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名气越来越大后，身边环绕的女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不可避免的成名“后遗症”。这些，忙于家庭、孩子的郑秀从来没想过。她只知道，丈夫埋头创作的时间越来越多，他们的沟通越来越少。她以为那是丈夫创作期间的毕竟阶段，于是她只想办法去做自己的事，比如打打牌，这样一来自己就可以少叨扰他。
当郑秀察觉到一切时，丈夫曹禺已经回不了头了。婚内的男人一旦尝到外边女人的滋味，他的胃口就将很难调回从前，这是男人回不了头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人是有感情的，尤其当婚外的感情比婚内的感情要更舒适时，男人要回头就难上加难了。
在对比下，曹禺觉得外边那个叫邓译生的年轻女人一丁点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她温柔贤淑比妻子也更懂他。与邓译生相处越久，曹禺便越是深陷其中不可自拔。后来，他索性在妻子带孩子寄居娘家后与她同居了。
遇见对的人，总是越相处越依恋。曹禺与邓译生在一起日久后，两人越发难舍难分起来。
再后来，如传统剧情发展那般：曹禺向妻子郑秀提出离婚。曹禺向郑秀提出离婚这年，郑秀年30岁，她的两个女儿分别是4岁和2岁。此时的郑秀没有工作，没有固定收入来源，她不敢想象要是没了曹禺，自己的人生会是怎样的结局。最重要的是，她始终觉得自己可以唤回丈夫的心。
郑秀这颗坚信自己能唤回丈夫的心，一直持续到了她离开父亲的这一刻。她相信，离开父亲和家人的她，能很快和她的两个孩子与家宝一家团聚。
当郑秀带着两个孩子安顿好后，她和没有丈夫那几年一样利索的收拾了一切，然后坐在卧室窗边陪女儿练字。
郑秀的卧室不大，但因为被她收拾得很整洁所以看起来很敞亮，她床前的柜子上放着一个有把的白色水杯，那还是曹禺在时常用的那个。水杯旁边放了一件曹禺常穿的衣裳，衣裳被叠放得整整齐齐，就像他每天都要穿戴一般。
郑秀坐在女儿旁边看着曹禺那件衣裳发愣，忽然一个声音将她的意识拉回：“爸爸究竟还会回来吗？”声音是正在练字的女儿万黛发出的，郑秀回过神后立马坚定地对女儿道：“会回来的，放心吧。”女儿点了点头后开始继续练字，她正在写“化为乌有”里的“乌有”二字。
写到“有”字的最后一横时，万黛突然抬起头望向陷入沉思的母亲：“妈妈，‘乌有’是什么意思？”郑秀想了想说，“乌有就是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说完后，在女儿的“哦”声里，郑秀突然地觉得茫然了。她原本坚定丈夫会回来的意念，竟也随着自己这声“什么都没有了”开始动摇。
她拍了拍女儿的肩膀后便坐回了床边，她抱起那个她和他曾共枕过的鸳鸯绣花枕，本能地将身子弓了起来。那个“没有了”的情绪链条将她拉回了过往，她又不可避免地想起了那个她后来才知道名字的女人：邓译生（又名方瑞）。
郑秀恨邓译生抢走了丈夫，这种恨到后来演变成了：听到类似的读音看到类似的字眼都要红眼的地步。若是没有这个女人，她和家宝现在都还定是好好的，她这样想着，心里越发难受起来。
也是从这以后，郑秀的情绪经常陷入不好的状态，这里的“不好”，是指对自己和家宝未来的不确信。
很快，郑秀的这种“不确定”被变成了“确定”，有无数人登门造访她和女儿的住所，他们的目的都只有一个：充当说客，说服她与曹禺离婚。这些人里，有的，还是国家领导派来的。
原来，当时已进入新中国的中国正在解决一些遗留的问题，也在彻查非法同居，因与郑秀未离婚，曹禺与邓译生的同居便成了“非法”。作为伟大的剧作家和相关领导，这样的状态对曹禺很不利。于是，在多方关怀下，曹禺再次动起了与郑秀彻底离婚的心思。
可说服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郑秀依旧死咬着不肯松口。每次来人还没开口她便说：让家宝来见我，我不和你们多说。
最终让郑秀改变主意的是一位厉害的说服者，他说：“他（家宝）现在的境况左右都不好，搞不好还要受罚，这样不利于休息更不利于创作，他也好久没出好作品了，你不忍心看着他这样被毁了吧！”
郑秀疼惜家宝，她一直觉得他的才华是最不能被埋没的，她爱曹禺且天性善良，所以她最不能允许的情况便是：他因为她而受影响。
