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日2》 《独立日2》
与此同时，他的电影中「国际主义」的倾向也在变得一部比一部强烈：1996年那部《独立日》的全部剧情几乎全发生在美国，「世界各国」只体现为若干个明信片式的空镜；《后天》中遭遇冰川的美国人集体跨过边境逃亡墨西哥的设定则成为了观众热议的话题；《2012》中的救世方舟被设置在了中国西藏，还安排了一个戏份比较重要的俄罗斯角色；到了《独立日2》中，其他国家角色所占的比重更高了。
《独立日2》
不仅代表人类最高科技的月面基地的最高指挥官是中国人，美国人甚至拉下脸来向一个非洲军阀学习砍*外星人的技巧。
冷战结束后，好莱坞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全球化的市场，作为这一时期最具票房号召力的灾难片导演，艾默里奇一方面用赞扬家庭价值、父权制迎合国内的保守派价值观，一方面用国际化的元素吸引美国国内左派和打开海外市场，也从侧面反映了冷战时代权力多元化的趋势。
问题在于，仅仅做出这种程度的调整还是太保守了。外星人入侵地球的电影之所以好看是因为它总能诱发观众内心深处宇宙级的宏大恐惧，超越个体、家庭、民族、国家的命运，去想象整个人类文明的末日景象。
《独立日2》中的家庭伦理无法提供如此超越性的视角，它太狭隘了，只能关怀血缘范围之内的角色；「国际主义」的视角则过于宽泛，它把不同文明想象成只有差异没有对错的相对主义关系。如果把地球上的暴君都解释成一种特色，又有什么理由为击败一个虚构的异形暴君感到激动呢？
1996年时，那种把全人类凝聚在一起的叫做「自由」的价值已经大打折扣了，与冷战时期的截然不同的是，今天世界面对的最大威胁并不是一个像前苏联一样强大的专制国家，而是无数个无中心、分散的、孤狼式的恐怖主义者。
「9·11」之后，美国发动了两场局部战争，却发现「反恐战争」中的军事优势怎么也无法转换成最终胜利。对本·拉登、巴格达迪之流实施「斩首」对于打击恐怖活动只有象征意义，恐怖组织就像传说中的许德拉之蛇一样从一个被斩掉的伤口里长出两颗新的头颅来。
随着次贷危机的发生，全球陷入了经济衰退的泥潭，至今无法抽身。无论老牌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都暴露出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曾经被认为已经安定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性别矛盾逐渐死灰复燃。
九十年代的乐观气象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渐渐烟消云散了，连自由本身也受到了质疑，全球性的民粹主义崛起说明了这一点：人们发现危机不再来自外部世界，而是来自社会内部。核弹、UFO、反乌托邦帝国——冷战背景下太空歌剧中三个最重要的元素在二十一世纪显得前所未有的落伍。
《独立日2》
在冷战时，美国可以通过对霸权的「慷慨」分享建立起一个有力的同盟，可是在今天这套办法越来越捉襟见肘，有时反而成为了问题之源。
早在巴黎恐袭之前，阿马蒂亚·森就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警告：在穆斯林之中寻找「温和派」的方法并不能扼制原教旨主义思想的传播，反而会进一步加剧世界的动荡与不安。关键并不在于「温和的穆斯林」是否存在，而是「通过特别强调不同宗教群体在宗教上的差别，反而加深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感，而这常常是以牺牲其他身份（包括正在讨论中的作为同一国家公民的身份）为代价的，而这些原本可以使一种更具凝聚力的身份。」（Amartya Sen，2009）
2005年，美军占领下的伊拉克的确成功举行了民主投票，伊拉克人投票的比例也非常高，然而这场大选却未能帮助伊拉克人达成身份共识。由于驻伊美军除了「温和的」宗教人士和部族长老之外不寻求其他的合作者，这些人的地位在伊拉克的战后重建中大大提高了。大选中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纷纷把票投给「自己人」，不同教派、部落之间的分裂反而加深了，从此为战乱埋下了祸根。
在《独立日2》中，美国人不只找到了「温和的」中国人与「温和的」非洲军阀分享霸权，还找到了一个「温和的」外星人。艾默里奇或许想用这个角色将多元主义从地球推广到全宇宙的生命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