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洛宾与罗大佑。2023年9月11日翻拍自王海成保存的相册。（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图）
地毯式维权
他的对手，包括音像城小摊贩、出版社、大学教授，以及李宇春、谭维维和汪苏泷。
新世纪接踵而至，法律成为一种维护权益的现代武器。王海成忽然发现，父亲留下的一切，是可以被轻易夺走的。
彼时，中国正处在通过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的热浪之中，“复关”转为“入世”，一个稳定的、与国际接轨的法制体系逐渐完善。知识产权是其中焦点。
2002年，王洛宾改编的《高高的白杨》，被一位已故音乐人的家属以侵犯著作权告上法庭。家属认为，《高高的白杨》不是民歌，而是那位已故音乐人创作的歌曲，原名为《我的花园多美丽》。
家属没有直接起诉王海成，而是先起诉了广州一家影音公司，该公司出版的CD中将《高高的白杨》标记为民歌，法院审理认定，这首歌是那位已故音乐人所作。之后，家属拿着这份判决书，起诉王海成，并索赔23万元。
王海成称，《高高的白杨》是父亲在1969年服刑期间写的。其时，一位青年蒙冤入狱，又遭逢新婚妻子去世，青年从此不再剪发剃须。王洛宾有感而发，以一首伊犁民歌为原型，改编出《高高的白杨》。
一位伊犁的朋友告诉王海成，可以在当地档案馆里找到这首古老民歌的原始版本。但等到他要出发前，这位朋友说，资料失踪了。
2004年8月，一审法院判处王海成赔偿23.7万元。
上诉之后，王海成和律师开始思考如何取证。2005年10月，他和律师假装是从北京来的采风者，花了4600块钱买了一个小摄像机，到达伊犁后，摆好手抓羊肉，邀请当地的音乐老师、会唱民歌的老人采访。一开始，他们并不暴露对《高高的白杨》的兴趣，先是畅谈伊犁的民歌。摄像机一直在工作。
聊得差不多了，王海成才绕到《高高的白杨》上，问这首歌有没有原始的民歌版本。大家说有，一人一句哼唱出来。
但当他们亮明身份，愿意作证的人寥寥无几。
接连碰壁之后，他们最终找到三位老人愿意作证。也遇到一位名叫伊沙木丁的“阿凡提”（意为“老师”），对方说，原曲的流传恐怕已有两百年，他也知道，一场官司正在进行。
那时王海成想，如果他败诉了，那“事情的发展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出版过这首歌的数十家出版社也会陷入危机。哪怕去海南旅游，他也要和妈祖祈福，希望妈祖能帮一帮他这个落难的歌王之子。
2006年5月8日，新疆高院作出判决，认定两首歌各自享有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用王海成的话来说，“两首歌都是从民歌来，是平行关系”。
几乎同一时间，王海成发起一场持续数年的地毯式维权。为了著作权，他与盗版光碟战斗，与KTV老板战斗，与胡乱翻唱父亲作品的歌手战斗。他的对手，包括音像城小摊贩、出版社、大学教授，以及李宇春、谭维维和汪苏泷。
正是在被判赔偿23.7万元的2004年，王海成接到一通陌生的电话。对方这样介绍自己：居永和，江苏人，北京律师，王洛宾的忠实粉丝。
等到一年后终于见面，王海成对他的“耿直、不爱开玩笑”印象深刻。
“他说，关注到市面上侵权王洛宾的出版物特别多，他特别想帮忙维权。”王海成当时“经济有点紧张，也在权衡该不该打官司”。居律师打消他的顾虑：打官司的成本由他承担，官司输了也不找王海成要钱，赢了，就扣除差旅费后一人一半。
这或许是一种更为巧妙的方式，同样通过法律武器，一次次确认王洛宾对某一首歌享有著作权。
2005年开始，居律师不断发力。他到音像市场、新华书店，绕一圈，看到涉嫌侵权的出版物，买下来，开发票，起诉。“那些音像出版商全部跑来找我要授权了，他们出版的封面也能用上高清的王洛宾图片了，内页对王洛宾的介绍也是我提供的，更准确，文字也通顺了。”
王洛宾成为一尊不可侵犯的圣像。2010年前后，居律师转战KTV，用当时的话来说，是“扫荡”。KTV的侵权让王海成更加无法忍受，《在那遥远的地方》配的画面是海南沙滩和比基尼美女。
以长三角为根据地，居律师一步步扩大作战范围，在他眼中，“长三角的司法环境在当时是比较良好的”。