签字离婚当天，郑秀在中央戏剧学院会议室见到了许久未见的丈夫，他还是老样子，只是看起来比以前胖了，他似乎被照顾得很好。在离婚协议上签下名字后，郑秀无声看着丈夫接过协议，她分明看到他的手有些微抖。那一刻，她的心揪到了一起。往事一股脑儿钻到了她的脑子里，他对她承诺的那句“家宝颖如永远不分开”也开始在耳边响起。
曹禺写下最后一笔后垂着头沉默着，郑秀的眼睛一直停在他身上，他头上新生了白发，她看着心疼又辛酸。在曹禺抬起头时看向她时，她终于在他那双充满了各种情绪的眸子里哭出了声，她喊，似是对他又似是对其他人：
“过去我爱家宝，嫁给了他，现在我仍然爱他，我成全他，我同意离婚，希望他幸福。”
郑秀的话音刚落，想到两人当年月下定情、南京订婚和八年离乱中共同经历的艰难岁月的曹禺百感交集，他竟也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起来，他没有想到，到了最后关头，明明是被他辜负、伤害，可她喊出的却依旧是“爱”而不是“怨”不是“恨”。
人的眼泪很奇怪，它往往不那么容易被恶毒、狠辣刺激到，却经常因感动而喷涌。
两人离婚的这一幕，让男方见证人是欧阳予倩夫妇，女方陪同者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都泪目了。
曹禺的眼泪让郑秀心底越发柔软起来了，离婚后，她更加确信：他心里终是有她的。她甚至还侥幸地想，若不是因为被逼无奈，他很可能是会回到她和女儿身边的呢。
郑秀从来不知道，这些想法从来只是她的一厢情愿而已。真实的情况是，曹禺与邓译生两人的生活一直琴瑟和鸣，恩爱非常。
离婚后，郑秀开始工作，毕竟是清华毕业的高材生，才能在，任何时候要养活自己都不是难事。不知是否为了与曹禺同在一个领域的缘故，郑秀最终舍弃了银行的高薪工作从事了教育行业。她先后在母校贝满中学、回民中学、聋哑学校、十二中当教师、校长。
而这期间，曹禺的第二任妻子邓译生则在生下两个女儿后一直处于无业的状态。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为了照顾孩子和曹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邓译生的身体一直不好常年靠吃药维系。
郑秀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心情很复杂，但她更多的却是担心曹禺一家的状况。人往往都是如此，习惯了照顾一个人以后，突然不再照顾他，不是觉得自己自由自在了，反而是觉得不自在了。这种不自在，还会让照顾人的一方总是不自主牵挂另一方。郑秀对曹禺就是如此。
1966年，在曹禺与郑秀离婚十五年后，一场特殊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曹禺因此受难。为了保护曹禺和女儿，郑秀将自己珍藏了几十年的曹禺写给自己的100多封信件全部烧毁了。
这些信件，曾是郑秀不止一次向女儿们忆起的过往，这里头有她的青春，有她的初恋，有她所有的幸福。但，这所有，在他面临困境时，她竟也可以轻而易举地付诸一炬。
后来，郑秀为了照顾曹禺一家，毅然派出学医的大女儿万黛，让她帮助照顾父亲一家。眼见曹禺家经济困难，曹禺也有病在身，郑秀还曾想法给邓译生找活计添补家用。
当时的场景下，郑秀帮助曹禺一家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可即便有她的帮助，曹禺本就患有肺病的妻子邓译生还是在1974年一个夜月黑风高夜，早早辞别了人世。她离世时，满床都是散落的安眠药。
此后不久曹禺也病倒了，此时的郑秀自己虽也病着，却总差女儿去照顾曹禺。就在郑秀自己也以为两人就要复合时，曹禺却与京剧名旦李玉茹同居了，不久后的1979年，69岁高龄的曹禺与56岁的李玉茹领取了结婚证。
这样的结局，是郑秀怎么也没想到的。直到此时，她还在为她的家宝找借口：他定是觉得我们年纪都大了又都病着（结婚后）照应不便吧。
把一切看得分明的是大女儿、曹禺的私人医生万黛，她曾在一次照顾完父亲后回到家对着母亲喊：“妈，你就不能别让我去照顾他（父亲）了吗，你是不是还指望复合，我跟你说，这事没戏。”
郑秀听完立马急了，她慌忙道：“那怎么行，他是你父亲，你有责任照顾他，和不和好是我们的事。”
父亲与李玉茹婚讯传来后，万黛不放心母亲，可郑秀却似乎并未有什么异样，她只每日继续操持着自己的事，好像什么都未曾发生一般。
而曹禺则在三婚后过上了甜蜜美好的日子，许多年后，他和第三任妻子李玉茹的恩爱照依旧让无数人艳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