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8 赵孟頫 高峰和尚行状（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高峰和尚行状》：“乔祖从师游最久，交诸耆旧最多，故知师之出处言行最详。师之徒弟明初，以掇集之事见嘱，不敢以才谫辞，敬焚香涤虑，拜手以述，将求铭于大手笔云。”
《高峰大师塔铭》：“余弱冠从无准翁游，师准孙也，创院立庄，两嘱以记，心降久矣。诸徒持事状求铭，乌得辞。”
又如，上海博物馆藏大德十年赵孟頫书祖訚撰《灵隐大川济禅师塔铭》（图9）：
……塔骨后五十四年，法侄祖訚主兹山，来之子希遇以昔育王物初叔父所状之行求铭于予，予娄以三短固辞，曰：‘昔平园铭佛照塔，平斋铭佛心塔，皆玉堂名笔，师为佛心嫡嗣，须得周洪大手发挥为宜。’请之益勤，强按所状叙次之……
图9 赵孟頫 灵隐大川济禅师塔铭 上海博物馆藏
洪乔祖写行状，“拜手以述，将求铭于大手笔云”；家之巽正是因为“诸徒持事状求铭”当了洪乔祖所求的“大手笔”；祖訚写铭的根据是“育王物初叔父所状”，而“强按所状叙次之”，当然例有谦辞，请铭者的理由也与洪乔祖接近：“昔平园铭佛照塔，平斋铭佛心塔，皆玉堂名笔”“须得周洪大手发挥为宜”。
所以，写碑铭者需是“大手笔”“玉堂名笔”“周洪大手”，以进一步提升墓主哀荣。一般行状、碑、铭都会收入作者文集，因此后两者必须发挥文采，另谋篇章，重修措辞，以避免与既有之行状雷同。
据《神道碑》：
至正五年（1345）春三月，今上皇帝以集贤大学士腆哈等特赐墓道之碑，敕翰林学士欧阳玄为文，集贤侍讲学士苏天爵书丹，翰林学士承旨张起岩篆额。臣玄奉命，谨考《行状》，次第而铭之。
欧阳玄“谨考《行状》”，所本确实是杨载所作行状。
二文作者杨载和欧阳玄，为延祐二年同科进士，年龄相若，但二人与赵孟頫交游则有很大差别：
《神道碑》：“玄初以礼部奏名，召奉大对，公为读卷官，擢置前列。及公薨，状公之行，乃同年进士、宁国路推官杨载。”
《行状》：“载受业于公之门几廿年，尝次第公语，为《松雪斋谈录》二卷，复采其平生行事以为行状，谂当世立言君子，且移国史院请立传，移太常请谥，谨状”
欧阳玄初次见到赵孟頫是“召奉大对，公为读卷官”时，也就是延祐二年重开科举殿试赵孟頫为主考时，欧阳玄以进士第三名随即“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调太平路芜湖县尹”（《元史》卷一百八十二），到延祐六年四月赵孟頫也离京，二人再无机会见面。而杨载是“受业于公之门几廿年”，晚期大量与赵孟頫合作撰碑书丹，且为赵孟頫记载谈话录，为文当更接近本真。
通读神道碑与行状二文，谋篇布局，行文措辞，各尽所能而大意略同，除按例增补了子女婚娶以外，并未见神道碑有所发明。
如《行状》中的“未冠，试中国子监，注真州司户参军”到《神道碑》修辞为“弱冠，中胄监试，调真州司户参军”。行状“未冠”改为神道碑的“弱冠”，未见考证；“国子监”改为“胄监”二者实为同义词；那么“注真州司户参军”改为“调真州司户参军”，二者是否同义？谁更准确呢？
2、宋代的注官法律考试制度
要解决“注官”与“调官”问题，需要了解宋代特有的注官法律考试制度，这方面已有季怀银《宋代文职官吏的注官法律试》、刘念《宋代的法律考试》等研究在前，以下结合《宋史》等文献摘要概括。
宋朝最高统治者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清楚地认识到国家安定的关键是法律，重视和提倡法律，形成了一套不断改进完善又或有宽严张弛的注官法律试制度。即所有具备做官资格的人，包括科举登科及第人、任满待缺的京官和选人、任子宗子等荫补人和其他出身的人，还必须经过法律考试合格，才能注官。
前文赵与訔与赵孟頖的荫补案例，因为各自父亲的寄禄官、差遣级别不同，二人承荫等级不同，分别补为“选人”和“京官”，差别就很大。
宋初的铨试从形式到内容，尚不成熟，按《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四》，“京官”与“选人”的铨试办法不同，前者每年都可以赴试，后者要“遇郊”才能赴试，且年龄必须满二十五岁。
宋神宗变法图强，急需人才，熙宁四年推出铨试改革，铨试的性质完全变成了法律考试，取消了免铨待遇，根据铨试成绩分等级给以注官、升资等优待；有荫补的官员子弟，铨试年龄提前到二十岁；由于之前“遇郊”存在运气因素，“选人”注官条件由“遇郊”改为“满三年”，且不得入“县令、司理、司法”。