胜利像雪球越滚越大。在一些音乐界人士看来，哪怕之前不属于他的，现在也属于他了。
按照王海成的说法，这一轮的经济收益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他自己分到手的涉案赔偿，“就是12万元左右”。但他很开心，觉得这场仗势如破竹，“把那些盗版KTV打得悄无声息”。
这场战役，他赋予自己一个坚不可摧的意义：维护父亲在中国音乐史上永恒不朽的地位。
但这场地毯式维权在2013年戛然而止，王海成被套上了一个紧箍。经最高法调解，王洛宾的后人们达成协议：此前的部分诉讼撤诉，“无法撤诉的应当主动通知受理机关追加王海燕（大哥）、王海星（二哥）作为共同诉讼人。一切涉及王洛宾先生知识产权的诉讼行为，均应由三人（王海燕、王海星、王海成）共同作出实体决定”。
居律师再次登场，要等到6年之后了。
2023年9月10日，王海成来到河北涿州一处老工厂，这里正在规划王洛宾音乐纪念馆。（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图）
寻歌
在这样的1970年代的夜晚，王海成一次次问沉默的父亲：听说有一首歌也是你的？
王洛宾留下了一个水草丰茂的世界，那里有青春的小鸟、一江水、长辫子的达坂城姑娘，以及最重要的，不论何时都要歌颂爱的勇气。
父亲留下的世界，王海成花了二十多年，标记出每个符号的诞生和起源，青春的小鸟和长辫子的达坂城姑娘诞生于1938年，阿拉木汗则直到1944年5月才出现。
一个原因是，王洛宾不怎么署名。他编了一本和抗战有关的《西北歌声》，封底印的是“甘肃民众抗敌后援会编印”，王洛宾在自述稿中称，“我认为这工作是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而在特殊年代，他的很多歌曲也没有被署名。
王海成为父亲创作了三本传记，当中很大篇幅，是追寻父亲的创作故事。
但他第一次听到父亲讲述创作动机，已经是1974年。一天，父子俩到朋友家为小孩庆祝满月，伴着酒精勾兑的酒，大伙儿起哄，让王海成唱歌。他接过吉他，唱完一首《蔓莉》，又绘声绘色地讲起这首歌的来源。
“蒙古草原上有一对恋人，抗战时期，男的报名参军去打仗了，女人在后方听说男人牺牲了，很悲伤，得病死了。男的打完仗回来，听说未婚妻死了，就跑去墓地，在她墓前唱了这首歌，突然，这个女的从坟墓后面又站了出来。”王海成回忆说。
已经不太爱讲话的王洛宾，闷了一口酒：“今天太有意思了，儿子唱了老子的歌，还不知道这个歌是老子写的。”那是一首黄色歌曲，对它的批判，在1950年代达到高峰。
更多故事收集于和父亲暂住二哥家的时期。父子同睡一个小房间，左右两张床，中间一个窗户。白天，王洛宾把床铺掀开，把床板当桌子抄歌谱，“抄歌也不忘修改，一边写一边吟唱”。晚上，蚊子扰得两人睡不着。在这样的1970年代的夜晚，王海成一次次问沉默的父亲：听说有一首歌也是你的？
但这段经历，要到30年后，王海成撰写父亲的传记时才会有所帮助。
父亲去世后，寻歌的难度变大，歌曲问题有时是法律问题，有时甚至是政治问题。唯有一首歌的起源不需要王海成去寻找，那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西部歌王“皇冠上的明珠”。
1939年，王洛宾跟随导演郑君里到青海拍摄电影《民族万岁》，一位藏族千户长的女儿卓玛被选做牧羊女，王洛宾做帮工。赶羊时，王洛宾不小心在马屁股上抽了一鞭子，马背上的卓玛甩起鞭子，轻轻地打在王洛宾的身上。于是，就有了歌词里的情节：“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每天她拿着皮鞭/不断轻轻地打在我身上”。
这个故事，歌王自己向媒体讲过太多次。但或许正是讲得太多，以至于在未来的某天，有心人开始对比每一次故事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并发现其中难以自圆的破绽。
王洛宾对演员马跃也讲过。这位演员早年曾获青歌赛业余组美声唱法二等奖。一次在北京歌剧院开个人演唱会，唱完《在那遥远的地方》谢幕后，一位山羊胡的老人找到他说，“马跃，你跟我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像。”第二句话是，“你把我的歌唱得不准确。”
