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洛宾和他的恋人们电视剧,王洛宾和他的恋人们免费观看

首页 > 影视动漫 > 作者:YD1662024-03-28 01:10:24

王洛宾和他的恋人们电视剧,王洛宾和他的恋人们免费观看(1)

2023年9月11日,河北涿州,王海成所存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手稿。(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图)

一场舞台剧

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他此刻所享有的一切,正在遭遇空前的挑战。

离七点半还有一刻钟,北京西二环外,二七剧场门口聚集了一群孩子和家长。这是9月上旬一个凉爽的傍晚,新版红色儿童剧《大豆谣》在这里开始全国巡演。

一些中国人很熟悉这个故事。1940年,中共甘肃省工委机关被破坏,出生8个月的罗力立与父母同时被捕,几经辗转,被关进兰州大砂沟监狱,度过6年时光。同在狱中的王洛宾问罗力立,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是什么,没接触过外面世界的罗力立认为,是偶然吃过一次的蚕豆。王洛宾由此创作歌曲《大豆谣》。

离开场还有一会儿,人群忽然朝一位老人簇拥过去。

老人曾13次登上央视,电视里的他机敏、睿智,身材挺拔,他自豪于自己侃侃而谈时“一个错话都没有”,有时,还要在舞台上弹唱《在那遥远的地方》。

但眼前的老人眼袋低垂,稀疏的头顶多了不少白发。他不断从胸前的小挎包掏出演出票,足足40张,分别属于他在一次次以父亲之名的合作中认识的“老朋友”们。

这些“老朋友”大多在1990年代步上事业巅峰,在顶级媒体有一档自己的节目,能在北京最核心的音乐厅开个人演唱会,为王洛宾在最知名的建筑物里操办纪念音乐会。

还有来自河北涿州的官员。这个人口65万的县级市,拥有一间30平方米的王洛宾故居,并成立了王洛宾合唱团。涿州文旅局局长、文化馆馆长一行人,驱车60公里赶来。

他是“西部歌王”王洛宾的幺子。王洛宾祖籍涿州,在当地重点打造的文化地标,城北一处老工厂里,即将改造出新的王洛宾音乐纪念馆。

一刻钟之后将出现在舞台上的王洛宾,是一名“囚徒”,距离日后被称为歌王,还要经历几番政治运动、监狱岁月和社会变革。

王洛宾83年的跌宕人生常常让剧作家头疼。他曾与萧军、塞克等人参加西北抗战剧团,又深得军阀马步芳的赏识,在青海组建儿童剧团。在中国最晦暗的时期,他捕捉到一丝浪漫主义的气息,他一生中最骄傲的歌曲诞生于此,包括《在那遥远的地方》和《青春舞曲》。

七点半,《大豆谣》开始了。有机位在拍王海成,一位纪录片导演跟拍已经超过十年,片名叫《寻找王洛宾》。

台下的“老朋友”们,有人想把眼前这部剧推广到更大的舞台,有人要拍一部和王洛宾有关的电影,分别有两个人提出,要在河北和海南,各建一所以歌王命名的音乐学校。

他们都需要获得王海成的授权。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歌王之子此刻所享有的一切,正在遭遇空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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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11日,河北涿州,王海成展示他出版的王洛宾传记及音像制品。(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图)

歌王之子

家庭始终不是歌王愿意倾注心力的地方。

王海成已经花费半生捍卫父亲的荣誉。

王洛宾有两段婚姻、三个儿子和几段爱情。三个儿子中,老大在1980年代远赴澳大利亚。老二是卡车司机,已经病故。熬过了一段段历史的父子四人如今只剩老三一个,于是,采访、授权、维权,音乐会、纪念会、出版,都落在王海成的头上。

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王洛宾之子”的身份压得王海成喘不过气。他8个月大时,王洛宾被捕,紧接着是抄家,一个月后,病床上的母亲离世。在北京的亲戚不敢和王家有联系,涿州的五叔听说后,在北方的初冬,驾马车一天一夜,从北京把尸体拉回,安葬在一块麦田里。

