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廷江找到的1947年版《中国民歌选》，其中《康定情歌》署名“江定仙 编”。（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图）
烟消云散
起初，是他们的陨落，接着，是粉丝的老去。
至少在一个事情上，吴粤北和王海成有了难得的共识，他们都发现，社会对于新的系列诉讼关注度并不高。
直到今天，在涿州、海北州、白水古镇、乌鲁木齐的大巴扎，仍然有王洛宾的纪念馆，甚至一位艺术学校的校长、保定市政协委员，还希望涿州所有孩子都会唱王洛宾的歌。而2023年9月初，在三峡大学的一次讲座上，吴粤北提起这场旷日持久的版权纠纷，但现场的听众除了老师，学生们都不知道王洛宾是谁。
如今，最了解西部歌王的人，就住在涿州北面一栋26层高的商品房里。这是王海成被涿州官员的热情感动后购买的住所。
大部分时候，王海成是一个久经世故且严格约束自己的老头。一次，他带着我到涿州的老工厂查看王洛宾音乐艺术馆的施工进度，其间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想购买王洛宾的手稿。他“好好好”地满口应承，挂了电话，朝我使了个眼色，“要别人知道王洛宾的儿子卖手稿，那可不得了”。
他容易激动，特别是说到这些难缠的、来自学院派的对手时，会怀疑对手的动机，又赞叹他们的狡猾。
很难确认王海成是否明白这些来自专业音乐圈的控诉。在这套商品房里，他不断搬出自己出版的王洛宾著作和几本厚厚的新疆民歌选，并反复强调，一个音符、一个词语的变化，都是父亲殚精竭虑的结果。
“维吾尔语是多音节，汉语是单音节，我们汉族人说好就是‘好’，维吾尔说一个好是‘牙合西’，要把新疆民歌用汉语唱顺，肯定要给它大做手术。”王海成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比如《阿拉木汗》是为青海的儿童剧团改编，所以加了半个休止，方便小朋友演唱时换气。
这位72岁的老人至今仍需回答父亲和三毛之间的“爱情”。
“见过啊，在我家吃饭，我夫人给三毛做的抻面，吃了两顿呢，临走还跟我讲‘海成呀，我来了好几天了，今天这一天是我吃得最舒服的’。”
“我理解她，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她想融入到家里来，她就想跟我父亲一块生活。”
他之所以要不断重复父亲的故事，一个原因是曾经有效过。他的《我的父亲王洛宾》豆瓣评分是7.9，很多人曾为之流泪。
就在涿州图书馆，三毛的照片被摆在一张从新疆搬来的、王洛宾使用过的书桌上，照片用一个黄白相间的毛线套包裹，王海成说，这一切都是按照王洛宾生前的景象所布置。
但在之后他展示的几张王洛宾与书桌的合影中，桌上并没有三毛照片。他又解释，照片其实是放在柜子上的。
如今，一些故事失效了。天津高院认定胡廷江改编的《玛依拉》不侵权；在审理胡廷江版本的《青春舞曲》案时，湖北高院在一份34页的判决书中直接表示：如果支持王海成等人维权诉求，那无异于“将原始民歌的权利归属个人”。湖北高院也点出一系列诉讼后的“风险”：一旦支持维权，那王海成等人就可基于王洛宾的在先作品，而随意对在后的其他同源作品，或再演绎作品发起诉讼，这无疑“有损于原始民歌权利”。
另一个原因是，父亲留下的那个世界，王海成花费了半生继续建构。那些指责王洛宾没有著作权的人，可能让这一切烟消云散。
他是兄弟三人中深得王洛宾真传的孩子，迄今为止，他每天要弹奏钢琴，拨弄吉他，如果有人说他和王洛宾很像，那他会流露真诚的笑容。
王洛宾的确曾有一个梦想，是让自己的歌曲传唱500年。目前为止，传唱最久的中国歌曲据说是流传近四百年的《茉莉花》。1794年，最终见到了乾隆皇帝的马戛尔尼使团，准备从广州启程返回英国，在这里，使团秘书约翰·巴罗听到了广州话版本的《茉莉花》，他在《中国旅行记》中用罗马拼音记录下这首歌，并翻译歌词，成为欧洲最早的记载。
那么，到底是谁在推搡西部歌王的永恒宇宙，让它滑入遗忘的深渊？
