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会的制衣局 红十字会机构开展了广泛的活动，其中包括给孤儿和其他有需求的人提供生活必需品。来这里的人都是可以带来多余的衣物和有用的捐赠品的人。这里同样也有需要帮助，需要被提供裙子、外衣、鞋子和内衣的人，因为家乡没有多余的衣物可以发给她们。大量具有奉献精神的女性，都将她们的精力投入到这个组织开展的工作中来。 亨利·鲁斯钦 供图
◆ 农民拒绝以收购价出售农作物
当全国的资源供应清单被列出来的时候，相应的保护措施就出台了。政府当局在1914年就发表了一个声明：“我们的食物足够我们的军队和人民撑到下一个秋天，对于我们现在拥有的食物，必须要好好分配，这样才能在明年秋天丰收完成的时候还有余粮。我们一定要支撑到战争结束，无论任何情况我们都要坚持下来，为得到永久的和平而战斗。”在11月的时候，柏林市场上出现了一吨黑麦卖55美元的情况，政府随后出台了最高价格政策，从资源的存储量去制定价格。从那个时候开始，便开始对面包有限制，德国的“战时面包”几乎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当然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新的面包做法是，小麦面包至少要加百分之十的黑麦，而黑麦面包至少加百分之五的土豆，最多的时候，可以加百分之三十的土豆到面包里去。
农民对市场隐瞒自己的收成，商人只把东西卖到价格最高的地方（价格和运输费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新政策的弊端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农民不会被强迫提供农作物，因为政府对土地平权论者简直“太温柔了”，所以农民认为，“平权论者是普鲁士最大的毒药。他们不仅不会做出牺牲，还绞尽脑汁地想要骗到这个充满了无私奉献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国家的每一滴血汗”。
农民还是可以继续持有大量的牛和猪，用本来应该给人吃的谷物去喂养这些牲畜（现在这个时候已经不能从俄国进口饲料了），但是小本经营者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他们觉得会养不起这些牲畜，所以便选择把这些猪牛宰*掉。
◆ 对于猪的处理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
最开始*了太多的猪，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委员会调查认为，为了节省脱脂牛奶之类的高蛋白食物，建议把这个国家百分之六十五的猪都处理掉，这样就不用省出粮食来喂猪。关于这个结果，有一位作家写道：“第一，一下子多出来了很多猪肉，但是几个月之后又一下子没肉了。”这位作家继续写道，正是这一次错误，证明了德国这个效率机器并不是不会出错的，他说，“如果你能看到，在战争开始之后不久，一群‘猪猡’聚集在柏林开会，这其中包括数据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农业学家、商人，还有一个政府人员，在商量要*多少猪才能达到一个食物链中蔬菜和肉的平衡，他们确信这次会议的结论会被接受并且被执行，你可能会说‘这就是所谓的德国效率’。确实如此，但是他们*了太多的猪，以至于肉类供应不足的问题又出现了。”
急促和粗心的肉类处置，导致了不止一点的浪费。大众虽然对猪肉的大存储量感到安心，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预料到会有猪肉短缺的这一天，这又会导致平时最常见的肥皂变成奢侈品，因为这需要猪的脂肪做原料。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国内随处可见这样的标语——“把猪养肥”。
“对于军人和重体力工作者来说，肉类所提供的脂肪是非常重要的。不养猪，不把猪养肥，都是对国家的不忠。不要一头猪都不留，要把猪圈塞满。”这些话并没有考虑到小本经营者的情况，因为政策制定者并没有养猪或养牛的经验。
◆ 面包券是如何发行和控制的
在统计学家和其他的专家已经决定了必须要节省食物原材料的时候，各种方法就应运而生。在1915年年底之前，一个战时玉米公司已经成立——董事会包括了工业巨头和政府代表。在1月份的时候，政府已经控制了玉米的供应，所以对玉米的控制权已经完全落到了战时玉米公司和当地市政组织者手中，从那时起，分配都一直做得很好。在对分配的方法进行了一些实验之后，“面包券”脱颖而出，政府当时还发表了一个长长的声明来向公众解释，而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对于规则的无理由遵守，就是民众最严肃和重要的责任”。
