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中国，谭展超加入了国民党，奉派到贵州都匀，入了孙立人统帅的部队，贝安加作为军眷，住在营区附近的农舍里。
农舍条件简陋、粗鄙，与贝安加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完全迥异，但就像很多深处爱情中的人所说的：“有情饮水饱，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再大的苦我都能受。”
贝安加在农舍不但住了下来，坚持了下来，还给谭展超又生了一个孩子。
因为爱情，贝安加愿承受身体的苦，但接受不了爱情的背叛。
有一次，蒋介石来都匀检阅部队，召见谭展超等年轻军官时，陪同的贝安加发现丈夫的眼睛时不时地就会看向医院营房门边的一个护士，眼神炽烈而深情，就像当初看向自己的模样。
这让贝安加心里的火腾腾地冒了出来，尤其想到临行前母亲对自己说的：“中国男人很麻烦的，有了妻还要有妾，有了妾还要有小，你最后一定会被遗弃。”更怒不可遏。
贝安加不禁想，为他，自己放弃了意大利舒适的生活，来中国吃苦受累，担惊受怕，可他，吃着锅里的，看着碗里的。
与其以后被他遗弃，或和另外一个女人分享爱情，不如现在自己离开。
爱情，会让人变得决绝，既能决绝地爱，也能决绝地放弃，这不是任性，是对自己的尊重。
贝安加选择了离开，她要去上海，那里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贝安加决定带着孩子和女佣，先坐卡车到桂林，从桂林再转民航飞香港，然后由香港再到上海。
临行前，她把要走的路线，和带着孩子要离开的决心告诉了谭展超，她要谭展超明白，她离开不是因为自己害怕面对什么，是自己的爱遭到了亵渎。
或许谭展超当时对她赔礼道歉了，也或许谭展超希望她留下来，可是不过二十出头的贝安加正年轻气盛，再加上心里憋着火，她听不进谭展超说任何话，也不会考虑自己和孩子未来的路会很难走，她只想离开，快速离开。
也许，磨到最后，谭展超没招了，只能苦涩地说句：“是的，贝安加，我当然知道你是什么也不怕的”，在三个孩子的脖颈上各挂上一条象征福运的小红象项链，吻了他们后，谭展超送贝安加和孩子上了东行的卡车。
卡车往前走，道路崎岖，颠簸的卡车车厢里，贝安加脸色苍白，她一只手护着自己隆起的腹部，一只手拍打着已经睡着的孩子，心里从最初的愤怒，陷于了迷茫，和对未来不愿说出的恐惧。
但谭展超没有来追他们，自尊也不允许她折返回去，即使她肚子里还有一个快要出生的胎儿，即使她不知道在完全陌生的上海，会经历怎样的生活。
到了沦陷区上海后，没多久，贝安加就在上海的耶稣会医院临盆，生下女儿艾洛玛。
四个孩子，最大的只有五岁，加上贵州女佣、上海阿妈，开销大不说，还得缴付医院的生产费用，很快，贝安加所得分手费就用完了，由广州汇到上海中央银行的钱也不够她们的开支。
但就是这样，贝安加也没有再找谭展超要钱，也没有向父母求援，她有她的骄傲，她不想让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知道，她的选择错了。
可是，现实不会因为骄傲停滞，天上也没有馅饼掉下来让贝安加他们衣食无忧。
贝安加他们从租界内的旅馆搬出来，迁入公寓，小孩由女佣照顾，贝安加到一家法国夫妇开的服装店上班并兼职模特儿。
然后，贝安加开始和一个在谭家认识的银行家谈起了恋爱，以获得他金钱上的帮助。
但没有爱情，只是因为金钱的恋爱，让贝安加的内心痛苦不堪。
她想挣钱，用自己的能力挣钱。
可是，一个带着四个孩子的女人，在风雨飘摇的乱世如何挣钱？
也许是上天的安排，也许是贝安加特殊的身份，让她早已是某些人眼里的间谍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