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开始了，真的结束了”。6月23日晚《创造101》的导播室。 图片由作者提供。
一
我从未想过有一天能够亲身参与一档S级节目的制作，尽管我做综艺节目研究已经数十年。
2017年12月9日，第三届电视研究年会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我邀请了数位业界人士，他们几乎都是当年大热综艺节目的总导演，唯一的遗憾是《歌手》总导演都艳未能到场，因为刚刚离开湖南卫视的她与七维动力公司已经接受腾讯甲方的邀请，正忙于筹备一档女团选秀节目《创造101》。
2017年12月16日，我第一次与都艳在复旦大学旁边的一家咖啡厅见面。在湖南卫视工作近20年的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谦和谨慎。那天下午，我主要表达了两个观点：第一，自2005年《超级女声》开启选秀风潮以来，中国的电视选秀综艺历经了几次模式转变，但核心依旧万变不离其宗，它包含着事实不平等基础上机会平等的社会学意义。其次，中国的选秀或者当下的偶像养成综艺，它们有意或无意间，承担着培育“成熟”市场的职责，而市场的形成反过来倒逼相关产业的发展与成熟。这一逻辑恰好与东亚其他国家相反。
七维动力创始人、《创造101》制片人都艳
过去十余年间，（电视）综艺界一直在寻找下一个现象级，或者说下一个利润增长点。女团或者团体选拔节目，曾经被浙江卫视前总监夏陈安寄予厚望，不料，浙江和东方卫视，都曾或多或少消耗了海外原版《Produce 101》的模式，却始终未能引发社会关注或讨论，仅仅局限于粉丝经济的变现与垂直性增长。面对“前车之鉴”，七维动力选择《创造101》作为进入市场的首个项目，压力之大，可以想见。毕竟，此前好几支从国有电视台独立出来、成立公司的节目团队因为首个节目的失败，相继折戟沙场。实话说，对于把《创造101》进行“真人秀化”，我是存有执念的。101位姑娘的集体生活，不会也不可能只有惺惺相惜、辅车相依，戏剧化和张力，无可避免。如何再现彼此间的竞争感，而非被坊间口水化或被庸俗化的“撕13”，从而与受众之间产生通感，或者共情，应当是节目具有可持续性热度的关键。围绕《创造101》节目的顶层设计，我和都艳达成了初步共识。
《创造101》总导演孙莉（左）和执行总导演顾玉帆（右）
随后，在都艳的引荐下，我认识了孙莉。在此之前，我在电视屏幕上看过她担任《我是歌手》总编剧的身影。《创造101》是她首次担任总导演的项目。我们通了大概两个多小时的电话，挂电话前，她邀请我参加成都的选角工作，估计也是出于对我的好奇。2017年圣诞节那天，我们冒着严寒，在成都市区中心的一座大厦里面见了两批报名选手，其中就包括7人集体参赛的ETM组合。据选角组介绍，在此之前他们大概已经跑遍了中国几乎所有培训女练习生的公司。这些大大小小的民营公司中，有不少公司业务并非专营女团；它们的存在，几乎复制了1990年代中后期我国处于全球产业链下游的民营企业在某些领域（如VCD、DVD）里蜂拥而上，引发产能严重过剩与价格大战的机会主义情形。它再次证明了，通常情况下，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资本只会流向迅速增值的地方，例如娱乐与信息行业。
通过第一次“摸底”工作，我了解到这个节目所涉及到的各方力量之间的博弈及其复杂性。各大经纪公司、腾讯、选手与制作方构成了一组非均势、结构性差异明显的多角关系。选择哪些经纪公司、选派哪些练习生参加女团节目，一定程度上具有立定基调的象征意义。因此，腾讯视频与经纪公司之间的协商，成为重中之重。
当然，大经纪公司自有利益权衡的考量。例如某家经纪公司的老板一直向孙莉强调，公司旗下的练习生2018年的工作表基本上已经排满，不是承接唱歌跳舞或与女团相关的业务，而是演戏等其他“多元化”开发的工作。原版节目正是建立在制作方、电视台同拥有大量尚未被市场消化的练习生的经纪公司之间签订契约的基础之上。然而，在中国做女团选拔节目，与海外原版之间最大的差别，或许就在于选手（练习生）。原版节目里的练习生，参加《Produce101》前，几乎没有在媒体上露脸的机会，进入节目组，属于孤注一掷，毫无任何退路。或许海外节目里的生存战，以及它所再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能社会性地触发在丛林环境中谋求“自我持存”的普通个体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