所以赵与訔以荫补的“迪功郎”初调“饶州司户参军”就继承了这一规定，赵孟頫虽然“试中”，但所“注真州司户参军”也都只是“选人”一档。
哲宗时司谏苏辙上书：
祖宗旧法，凡任子，年及二十五方许出官，进士、诸科，初命及已任而应守选者，非逢恩不得放选。先朝患官吏不习律令，欲诱之读法，乃减任子出官年数，去守选之格，概令试法，通者随得注官。自是天下争诵律令，于事不为无补。然人人习法，则试无不中，故荫补者例减五年，而选人无复选限。吏部员今年已用后四年夏秋阙，官冗至此亦极矣。宜追复祖宗守选旧法，而选满之日，兼行试法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
大意是说，神宗朝推行律令，鼓励读法，将出官年龄由二十五岁降至二十，初出官者试中即与注官。形成人人习法，试无不中的局面。这又造成了有别于“荫补冗官”的另一种形式：“注官冗官”，这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另一方面。当年的官缺不够用，于是借用来年甚至后四年的官缺。
由此可见，注官只是将人才从“备选库”转入“备用库”的一个程序，注官与调官、出官之间还有一个候缺的过程，如果没有职缺，就只有等待。
哲宗绍圣初，改定《铨试格》，限制了试中人数。徽宗时，又特别给予荫补人优厚待遇，铨试法规废弛。南宋时期，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又针对旧弊进一步改善充实。
孝宗时曾诏：“令吏部严选试之法。自是，初官毋以恩例免试，虽宰执亦不许自陈回授。”又定“十八取五”制，裁减注官人数，但宗子、任子则有三取二、二取一的特权待遇。
3、赵孟頫的注官
由注官过多造成冗官，又要看到其中存在的技术性问题：一方面，官员管理事务较多，绝大部分由下级官员操纵，改革终究不能彻底；另一方面，交通和信息不畅，客观上是不可能等额选拔的，注官冗官有其存在和合理的必然性因素。
所以，臣僚上言中，未经铨试“以国戚而与宫观差遣者”“以勋臣之后而特差遣帅司干官遣者”“有特令吏部差遣充宪司差遣者”仍然源源不绝，作为吏部尚书之婿的赵孟頖，能够在十七岁就“请国子监举，免铨”，提前三年排队候缺，也就不难理解了。
连番改革，注官过冗之患，并未消减，仍如《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四》，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臣僚上言：
铨曹之患，员多阙少，注拟甚难。自乾道、嘉定以来，尝命选部职官窠阙，各于元出阙年限之上，与展半年用阙。历年浸久，入仕者多，即今吏部参注之籍，文臣选人、武臣小使臣校尉以下，不下二万七千余员，大率三四人共注一阙，宜其胶滞壅积而不可行。乞命吏部录参、司理、司法、令、丞、监当酒官，于元展限之上更展半年。
“吏部参注之籍”，即注官候缺的人，这个数字达到二万七千；“三四人共注一阙”，按每届任期三年计算，候缺调官就需要九到十二年。十七岁的吏部尚书之婿赵孟頖尚有三年排队候缺，尚未弱冠即试中的赵孟頫，仅仅是注官在册，又岂能提前调官出官。
官吏注授官职以后，按照资历依次补缺，这个过程又叫做“需次”。元祐初，上官均上言：“诸路吏选，有待试，有需次，率及七年，方成一任”；如与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并称为南宋四大诗人的尤袤“注江阴学官，需次七年”，果然需次了7年；南宋楼钥《攻媿集》卷四《送袁恭安赴江州节推》也曾有过：“九江需次今几年，去去渌水依红莲”的感叹。
由此，无论是荫补年龄、寄禄官阶，还是无法与赵孟頖相比的免铨、调官年龄等等，《元史》缺项、错项太多，而《神道碑》则是由于着意文采，更改陈述，因文害义，事失其本。
4、由注官到调官的变数
赵孟頫通过参加注官法律试，试中注官的第一个候缺职位是“真州司户参军”。宋各州置司户参军，掌户籍、赋税、仓库交纳等事，这个职责描述与其父的早期专业择向和最终职守完全一致。
南宋后期国子监通过三舍法取得出身已经很难，往往还额外受到限制，据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十九《题太学登科题名后》记载：“虽当仕之人俊才髙等，亦须盘薄掩抑，待年久之而后解褐。”