几年前王海成试图去寻找母亲的坟茔,但已无从找起。

读书止步于初二,到了上山下乡的年代,又因为王洛宾,王海成在农场待了9年。当一批批知识青年纷纷回城,他也获得了一个外号:“垫窝子”。这句方言指的是,一窝狗崽里最后一个出窝的。

家庭始终不是歌王愿意倾注心力的地方。王海成写过,父亲和母亲的结合,源于父亲上一段感情破裂,因此要报复生活。王洛宾生性自由,他跑到草原,到集市,哪怕在监狱里,都在收集民歌。一位探访过歌王事迹的制作人提到一个细节,晚年的王洛宾骑着单车到处游荡,天黑了,就躺在马路上睡过去,第二天再回家。

1996年王洛宾去世。王海成随即加入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将王洛宾记录、整理、创作的207首音乐作品在该协会登记。他越来越意识到,父亲留下了一份熠熠生辉的遗产。2000年开始,王海成陆续出版了两本王洛宾传记、一本王洛宾歌谱,又投资电视片,以及一首叙事长诗。并在新疆吐鲁番、青海海北、新疆达坂城白水古镇和宁夏六盘山创建了四个展馆。

很难说父爱如何在王海成的人生中隐隐发挥作用。为了守卫这份遗产,他曾像个苦行僧,在火焰山的葡萄沟驻守16年之久。

21世纪最初的几年,葡萄沟里的吐鲁番王洛宾音乐艺术馆,是纪念歌王的唯一圣殿。这座建筑拥有奥斯曼风格的洁白圆形穹顶,和80块歌王生平展板。游客们在40℃的高温中前来,推门,眼前就是穿着印有王洛宾标识衬衫、汗流浃背的歌王之子,柜台里摆放着传记、歌曲集、磁带和唱片。艺术馆运营最困难时,王海成去拉来像五花肉和英文字母的戈壁滩奇石。这是新疆旅游市场最受欢迎的一种商品。

他还在父亲的画像前支起一个香炉——王洛宾晚年皈依了佛教。曾有一名自称是物理学家的男子,直接朝画像磕了三个响头。

王海成磨练口语,琢磨父亲的人生细节,注意形象,不推辞任何一次上国家媒体的机会。最让他动容的评价来自一位山东老人:“王海成,你是中国最大的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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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24日,位于新疆吐鲁番葡萄沟的王洛宾音乐艺术馆。(视觉中国/图)

打捞与争论

改动一个音,两个音,还是一段副歌才算“改编”?

1990年代,摩登风暴卷过乌鲁木齐:当地流行着最前沿的音乐,是从更西边传过来的。少数民族每周举办家庭音乐聚会。一首《忘情水》传到乌市七个昼夜后,大巴扎的店铺会用音质粗糙的音响播放其他语种的版本。满大街的酒吧里都是欢歌的乐队。电台里,男主持人能滔滔不绝地谈论披头士、柴可夫斯基和拉赫玛尼诺夫。

《寻找王洛宾》的导演逸波,那时是乌鲁木齐经济广播电台节目《音乐休闲岛》的当红主持。时隔二十多年,她认定,那时的乌鲁木齐对各种音乐都展现出包容性,是“亚洲音乐的中心”。

但流行的音乐里没有本地歌王的名字,他的风头来自乌市之外。

王洛宾是在一个拨乱反正的时代背景中被重现发现的。1981年5月,一个气温忽然飙升到33℃、积雪骤融的下午,在前进剧场一间五六平方米的门房里,新华社记者赵全章见到刚刚刑满释放的王洛宾。在赵全章的回忆文章中,这位像《巴黎圣母院》的卡西莫多的人,无业、无户口,甚至没有“粮油关系”。

赵全章为王洛宾写了内参,不久得到时任中组部部长宋任穷的批示。赵全章曾回忆,那时全国的拨乱反正工作并不完全顺利,王洛宾的问题得到解决,对新疆和全国都有影响。

开放是1980年代的主题。而一个经历过抗战、监牢、平反的音乐家,还有比这更适合窥见一个国家探索之路的符号吗?

