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地位得到明显提高，并以这一阶层的思想文化特点为主创造出了宋型文化和宋代特有的武弱国势、高度文治、理学思想联系，宋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宋人的审美态度也因此发生了变化。比如，在诗歌上追求超越绚烂的平淡老成之境，推崇陶渊明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古淡美；艺术方面，宋人的绘画亦追求淡雅，宋代瓷器也以单色釉的高度发展著称，无论北宋时期的青白釉，还是南宋时期的绿色釉，色调都是清新淡雅。茶色尚白也是这种一以贯之的清雅的审美态度的体现。
此外，茶色尚白与所用茶盏也有很大的关系。宋代斗茶所用的茶盏，在颜色上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要求，据《大观茶论·盏》所载:盏色贵黑青，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燠发茶采色也。可见宋代茶盏以黑青为贵，而宋代建州窑所出的黑色茶盏，被认为是最好的斗茶用盏。
蔡襄《茶录·论茶器》记载:茶盏: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杯微厚，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周紫芝《摊破浣溪沙·茶词》中有“醉捧纤纤双玉笋，鹧鸪斑”，更是提到了黑釉茶盏中的名贵品种鹧鸪斑盏。以黑盏配白茶，一方面固然是取其黑白分明的视觉对比效果，另一方面和宋代道教思想的盛行也有一定关系。宋代的皇帝大多笃信道教，到宋徽宗尤甚。他自称教主道君皇帝，还多次下诏搜访道书，设立经局，整理校勘道籍，政和年间还编成《政和万寿道藏》，一时间崇道之风盛行。道教崇尚自然、含蓄、质朴的观念，使宋代文人士大夫形成了尚淡尚理的审美取向，而黑色的幽玄与静谧正好与此符合。并且道教又以黄老思想为理论依据，信仰阴阳五行之说，引得宋代的文化艺术界皆奉行代表太极图的“知白守黑”的审美创造法则。
“知白守黑”里的黑与白，可以简单地用老子哲学思想核心“道”里的“有”与“无”表述。《老子》第四十章里提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他认为一切事物的生成变化都是有和无的统一，强调无是万物赖以存在和发生的根本。黑盏配白茶正是这一理论的生动体现，饮茶，所饮之物便是茶，倘若无茶之存在，盏又有何意义？
和作为中华文化的灵魂，到了宋代更是得到文人士大夫的着意追求，这在斗茶习俗中有充分的体现如点茶的时候需注意茶与汤的配比，“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多茶少，则粥面聚”，注水大多，茶饽沫单薄，形态不稳定容易散，而注水过少则会导致茶汤表面出现和冷掉的粥表面一样的东西沫作为斗茶市美意象的基础，表现出宋代士大夫市美的细化和深化，也体现出其对“和”的极致追求在茶盏的选择上也是如此，“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对于茶的多少估算得要恰到好处，才能选择出合适大小的茶盏，如果碗高大而茶少，茶的色泽就会被掩盖，茶多而碗小，就不能注入足够的水来点茶。这两种情况的出现都会影响最后茶的结果，不偏不倚，过犹不及，这种恰到好处的把握就是一种中和之道。
第一，茶叶生环境的静和宋代文人追求高雅宁静的生活不无相似之处。与大多数平原种植且对光照时间要求较高的植物不同，高山等出产的茶品更为优良，我国的名茶很多都是如此。原因在于高山云雾笼罩，湿度足够且气压较低，日照强烈，使得茶叶柔嫩、芬芳物质增多，产出的茶多醇香而不苦涩。而宋代文人大多有一种超然物外、远离尘嚣的人生追求，追求向往隐逸山林的生活。那些像林逋一样终身不仕、独善其身的隐士自不必说，即使那些积极入世经邦治国的文人，在朝堂之上风节凛然、参政议政的同时，也能保持淡泊宁静的心态，向往山林田园，保持孤高的气节。