或许，这一切与法律无关。所有的文化偶像都会消失在时间里，起初，是他们的陨落，接着，是粉丝的老去。偶像可能在某个瞬间、某个时期被短暂地再度提起——但这只是偶然，最终，他们将再次沉入漫长的迷雾。
有多少人又记得，今年其实是三毛诞辰八十周年？
2023年9月10日，河北涿州图书馆，三毛的照片摆在右侧桌上，王海成在弹着《青春舞曲》。（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图）
如果不是民歌，那是什么？
经过多方打听，他终于找到了《都达尔和玛丽亚》以及《玛依拉》的作者。
一个阳光和煦的北京秋日下午，我见到了编辑1983年《洛宾歌曲选》的杜亚雄，他如今是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刚刚出院的他脸色红润，头发银白，说话时常常发出雄浑的笑声。当天下午，一位男高音来拜访，听到在聊王洛宾，他搭话：“王洛宾的歌可不敢碰，我们（单位）也被告过。”
1982年夏天，杜亚雄还是个年轻人，曾住进王洛宾家，帮助他整理歌谱。
回忆起四十年前的夏天，杜亚雄隐约有一种感觉，王洛宾对自己歌的由来，其实并不了解，“毕竟他不是搞我们这个专业（民族音乐学），我们对一首歌到底是属于民歌，还是创作歌曲，是很清楚的”。
民族音乐学始于1959年。曾被派驻爪哇15年的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将自己的著作《音乐学》第3版改名为《民族音乐学》，由此开创这一学科。
王洛宾告诉杜亚雄，《都达尔和玛丽亚》这首歌是1940年前后，在青海西宁由一位哈萨克族老太太演唱。包括《玛依拉》在内，王洛宾认为这些都是民歌，但杜亚雄并不认同。
“对哈萨克民歌有研究的人，可以看出来这些不是民歌。为什么？哈萨克民歌有特定格律，一首歌分主歌和副歌两部分，主歌歌词一定是11个音节，它们的组合可以是344、443、434。每个组合就是一个音步。”杜亚雄说，“还有个规律，那就是词曲结合不吻合，一般的歌词、曲都是吻合的，而哈萨克民歌一个乐句已经结束了，但词还没有唱完，要把第一句词的最后一个音步放到第二个乐句里唱；或者用第一乐句的最后一个乐节唱第二句歌词的第一个音步。”
杜亚雄推测，这种音乐呈现方式，很可能来自哈萨克族的日常生活。
“游牧民族有一个互换机制。年轻人不会一直待在帐篷里，要去放羊，如果你要去一个哈萨克族的帐篷做客，骑着马，在离帐篷200米的地方，先‘啊呺——’地喊一声，帐篷里有人，他就会出来把狗拴好，也用‘啊呺——’回应你。”这位研究音乐演变历史的学者顽皮地补充道，“但我分析的这个也不一定对。”
如果不是民歌，又是什么？
杜亚雄懂哈萨克语，经过多方打听，他终于找到了《都达尔和玛丽亚》以及《玛依拉》的作者。
第一首歌的作者名叫玛利亚·贾格尔（1887—1950），出生于哈萨克斯坦阿克莫拉市，是哈萨克斯坦人民艺术家。杜亚雄推断，她在1903年前后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在哈萨克斯坦流传很广，曾作为很多音乐作品的主题。从王洛宾记录的时间来看，最迟在1930年代初，这首歌传入中国。
第二首歌的作者名叫玛依拉·沙姆苏特蒂诺娃（1890—1927），阿拉木图音乐学院教授阿合麦提·朱巴诺夫曾在《时代的夜莺》一书中介绍过此人，并说这首歌是作者的“自画像”。
杜亚雄也考证了《达坂城的姑娘》，他曾专门到吐鲁番寻找这首歌的原始版本，发现当地的版本有弱起和切分节奏。他好奇王洛宾的版本为何不是这样，王洛宾的说法是，他听到的司机就是这样唱的——并非王海成所说，是主动改成适合汉族人唱的版本。
关于《青春舞曲》，王洛宾这样告诉杜亚雄：“是1939年在酒泉东关记录的，歌词是原有的，不是我编的。”
至于“皇冠上的明珠”，杜亚雄并不认为流行的版本是“走调”的结果，而是一个版本为男腔，采用“反调”的手法，创出一个女腔。
因此，在1983年的《洛宾歌曲选》中，杜亚雄把歌曲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民歌，第二部分是王洛宾的创作，而这几首，都在第一部分。