那是大讨论发起的1994年。歌王指出他的两个错误，其中一点是曲调不对，“我在监狱里，你们就在外面瞎唱我的歌。现在我唱回歌曲原本的样子，所有人都说我唱错了，我也改不回来了”——很多人不知道，广为传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的确不是王洛宾所作版本，他的版本，歌谱如今刻在他的墓碑上。
之后二人见过两次面，歌王又补充了这首歌的流传过程。他说“前线抗日官兵当中，传唱的人非常多。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抗日将士的心中都有一个好姑娘”。这位正值事业上升期的年轻人意识到，王洛宾“所有的作品都是从民族的泥土里长出来的”。
王海成和父亲王洛宾（右）。（受访者/图）
“好吧，我们就打到底”
小区的快递员天天送法院快递，十分纳闷，这家人到底犯了什么事儿？
《大豆谣》演出后的第二天，王洛宾的一位学生宴请王海成。菜过五味，她认真地问，需不需要帮助。
老朋友的担心不无原因。王海成在2019年发起的第二轮维权，刚刚遭遇了一次溃败。2023年6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终审判决认定，王洛宾及其后人不再享有《康定情歌》《四季调》《在银色的月光下》的著作权。
而9个月前，江苏省扬州市中院曾认定王洛宾是《康定情歌》的著作权人。
与十年前戛然而止的维权不同，此番被告多是专业音乐界人士和出版社。名单中，国家一级作曲家龚耀年、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副主任胡廷江，以及人民音乐出版社等赫然在列。
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这些作曲家的出版物中所呈现的曲子，是不是抄袭或改编自王洛宾的版本。
例如，龚耀年被起诉的原因，是他此前从流传民歌中取材编译创作一批民歌钢琴曲，署名为“某地民歌”“龚耀年编曲”。这引起了王海成的不满，在他看来，包括《在那遥远的地方》等9首都属于王洛宾。
“用对方提出的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爷爷和孙子的关系，我们认为，爷爷一定是民间作品，它是相对稳定的，”人民音乐出版社总编室副主任李烨说，“但用对方在法庭上的话来讲，‘王洛宾是爷爷，你们剩下的全是孙子’。”
被告们也据此提出质疑，认为王洛宾的一些歌曲，根本没有经过“改编”，甚至是直接“照抄”其他人的创作。其中一位被告的家属还发现，那些王海成所撰写、歌王的创作故事，真实性有待商榷。
这位被告家属就是吴粤北，二十多年前参与编撰《冼星海全集》的那个青年。他如今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作曲方向的博士生导师。被告龚耀年是他的岳父。
第二轮维权来势汹涌，一开始，被告们各自为战。最早被起诉的胡廷江，改编过一首《玛依拉变奏曲》。仅仅这一首歌，居律师就在全国多家法院起诉他近百次。
胡廷江回想自己被起诉的过程，仍有很多不解。
2017年前后，王海成突然添加胡廷江微信，告知他改编的《玛依拉变奏曲》来自王洛宾的《玛依拉》，需要得到自己的授权。胡廷江回复，尊重王洛宾先生，但《玛依拉》并非由王洛宾创作，而是一首人尽皆知的哈萨克民歌。
一次，王海成又发来信息，称赞胡廷江的改编非常成功，希望他继续努力，多改编几首王洛宾的作品。
2017年6月，王海成又发来一张昌吉学院的独唱音乐会节目单，上面印着“《青春舞曲》 胡廷江改编”字样。
没多久，他就被起诉了。传票从全国各地发来，胡廷江记得，小区的快递员天天送法院快递，十分纳闷，“这家人到底犯了什么事儿？”
直到一次庭审直播，孤军奋战的胡廷江得知，龚耀年也被起诉了。
很快，这些被起诉的教授、音乐家、出版社们，结成一个互通信息的联盟。“王洛宾著作权案件被告律师群”有43人，而“音乐出版物联合体”中有十多家出版社。和曾被歌王之子起诉的那些KTV、音像公司不同，“联盟”里的人秉持这样的信念：哪怕只被索赔一万块钱，也要把道理讲清楚。
2023年4月20日下午，大讨论发起29年后，又一场座谈会在人民音乐出版社举办，名为“民族民间音乐作品保护——王洛宾后人诉西部民歌著作权纠纷案思考”。
这天之前，李烨一度怀疑，一些远在上海、湖南的出版社，会不会派代表参加这个只有半天的会。