宋初名臣寇准，一生出将入相，功业彪炳，在朝廷之上直言敢谏，刚正不阿。这样一位地位煊赫的朝廷重臣，却与隐逸诗人魏野、“九僧”等相交颇深，喜欢写清静枯淡的山林景色，如“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诗风也与这些隐逸之士相近，被列入晚唐派，而且成为“晚唐体”的重要代表作家。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受到神宗重用立志变法改革之时，但仍然念念不忘“霜筠雪竹钟山寺”的清雅生活，希望能够早日功成名就全身而退。
第二，茶叶清香苦涩的味道和宋代文人的清苦自励很相似。宋代理学思想非常流行，士大夫更加强调道德自省和理性自觉精神，更加注重砺名节，重视内在的修养，追求清高孤介的人品，不如俗，不迎合，就像茶并非一味以甘甜取悦于人一样，宋代的大多数文人都具有君子和而不同的特质，在政治上也好，学术上也好，喜欢各立门户，不相蹈袭。即使在同一政治门派、学术门派内部，也不轻易荷同，比如北宋后期新旧党争中的苏轼，在王安石执政时认为新法扰民，反对激进变法；在司马光执政时，又认为新法中的某些条款有利于国计民生，反对尽废新法。苏轼在两党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却不改初衷。
崇尚茶的自然本香，体现出宋代文人保持本心真我的人生追求。《大观茶论》讲到:“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面知矣；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则遑之时可得而好尚矣。”宋徽宗认为茶能够清除郁滞，洗濯人们脑中的杂念，荡涤内心的尘埃，开阔胸襟，引导人们达到清净平和的心境，非平常人所能得知:茶饮冲和淡泊，韵致高雅，导人宁静，则又不是惊惧不安的时候可以爱好和崇尚的宋代文人大多受到儒释道三家的共同影响，遵循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即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富贵时不夸提自满，失意时不自菲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时时处处拥有一颗温润平和、清静高雅的本心，不因外在环境的改变而迷失自己，如同茶叶保持本色真香一样。
茶叶的苦中有甘和宋代文人的荣辱不惊、甘苦自怡也有一种相通之处。宋代党争激烈，文人们宦海浮沉，变幻莫测，身不由己。显达闻名如欧阳修、辛弃疾，为官之路都异常坎坷，均经历过仕途的大起大落。但宋代文人大多坦然面对得失荣辱，不忧不喜，不惊不惧，从生活的苦难中独具只眼地发现可喜可乐之处，这种通达的生活态度也有点类似于茶叶苦涩之品味回甘。
苏轼先后被贬黄州、惠州、儋州，屡遭贬谪之苦，却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发现当地风物的特异之处，都能做到“此心安处是吾乡”，找到心灵的慰藉和解脱。黄庭坚从贬谪之地归来，虽然有九死一生的感慨和悲凉，但是仍然兴致勃勃地雨中登岳阳楼观览景色，写下“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的诗句，表现自己痛定思痛、欣慨交织的复杂心情。因此，宋代文人的深谙茶道、热衷烹茶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心灵的慰藉和精神境界的寄托，茶经常被作为人格的参照物。在悲愤失意时，有时也借茶抒写心中的无奈与惆怅。
综上所述，茶文化作为中华文明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已拥有千余年的历史。人们对茶的烹饮从野蛮一步步走向文明，从直接煮沸果脯到经过采摘、烘干等一系列程序制成茶饼后再饮用，每一道工序的增加都凝聚着古代人的智慧。饮茶也逐渐由一种单纯的饮食文化逐渐演化成为一种艺术行为。宋代茶文化博大精深，宋代士大夫意识亦内蕴丰富，二者之间存在很多内在联系。宋儒讲究格物致知，品茗活动也是他们思考现实与人生的行为方式之一宋代士大夫在氤茶烟中治心养气，静心思虑，体悟茶道与人生之道，以茶励志修身，以茶明心见性。茶文化体现出了宋代大夫圆融超旷的达观襟怀与独立自特的人格操守，在无形之中寄寓了士大夫们的艺追求与人生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