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米保护分区腹地的山坡上长满马蔺花。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 摄
在寺沟管护站站长李守业看来，动植物资源的恢复与这些年保护的加强不无关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仙米的河沟里还曾出现过淘金群体。经过治理，现在水都清了。
“因为人为干预少，雪豹等动物开始从海拔高的地方慢慢向下拓展栖息地，这几年人为干扰野生动物的现象基本不存在了。”胡岳说，从他们管护的情况看，这些年没发生过人为捕*野生动物的事件，巡山遇到自然死亡的野生动物也必须要上报监测。“动物的繁殖能力逐渐增强，野生动物种群慢慢发展起来了。”
“我们现在做的是就地保护，就是物种在什么地方，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管护好，不让它受到干扰、破坏，让这个物种的栖息环境有所保障，使这个物种能够保护下来。”青海省生态环境厅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任勇对于目前青海省在物种保护方面做的工作进行了总结，但他也坦承，物种的长期观测研究和物种基因库的建立还有待加强。
“这是一个科技含量非常高、要求非常高的工作，目前，我们实际上只对农业种质资源和主要的畜牧业种质资源建立了基因库，但是野生动植物的基因库，还不是很完整，主要分散在中科院系统和一些高校、科研机构。比如，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收集了青藏高原主要的野生动植物的一些标本和基因库，青海大学等高校也收集了一部分跟农业生产有关的基因库，但是以生物多样性为整体的遗传基因库和长期的观测研究还是比较薄弱。”任勇说。
他表示，中央已经加大了这方面的投入，但是物种基因库的建立是需要从胚胎一直到它的完全体整个序列研究，需要持续去做，不断积累和完善。
补偿方式有突破，牧民参与生态管护可领财政资金
李昂加在装完相机后，骑上他的摩托车，开始巡山工作。他是一名社会兼职的护林员，工资每月1600元，家就住在附近的东旭村。
在寺沟管护站，像他这种兼职护林员还有几十人。
“寺沟管护站共80人，其中事业编制的人员只有一人，是财政发工资。其余人员包括社会兼职护林员56人、精准扶贫护林员15人，他们的工资都在1600元左右，另外还有8名脱产的专职护林员，他们的工资最近调到了3300元。”胡岳介绍，社会护林员以附近村民为主，也有从外面聘请的大学生，发放的工资来自于公益林管护资金，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实现“出门即管护”，也增加老百姓的收入。
护林员李昂加正在调整红外相机的位置。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 摄
藏族小伙牛抓西文学是8名专职护林员之一，他之前从事导游行业，今年3月才开始在这里上班。作为专职护林员，他需要驻站，每月有6天假，每天要巡山4小时以上。
这种由当地农牧民参与管护的方式，青海各地都在推行。
“这叫生态管护员制度，我们做过调研，全省各地州县发多少工资是不一样的。三江源地区管护员的工资是1800元，还有1000元、1200元、超过2000元的地区。”任勇表示，之所以不统一，是因为项目启动时间、资金来源等不同。“三江源地区牧民单纯靠草原畜牧业来获益，东部地区有些人是半农半牧，如果标准完全统一也不一定合理。”
“过去的财政体系里面没有这个先例，没给牧民发过钱，是用财政的钱给牧民发工资了。”任勇说，这从财政管理上有所突破，这些资金来源往往是国家专项资金和财政资金，渠道不同，管理要求也不太一样，需要一个精细化管理的过程，下一步会逐步修正完善资金管理措施。
核心区牧民拟全部搬迁，产业衔接是难点
在胡岳看来，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推进的最大难点还是在核心区的搬迁上。
“因为保护区内的土地其实是‘一地两证’，既是我们林场的国有林地，又是村里面的集体草场，主要难点就在这里。我们要保护自然环境，但是草场里还要放牧。”胡岳说。
目前，祁连山国家公园正在进行“三区变两区”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十八条中提到的：自然保护区可以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2019年中央印发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内划分为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核心保护区内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区内限制人为活动。自然公园原则上按一般控制区管理”。
青海湖沙岛附近，已经禁止旅游活动。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 摄
胡岳表示，很快，祁连山国家公园核心区要禁牧，这些牧民要搬出核心区，后续的产业安置存在一定难度。也正是因此，祁连山国家公园的核心区范围做了一定调整。门源县生态局工作人员杨永生介绍，重新施划后，核心区的面积基本不变，但是搬迁的人数减少。这些需要搬迁的人，都会安置在县城。
“我们青海省的保护区太大了，在这个区域里面，要解决民生发展、民生保障，不可能不修路、不通电，但是因为有核心区和缓冲区，工作往往停滞，群众意见是比较大的。现在‘三区变两区’以后，我们整合优化，全省保护区面积总体是增加的。”任勇说。
这些人搬迁的资金则来自于中央的转移支付。
任勇表示，青海省的省级财政能力弱，地方财政能力也弱，主要还是靠国家的支持，市里面也会整合各方面涉农资金，逐步推进。
“当地群众的收入来源很单一，过去几百年来，都是单纯依赖草原畜牧业的生活方式，现在开始转变，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任勇表示，青海是环境敏感区，各类保护地原有矿厂全部退出，包括一些畜产品的加工业也受到制约，某种程度上对地方经济发展有一些限制。但目前，青海省在探索绿色发展产业，比如藏医药、旅游、传统手工业等，将原材料的生产地和加工地分离，把加工地放在具备基础设施条件的城镇，草原牧区只是养殖，精深加工都放在青海的东部地区。
祁连山支脉的雪峰和大通河。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 摄
改变多头管理，为国家公园建设提供样本
2016年3月5日，《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正式印发，我国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全面展开。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方案全面展开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国又设立了9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分别是东北虎豹、大熊猫、祁连山、湖北神农架、福建武夷山、浙江钱江源、湖南南山、北京长城和云南普达措国家公园。
这10个试点中，青海涉及了两个国家公园。现在，青海省又在推动青海湖国家公园建设。
国家公园建设，首先解决的是“九龙治水”问题。
“各省份都在进行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原来一个保护区域里面可能好几个牌子，比如说青海湖，就有六七个牌子，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国际重要湿地、国家重要湿地、水产种质保护区……它们规划不同、面积范围不同、保护管理主体不同，带来很多问题。”
任勇说，此前青海湖既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又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者是缓冲区，不让进行旅游开发，但风景名胜区又是可以旅游的，这就带来了规划上的冲突。统一划归青海湖国家公园以后，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界定清楚，有利于管理。
“三江源国家公园本身就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体制试点过程中取得了比较多的经验。比如，我们对国家公园范围里面的管理机构进行了整合，把原来分散在林业、国土、水利、农牧等部门的生态保护职责整合到一起，叫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局；把原先分散在各部门的执法监督权整合到一起，现在叫综合执法局，这样一来，避免了部门之间管理主体的交叉。对于国家公园来讲，以保护为优先，经济开发活动就全部取消了，只剩保护管理和执法两个职责，所以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和当地政府融合在一起，县委*就是管委会的党工委*，县长就是管委会的主任，这个模式得到了国家和方方面面的认可。”任勇说。
新京报记者 李玉坤 青海报道
编辑 白爽 校对 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