但是，杜亚雄也肯定了王洛宾翻译少数民族语言的贡献，“即便我自己能写少数民族语言的歌，但也很难把歌词翻译成中文，太难了，翻译讲求信雅达。当然，有的东西已经和原本的不太对了，他算是半编半译了”。
事实上，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终审判决中，王海成仍然取得部分胜利。法院认定，王洛宾及其后人继续享有《达坂城姑娘》《都达尔与玛丽亚》《玛依拉》《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词曲著作权；对于《青春舞曲》，享有歌词著作权。
但王海成仍然认定，有人在加速这场消逝。不久前，北京师范大学在制作音乐剧《往事歌谣》时，有人提出《在那遥远的地方》可能有争议。学校转达，是一位律师举报的。
律师名叫董晓月，是陈田鹤的外孙女。她同样拥有一个执着的人生。上高中举办合唱比赛时，有同学提到《在那遥远的地方》属于王洛宾，她会去挠人家。陈田鹤在1955年已过世。
80后的董晓月做过记者、图书编辑，但这件事时不时揪着她。2010年前后，她开始在北京各大图书馆寻找山歌社的《中国民歌选》，这本书最早的版本全中国只有两册，她最终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内部图书馆找到了。
就像是一段人生经历的结果，董晓月成了一名律师。
有人曾让她也去收取版权费，她在一封信里答复：“不应再纠缠于版权之争，让一切随风吧。音乐的问题，不用交给法律。”
八十多年前的青年王洛宾不会想到，一首歌的版权和来历，在遥远的未来会变得如此重要。
1935年，22岁的他在北京西直门外的一所中学做音乐教师。附近有一条河，夏天中午，他就跑到河里游泳，同游的还有不少东北沦陷后迁移来的大学生。一天，光着屁股、一身泥的众人在听同学念《八月的乡村》，这本小说描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民同日本侵略者奋战的故事。当念到一首名叫《我要恋爱，我也要祖国的自由》的诗时，满怀激情的王洛宾穿起衣服，把诗抄下来，回家谱曲。
后来，一位青年找来，说他歌写得好，唱得也好，但知不知道小说作者是谁。王洛宾窘了，回答不知道。青年大笑，说，“作者是萧军，我就是萧军”。王洛宾回忆道：“我大吃一惊，于是我们两人拥抱，开怀大笑，就这样做了朋友了。”
（南方周末实习生黄晓颖对本文亦有贡献）
2023年9月10日，河北涿州，王洛宾故居纪念馆。（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图）
王洛宾年谱
1913年，出生于北京。
1931年，进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学习。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往山西参加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
1940年，在青海西宁担任音乐教育工作，负责组建青海儿童抗战剧团。
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2年-1976年，多次入狱。
1981年，平反恢复名誉和军籍，任新疆军区文工团艺术顾问。
1991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东西方文化交流特别贡献奖。
1996年，因患胆囊腺癌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3岁。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责编 吴筱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