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诞生之时，彭真也迎来了他47岁的生日。他与新中国一起迈入了一个新的生命历程。
1951年2月，彭真兼任北京市市长，在北京市的工作岗位上，彭真一干就是18年，一直到他被“打倒”为止。
与陈云一样，彭真也从“候补*”转正为“正式*”了。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彭真被当选为中共中央*处*。担任*时，*曾经对彭真作过高度评价：“彭真同志实际上是党的副*，*处的工作主要是靠他来抓呢！”而彭真则谦虚地表示：“工作都是大家做的，我只不过是集体意志的执行者罢了。”
彭真的岗位工作事无巨细，并不容易。有一次，北京市郊区爆发猪瘟和鸡瘟。彭真听说了之后，立即找来合作社的王纯，并对他说：“这件事关系重大……鸡对农民来说，就是一聚宝盆。
农民生活所需的点灯油、火柴、油盐、针头线脑等，都要用鸡蛋来换。猪更值钱了，一头猪所卖的钱，就是全家全年的收入。死头猪就更心疼了。”随后，他交代王纯要尽快组织防疫对，给群众的猪和鸡打针。
王纯回去之后，立马组织了一支20人的队伍，给郊区的村民宣传防疫知识，并给鸡和猪打针治病。这一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农民感受到了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说：“共产党真好，不光给人看病，还给鸡打针，为我们操心到家了。”
彭真还特别关心北京市的城市建设。1956年，彭真主持了北京市市委常委的会议，一起讨论北京市的规划。他认为，北京市近期的发展目标是500万，将来要发展大到1000万，汽车也需要满足百万辆的需要。
而当下城市道路太窄，最宽的按按100米至110米进行规划。此外，城市煤气化、城市用水也引起了彭真的关注。
尽管在当时他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理解，但是几十年以来北京市的发展和实践证明，彭真的许多想法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后，彭真一家再次回到北京。抵达北京机场时，彭真没有想到，机场拥挤过来了300多人，其中一位工作人员说：“彭市长，我们盼了您多少年，您终于回来了。”一句“彭市长”引得在场的人们一片哭声。
随后，他接连参加了老一辈革命战友的多场追悼会。参加完追悼会之后，彭真觉得自己工作的时间越来越有限，而他工作的冲动也越来越强烈。
1979年，彭真以只争朝夕的劲头夜以继日地工作，并一心扑在新时期我国的法制建设工作上。他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主持起草了我国的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多部重要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