士兵在柏林的商店附近巡逻 当供给的食物越来越少的时候，政策就越来越难执行，人们为了一点点食物都要等好几个小时，虽然这稀少的食物很快就会被吃完。镇压暴乱的政策也已经试过了，但是以无效告终。满大街都是被打碎的窗户和被砸烂的货摊及损坏的商品，但是这些暴乱都被军队和当地警察控制住了。
第一次关于面包的分配是每个人每天7盎司多一点。数量随时都在改变，直到1917年5月1日的大下跌，正是在绿色蔬菜收成的前一个季节，这次的下跌导致了德国柏林林登大道的一次示威游行，大约两千名工人游行了两个小时来显示他们的不满。面包券的形式也一直在改变，或者说是多种多样。它被分为好几个部分，相对于一条长面包来说，有些人则会得到碾碎的面包屑或者是小块的面包，面包券的正中间是一张面粉票，人们可以选择想要面粉或者是面包。有一段时间，中间的面粉票被换成了黄油票，再到后来又变成了两张不同的票。如果想要在饭店或者食堂得到一块面包，那就必须要保证来换面包的人有一张完整的面包券，并且不能缺斤少两。每当有人被邀请吃饭的时候，还需要带上自己的面包和黄油。
◆ 她们不讨论战争或者和平，而是谈论黄油
到了1915年的秋天，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庄稼收成并不好，肉类和油类都十分短缺。政府启用了新一轮的价格监管，当地政府被赋予了更大权力，特别是对肉类消费的管控。对不同种类的食物都配备了相应的管理部门，比如说“国家土豆部门”。
这是一个什么资源都匮乏的秋天，但是人们对于这个秋天最大的感觉便是黄油的缺乏。在店铺前排很长的队等几个小时，就为了拿到黄油，这种情况还衍生了一个新的词汇——“黄油队”。黄油吸引了整个国家大部分人民的注意力。在《法兰克福日报》上，有一篇这样的报道：“无论是谁听过德国女人们的对话，听到的内容永远都是有关于黄油的。好像这些女人只对黄油感兴趣，她们丝毫不谈论战争或者和平，只谈论黄油。”
在部分地区发生了暴乱——打碎窗户，破坏摊位，或者是类似的游行，但都不是非常具有破坏性。警察有能力迅速平定叛乱和把一些有苗头的暴乱扼*在摇篮里。很快，在国家发行的票券中又包括了黄油、牛奶、肉类和肥皂，再往后还有鸡蛋和其他的日常用品。这样就减少了大街上群众的数量，并且也减少了发生暴乱的概率。
◆ 肉类的减少使问题变得严峻
最开始为了限制肉类的消费，采取了这样一种措施，将周二和周五设为无肉日，也就是在这一天，商店或者饭店都不会有肉类供应。出于对官方政策的呼应，以及肉类的持续减少，使得政府有必要发行肉票。直到1916年10月，肉票还是由当地政府来控制的，在此之后才上交给国家管理。尽管如此，屠夫还是只有一点肉可以拿去卖，对于这种情况，有些屠夫就规定了，一周七天，每天来换肉的人的号码都不一样，这样可以避免没有肉的尴尬。有时候还会用鸡蛋来代替猪肉和牛肉，直到鸡蛋也开始短缺，以至于每个人每周只能拿到两个鸡蛋，到后来甚至是每两周一个鸡蛋。比赛是由强者赢得，家禽当然也是养得起的人才能获得。在德国东部的德累斯顿市，有一次动物园的大象受伤了，所以必须被宰*，于是在市内的一家餐馆就开始无票售卖大象肉。对于鱼和蔬菜来说，前者的价格开始一路飙升，而对于后者来说，最难吃的蔬菜便是供应量最大的蔬菜——洋葱、卷心菜和萝卜。
1916年，战时营养办公室在5月份成立，目的也是为了阻止最严重的情况发生，由赫尔·冯·巴托基担任办公室主任，他有分配所有生活必需品、原材料和其他商品以及饲料的权利，这个权力包括了控制贸易、消费、进出口和价格制定。在12月的时候，战时营养办公室的权力由于战时紧急处的成立变得更少了，包括为战场输送食物的部门都转交到了紧急处的名下，冯·巴托基的任务也变成了管理和分配给老弱病残及无业女性食物。
◆ 大多数食物替代品都难以入口
1916年到1917年的秋冬，罐头蔬菜已经被禁止销售，这些蔬菜要被保存到来年的春天，这样才能可持续到来年丰收。在1917年秋天的时候，这些本来就缺乏的蔬菜存量，更是从一个月12磅跌到了9磅，面包的存储量在丰收之前面临着短缺。为孩子和病人提供的牛奶，对于45岁以下的健康成年人来说是奢侈品。在糖分变得越来越难摄取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替代品——糖精。糖果和巧克力都很贵并且很难得到。政府出台规定说，当条件允许的时候，会在孩子们的食物里增加糖分。
柏林，搬运工人正在卸土豆 如果土豆能睁眼看到自己对于这个时候的世界经济是多么重要，它可能会膨胀得很厉害，并且要求有跟银子一样的待遇。当然，这是在战时柏林土豆紧缺的时候。相比于更多富人和贵族居住的西德国地区来说，东德国地区缺乏食物的穷人的抗议声越来越大，所以当土豆到达的时候，首先要供应给东德国地区。
当食物供应短缺的时候，超市里就会出现很多替代品，用掺杂了水的牛奶来代替牛奶；鸡蛋以粉末或者是胶囊的形式来发放；把一磅黄油调和成两磅使用等等，这些方法都被证明对于节省食物是很有效的。肉类的替代品是香肠，看上去一点也不好吃；而替补咖啡也被美国女人认为是“最难喝的茶的替代品”，然而对于德国人来说，他们欣然接受了这样的咖啡替代品，很愉悦地一边聊天一边喝着咖啡，甚至是等咖啡放凉再喝，说不定在谈论这些痛苦但是有吸引力的话题的时候，这种咖啡正是绝配。