到了那天，她惊讶地发现，三十多家出版社，很多都是社领导亲自到场。会上，一些人坦言，此前面对法院传票确实有些犹豫：（王海成）要一万块钱一首歌，和他砍砍价，可能五千也能和解。
“后来有人提出，不是钱的事。最后大家形成一致意见，好吧，我们就打到底。”李烨说。
会议达成的另一个共识是，“立法层面应尽快出台相应法律法规”，从而“实现有法可依，避免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事实上，1991年出台的著作权法中原本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至今没有下文。
最为积极的胡廷江、吴粤北等人，把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图书馆翻了个遍，甚至还从哈萨克斯坦国立出版社、俄罗斯的莫斯科图书馆寻找原始资料。
经过三年多的寻找和考证，吴粤北如今相信，他可以完成师长们多年前没完成的任务，把王洛宾拉下神坛。
2023年9月底，我在北京万寿公园附近的一个小区见到了吴粤北。他有一张威严的国字脸，走路时有一股疲惫的优雅，在一架钢琴旁，他为我准备好了椅子和一台笔记本电脑，里面是他搜集的证据。此前开庭，他都要带着两个东西，一个蓝牙音箱，以及一个塞满物证的行李箱。
这位作曲家让我认真盯好电脑屏幕，接着，他闭上眼睛，复述自己在过去4年里调查到的一切。
2023年9月15日，北京，吴粤北展示着电脑里他搜集到的证据。（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图）
“皇冠上的明珠”
说到《在那遥远的地方》，他们想到的人，是陈田鹤。
1946年3月31日，一个名为山歌社的学生社团，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宣告成立。
山歌社是学生运动的产物。此前，当局计划取消学生伙食用煤的津贴，遭到学生们的反对。“煤炭事件”之后，这个地处亚热带峡谷的学校里，学生开始寻求自治。与此同时，见识到延安的秧歌运动如何塑造了革命的艺术的他们，也迫不及待想从民歌的土壤里找到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
彼时时局未明，但这群音乐生开始忧虑更永恒的问题。在他们油印的《中国民歌》第一辑中，有这样的宏愿：“分析这些民歌后，能产生出来西方作曲学中未曾加以特殊注意的问题，由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导向民族音乐的途径。”
当时没办法去采风，据社员之一谢功成的回忆文章，《中国民歌》第一辑的歌曲，是从《新音乐》杂志、延安的小唱本、王洛宾的《西北民歌集》以及私人关系，收集到的百余首民歌。
这本《西北民歌集》是1942年在重庆出版的。1939年底，王洛宾在西宁将手稿交给重庆来的记者张西洛，托其出版，而张西洛直到开办大公书店后才找到机会。首都图书馆的藏书显示，歌集收录17首歌，并无《在那遥远的地方》。
《中国民歌》收集过程中，钢琴组学生负责配伴奏，声乐组负责练唱。还有两位老师加入，分别是作曲系教授兼教务主任陈田鹤和作曲系教授兼系主任江定仙。
历史在这里发生了分岔。虽然大众视王洛宾为西部民歌的标杆，学院派也对王洛宾有过关注，但在专业院校的音乐教育中，民歌成体系的历史始于山歌社的“民歌运动”。说到《阿拉木汗》，他们会想到谢功成1945年改编的混声四部合唱；说到《康定情歌》，会想到江定仙；而说到歌王“皇冠上的明珠”《在那遥远的地方》，他们想到的人，是陈田鹤。
理由只有一个，这首歌流行版本的伴奏，是陈田鹤所配。
吴粤北从王洛宾自己的话中寻找端倪。《人民音乐》杂志在1994年刊载由王洛宾撰写的文章《历史是公正的》，其中提到关于《在那遥远的地方》，可以让他曾经的同事，一位名叫丑辉瑛的女士作证，“不但可以证明这首歌是我写的，还可以证明这首歌应有版权”。
当时的丑辉瑛，已是台北音乐著作权人协会主席。
吴粤北找到了丑辉瑛在1967年整理汇编的《西北民歌集》。一共88首，其中84首标注丑辉瑛编，而《在那遥远的地方》则标注为陈田鹤编曲。有意思的是，陈田鹤所作版本，才是目前通行的小调版本，而刻在王洛宾墓碑上的，是大调版本。