所以“未冠”之时的赵孟頫，先通过国子监生身份走捷径考中注官只是小试身手，提前排队作个备选，而且“司户参军”这个职位也仅仅到“去仆隶无几”的“选人”，按规定须三任六考、举者五人才有资格改“京官”，不计候阙至少就是六到九年，“选人”得到“奏荐和功赏”后改官还有名额限制，往往需排队“待次”若干年才得“引对”。
按前文所引用之荫补制度及案例，以赵与訔的侍郎之荫，赵孟頫与赵孟頖、敖继公、牟应龙的档次一样，无论如何不会沦落到“选人”这一档次，承荫调官也不可能仅仅是个“司户参军”，亦可再次说明赵孟頫不可能承荫。
“司户参军”这个成绩很不理想，只不过因为年龄较小，而被视为奇迹。赵孟頫到二十岁或更晚才能调官，调官之前还有的是时间，毕竟考取出身、“进士及第”、通过其他渠道谋取“京官”，才能获得更高的职位和待遇。
宋代宗室、官员子弟仕进，除了给予荫补特权以外，更鼓励官员子弟通过科举道路入仕，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有出身者在任职和升迁上有更高起点和更大空间。如贾似道，端平二年（1235）以门荫入仕，担任嘉兴司仓，嘉熙二年（1238）年再通过科举，登进士第，由司仓擢拔为太常丞、军器监。又如同样是宗室的赵与一支，南宋时共出了23名进士，其中有父子孙三代进士，父子三进士、四兄弟进士、三兄弟进士、两兄弟同科中进士等，均传为美谈。
考取功名，这也是敖继公、牟应龙等人“辞世赏”而“取世科”的原因，赵孟頫没有理由过早放弃科举出身而停下来无尽地等待一个“为人所役使”的低级就业。
真州即今江苏仪征，地处长江以北，与扬州、镇江相望，南宋归淮东制置。咸淳九年（1273）二月，襄阳失守，南宋已无险可守。四月一日，忽必烈与群臣定声罪南伐之计：“乘破竹之势，席卷三吴，此其时矣”，于是增兵10万，大举攻宋。命伯颜、阿术为主力，率军20万，自襄阳顺汉水入长江，直取临安（今杭州）。命驻蜀元军进攻两川要地，以阻宋军东援；命合丹、刘整行淮西枢密院，博罗欢为淮东都元帅，分别进攻两淮，牵制宋军，配合主力攻宋；
咸淳十年（1274）八月，忽必烈命伯颜率主力军浮汉入江，直取临安，改淮西行省为行枢密院，助伯颜攻宋。塔出率军渡淮屯庐（今合肥）、扬（即扬州）之间；九月，阿塔海、董文炳分别率军南趋长江。
咸淳十一年（1275）二月，董文炳与伯颜会师于安庆府（今安徽安庆市）；阿塔海、塔出会伯颜于池州（今安徽贵池）。从伯颜于丁家洲之战中击败宋军。
候缺有年的赵孟頫年届弱冠，失去江淮天险的真州已危在旦夕，即便没有了排队也不可能赴任。
而同样的原因，赵孟頖“甲戌（1274），以幼主即位（宋恭宗赵㬎，咸淳十年七月癸未即位，是年赵孟頖二十四）覃恩，转承事郎。临平考满，授签书高邮军判官厅公事，未上”，高邮更在仪征以北，也不可能赴任。较早的如牟应龙，“以咸淳辛未（1271）取世科，调光之定城县尉，仕未达而国事已非”。
更不济的是，咸淳十年（1274）春闱，风雨飘摇中的大宋王朝结束了最后一次科举，再也没有了下一届。
四、小结
总的来说，赵孟頫以官宦之家庶出，位次垫底，由于宋代法律制度、皇帝意愿、家庭策略等条件限制，不可能荫补为官。即使有荫补，其起点寄禄官和差遣也不可能仅到“选人”档次；
通过国子监的注官考试，候缺有年而宋亡，终究未能出仕，“既不有禄”，也没能参加最后的科举考试，四大皆空；
在宋元时期并无多少夷夏之辨的情况下，以处士之身而仕元，本来算不上什么大事，但由于种种原因，被人误将赵孟頖的履历合二为一，意外成为“贰臣”，明中后期以来又因为民族主义萌芽和观念转变，骂名日盛；
到今天，他的很多诗文，如《罪出》《自警》《老态》等，被寻章摘句地罗织为因仕元而产生的“痛苦”与“悔恨”；戴表元的《招子昂饮歌》则被篡改题名为《招子昂歌》，一首平常的招饮题材的诗被曲解为劝阻赵孟頫出仕，实在是因为其个人生平研究不足，过度解读之故。这一点，拙著《赵孟頫闲居考》已就其出仕早期相关外放、贬罢的冤屈，中期告病辞官、晚期各种疾病等史实作出整理，赵孟頫确实有不堪回首的往事，但在其本人认知中，没有任何所谓“贰臣”和 “夷夏之辨”的证据。
而造成赵孟頫贬罢履历被大幅度篡改的最大嫌疑人则是《松雪斋文集》编次刊印的主导者赵雍，另文讨论。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