1988年秋天,中国台湾艺人凌峰主持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到新疆采访王洛宾,这是对岸第一档介绍中国大陆风土民情的电视节目。接着,中国香港的女作家夏婕也来拜访,并撰写了3篇文章。很快,新加坡、澳大利亚、北美,海外华人们有了可以注意的对象。

媒体称他为西部歌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中国唱片总公司授予他金唱片特别创作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他“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特殊贡献奖”。但所有奖章都比不上人民的赐予,在“粉丝”这个词还只是指粉丝的时代,王洛宾最引以为豪的例子是,“华人朋友说,美国二百万华人,起码有一半会唱《在那遥远的地方》”。

更为人知的故事则是,来自中国台湾的女作家三毛直接住进了歌王家里,绯闻沸沸扬扬。

麻烦也悄然而至。1993年的一天,罗大佑的经纪人打来电话。不久前,滚石唱片发行了《情歌纪念日——罗大佑王洛宾世纪大合作》的磁带,没有经过王洛宾同意。歌王很生气,他将罗大佑以侵害其著作权为由告上法庭。

更大的争议随之而来。有人爆出,凌峰曾拿两万元买断王洛宾的十首歌,包括《在那遥远的地方》《达坂城的姑娘》《玛依拉》和《青春舞曲》。

音乐问题演随即变为政治问题。有人提出,王洛宾可以售卖属于人民的民歌吗?

一场为期一年多的大讨论由此展开。1994年6月,《人民音乐》杂志开始围绕王洛宾民歌著作权问题发起讨论。上海音乐学院副研究员戴鹏海先后发表两篇文章,批评新闻媒体炒作王洛宾,又指王洛宾“卖断了人民在民族音乐文化方面的主权和利益”。

也有支持王洛宾的人。山东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刘再生提出,“采集不同语系的兄弟民族歌曲是一项更为复杂和困难的工作,歌词的译配往往起着成败关键的作用”,而“如果我们把这些歌曲的歌词联系在一起分析,不难发现它们已经形成了抒情化、口语化、通俗化的王洛宾个人特有的创作风格”。

大讨论的另一个背景是,在中国“复关”谈判的过程中,1991年著作权法出台,其中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换言之,王洛宾如果对民歌进行了“改编、翻译、注释、整理”,那新歌的版权就归属他。

但是,改动一个音,两个音,还是一段副歌才算“改编”?

当年8月5日,一场有三十多人参加的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来者有音乐学家、作曲家、法律界人士和记者。主持会议的是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乔建中。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这次座谈会实为一场针对王洛宾的“缺席批判”,火药味很浓。不过,会议最终形成共识,王洛宾在记录、译配、整理、改编民歌工作中付出了劳动,但享有的权利,需要经过量化分析后,才能进行权利认定。

已过八旬的歌王十分受伤,数次亲身下场参与辩论。

随着1996年王洛宾去世,大讨论没有继续下去。但这次讨论原本可以厘清一些根本性问题,比如改编的量化标准,比如民歌的版权。在那个年代,遇到类似问题的并不止王洛宾一人。

在上海,一位正在编写《冼星海全集》的年轻人,也被这个问题困扰。在整理冼星海作品的过程中,这位名为吴粤北的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高材生对原谱查缺补漏,一些在他看来不太和谐的旋律,甚至还需改动。冼星海的后人曾忧虑地问,如果原谱经过调整,那是不是版权就属于他了?

在请示时任文化部领导后,《冼星海全集》最后做了这样的处理:改动较大的作品,同时收录经订正的原始版本,以及做过较大幅度的改编整理版。对于修订版或订正版,会把修订者名字作为脚注标注于作品结尾处,但不产生著作权。而整理版则另加版权页标注整理人名字,其拥有新版本中本人所整理内容的权利,无原作品的权利。

这位作曲系的年轻人无从知晓,二十多年后,他有可能终结关于歌王版权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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