1994年，丑辉瑛赠予中央音乐学院一本1982年由她参与翻译的《中华民族歌谣选集》，吴粤北发现，全书均未标注她的名字。至于《在那遥远的地方》，只写了“青海民歌”。
这两个版本看上去彼此矛盾，在吴粤北看来恰恰说明了两个关键问题。首先，丑辉瑛出版的书籍中并没有王洛宾的版本。其次，据吴粤北分析，第二个版本之所以连丑辉瑛和陈田鹤的名字也没有，在于该版本“去掉了‘整理’的部分”。
这其实是1990年代大讨论时的老话题了。究竟什么是“改编、整理”，和“记谱”的区别是什么？
在吴粤北看来，整理是在原作品的基础之上，通过增减删节，把复杂的著作简化，比如，把一篇文言作品，加上自己的发挥，变为一个可读的白话文作品。改编则必须有增量，比如一首民歌被改成一首交响乐。
并且，民歌还有其特殊性。民歌是大众创作的歌曲，词和曲都经过了无数人不断打磨、变形，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会产生不同的版本。吴粤北又举例，“你把‘床前明月光’改成‘窗前明月光’，你就要代替李白了吗？”
他找到了一本1946年由山歌社出版的《中国民歌选》，当中选入小调版本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写明由“陈田鹤配伴奏”。按照吴粤北的调查，这是一位青海的女学生1945年唱给陈田鹤听的，后者为此谱了钢琴曲。而王洛宾版本正式出版，则是在1983年的《洛宾歌曲选》。王洛宾知道小调版本的存在，也附在书中，但他解释说，这是在重庆上学的女学生唱歌“走调”的结果。
一些流传的说法里，这位女学生即为1947年毕业于重庆国立音乐院的丑辉瑛。
一本名为《走过记忆履痕》的回忆录也无意中提到了丑辉瑛和王洛宾。这本书由原宁夏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罗文治在2010年口述、其子罗吉元执笔。当中提到，1993年8月，罗文治与堂嫂丑辉瑛在北京见面。闲聊中，丑辉瑛说起，1993年，王洛宾与她在台北重逢，得知她多年来传播自己在青海改编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青春舞曲》《达坂城的姑娘》等西部民歌，感慨万分。
“皇冠上的明珠”究竟诞生于何时何处？据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梁茂春考证，1940年，在西宁上演了一台名为《沙漠之花》的音乐剧，1942年11月出版的《新音乐》杂志报道了此事。次年12月出版的《歌林》杂志则记录了该剧完整的剧本和音乐。《沙漠之歌》的序言里，王洛宾提到，该剧所用插曲均为哈萨克民歌，谱以新辞。《我愿作个牧羊人》，也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前身，出现在第一幕。
历史在这里狭路相逢，但随着当事人一一离世，一些说法已难以求证。
而在2023年，居律师的看法是，任何一本或几本“最早的出版物”上的署名，不能证明署名者就是80年前某一首歌曲的作者。他也打了一个比方：“一个人的腕上戴着一块表，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戴手表的人就是手表的主人，不需要戴表的人提供购买发票等任何其它证据来证明。王洛宾生前及其后人对《康定情歌》《四季调》《玛依拉》等歌曲主张权利、行使权利、捍卫权利，四十年来没有任何其他人提出权利主张，不存在比这一生活经验更有力的反证。”
吴粤北，这位当年的音乐系学生，何以在二十多年后成为拉歌王下神坛的主力？
一个原因是，他对王洛宾的了解从1980年代就开始了。而1990年代那场大讨论，他的很多朋友、师长，包括戴鹏海、谢功成都曾参与。
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吴粤北正在负责一个国家级的民歌传承项目，王海成的起诉会让他这项工作变得异常艰难。和王洛宾有关的民歌，到底要不要收录？收录之后会不会有法律风险？如果类似的人再冒出来几个，又该怎么办？
不久前，有编辑问李烨，还想用西部民歌，怎么处理？“我建议他，案子还没有最终定论，先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