◆ 违法走私与合法购买
这一段时间里，在柏林和维也纳的富人区发生了一些故事，他们花大价钱去走私一批咖啡，就为了在和自己的朋友聚会时饮用。这件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在奥地利，据说咖啡“跟钻石一样稀有”，当然价格也跟钻石差不多，如果你相信这件事的话，那么对于一个维也纳妇人，去到意大利德里亚斯特花了800美金买50磅咖啡这件事，你肯定也会相信。
走私和违法交易在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普遍的，一般都是在深夜通过非法途径来进行交易，内容通常都是只能以票券来兑换的东西，又或者说是普通人不能持有的东西。一个外国居住者表示，只要你知道途径，就可以拿到任何法律规定不能拿到的东西。“每个人都是不正当地获取那些东西，只有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才会这么去做。”她补充道。
走私和暗中高价购买，使得不义之财的聚集形成了一股恶势力波浪，这导致城市很多中产家庭和穷人都陷入了一个几乎无望的境地。因为政府所给的食物分配远远不够提供每一天工作所需要的体力，据可信赖的报道，食物生产者会给自己保留充足的食物，当他们存储了大量土豆的时候，就会提高土豆的价格，他们之所以拉这么长的战线，就是为了在大众饥荒严重的时候一下子把土豆储存给贡献出来（已经提前说明了不用票券或者在政府政策规定下售卖），这样看起来不那么卑贱。
柏林的食堂之一及赞助者 当食物短缺的时候，要喂饱几百万人的肚子需要一个周全的合作计划。城市食堂就是解决办法之一，在这里会提供各种有营养的食物。这张图片展示了柏林的食堂之一和一队年轻的赞助人。
◆ 公共食堂在主要城市建立起来
为了缓解大城市的负担，公共食堂一般都是在食物物美价廉的地方开张，现有的公共食堂都是在和平时期由慈善家建立的，在战争期间，来食堂的人明显增多了，与此同时，由市政府或者是个人承办的新中产阶层食堂和大众食堂，每一天都把营养餐提供给孩子和妇女。有一些是由当地妇女组织赞助的，有一些则是由社会妇女义务组织经营的，比如说美国商业贸易所。除了公共食堂，还有一个跟这个性质差不多的当地机构叫做移动的汤食堂，或者叫做“装满了匈牙利汤的大炮”。因为这个食堂的汤，会沿街送到每一个碗里或者桶里，当有人确实付不起饭钱的时候，这个汤就会免费供应。
由于“人们不论改变什么都不会改变饮食习惯”，对于家庭主妇们来说，要用跟平时不一样并且更少的食物去养活一大家子人实属不易。学术讲座、实际操作、经验总结再到战时烹饪手册，都提供了一些帮助。最开始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女人们“成群结队地”去参加经验交流会，“认真地听，并且热烈地鼓掌”，“但是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学到的烹饪方法都跟家庭成员的口味相悖。在经过一番挣扎之后，她们还是选择根据战时的食谱来烹饪”。但是拥护严格节约的家庭主妇协会最终还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她们建立了一个咨询建议局，会推荐一些有关烹饪新配方的一些聚会。最终，牛肉汤、李子汤、土豆和卷心菜布丁这一类奇怪的配方，都出现在家庭主妇们的烹饪菜谱中。
◆ 公共餐馆的客流量达到了顶峰
煮过土豆的水不能被倒掉而是要留着做汤或者卤汁；为了让茶的味道一直都保留着，李子的叶子要跟茶叶一起去煮，之后风干，作为后面茶叶的一个替代品；有一些家庭重复利用咖啡渣，这样煮出来的咖啡也比仿制咖啡味道要好。
大家似乎都一致认为公共吃饭的地方会减少，因为食物会越来越少，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这些公众食堂随着环境和条件的改变不断增多，因为人们会喜欢去熟悉的地方寻找慰藉。一个住在柏林的外国人写道：“当你不能再忍受的时候，你会拿起钱包里面仅有的零钱，去一家餐馆，慢慢花一个晚上去吃一顿还算不错的饭菜。”咖啡馆、酒吧、饭店和酒店，就像戏院和戏剧（一段时间之后）一样，相辅相成。这句著名的俗语“人们往往是从众的”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现象。从战争开始的第二年冬天起，这些场所便开启了最繁华的一段时光。尽管酒吧的服务不怎么好，提供的酒的质量也非常一般，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去。在柏林的一家酒吧，只有当权者才能被服务，所以顾客每次来酒吧时还要自己带椅子过去。慕尼黑的酒吧在晚上6点才会开业，但是当地人都会用杯子砸门催促酒吧在4点钟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