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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太喜欢它了，它是我儿子，我没事就要收拾收拾他，打扮打扮他，然后欣赏欣赏他。如果一个作家、编剧，对自己的作品没有这么一份心的话，他做不好。”
一月的南京湿寒，阴沉的天色夹着薄雾，不似北方室内供暖，所以在家都要裹厚衣服。穿着一件黑色羽绒衣的周梅森打开家门，居家的模样，少了扉页照片上严肃凛然的样子，多了几分亲切。
周梅森的妻子提醒《南风窗》记者，讲话要尽量大声一点，周梅森耳朵不好。
“几乎是半聋了”，戴着助听器的周梅森说。那是时代留下的伤痕，但时代也给了他幸福。
1956年周梅森出生于江苏徐州，出生没多久就赶上饥饿年代。所以他长期营养不良，三天两头就生病的他打了很多抗生素，过度的药物影响了周梅森双耳的功能。该上学的年纪又碰上“文革”，十几岁就在煤矿上从事生产劳动，矿上噪音极大，进一步损害了他的听觉。
一无所有，但写作始终是他热爱的事情。作家周梅森崭露头角，是在1978年，这一年他的命运逆转，全中国人的命运逆转。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文学没有辜负周梅森的热爱。他的第一篇作品《家庭新话》在1978年发表于《新华日报》。那时候77级、78级的大学生还没毕业，人才紧缺，因为周梅森有小说作品，所以在1979年被抽调到《青春》杂志担任编辑，自此开启了他全新的人生。
周梅森对改革开放充满感情，他说，“在此之前，我所经历的全是苦难”。加重的语气，带出他记忆皱褶里的痛苦。
但此后，都是幸福。
陪着时代走来的人1983年周梅森发表了他的成名作《沉沦的土地》，这部小说书写了民国八年黄河故道上资本家、乡绅和煤矿工人围绕土地展开的斗争。
那时候周梅森就已经深刻地洞察到人性的复杂，不只是好与坏那么绝对。
1985年周梅森任职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巨大的创作能量开始爆发，他以几乎每年一部作品的速度出版了《庄严的毁灭》《军哥》《黑坟》《神谕》《沉红》等经典历史小说。
早年写历史小说，是因为历史是最熟悉的领域，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那时候他太年轻了，没有人生经验。到了40岁以后，随着阅历的不断累积，周梅森才觉得自己想通了。
想通了什么？“要说的话，想说的东西，太多了，我可以讲自己的经历了，我的经历有故事可说了。”
1994年，周梅森的家乡徐州，基础建设正如火如荼，一次回乡采访的经历，让他开始投身当代政治小说的创作。1994年以前，城市里基础设施落后，水电供应都成问题，空调等电器还是奢侈品。以前体制活力不足，混日子、不作为的人很多，在1992年*南巡讲话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周梅森的老家徐州也跟着动起来了。
周梅森从中发现了意义感，1994年回老家采访市委*之后，他在徐州市人民政府挂职任副秘书长。在那期间看到了一场基础设施的大建设。以此为背景，他在1997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政治小说《人间正道》，后来被央视拍成了电视剧。
周梅森赞颂时代，但作品里同样包含尖锐的批评。《人间正道》的出版和播出让他遇到不少麻烦，《人民的名义》也一样，难免被人对号入座。周梅森一概无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直面真相的勇气。
写《人间正道》的时候，他发现很多人怕担风险，不愿做事，为官不为，这也是一种腐败。写《至高利益》的时候，为官不为的现象少了，政绩激励让官员们变得更积极，但一心搞政绩，权力有时就会越界，损害老百姓，于是他又提出了新的问题：什么是我们的至高利益？
周梅森早年研究历史，明白历史会重复和轮回，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人民的名义》中李达康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因为李达康愿意做事，敢于承担风险。反腐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但反腐过后的惰政又再次成为问题。
说到这里周梅森有点激动，这是他的专业，也是他的思想，更是他的社会实践，很多东西随着宏观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他用手势反复强调：作家需要在场。
周梅森始终在场。
改革开放40年，他几乎参与了每一场重要变革。也正是因为周梅森的在场，才让他保持了旺盛的创作能量。他笑着说，自己也感到很奇怪，60多岁了，怎么还有如此旺盛的创作力和想象力？
在场，就是参加各种社会实践，通俗地说就是“爱凑热闹”。周梅森说，自己就爱凑热闹，哪有热闹往哪里去。“热闹的地方不能没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