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华
今年是赵孟頫去世七百周年，有不少围绕赵孟頫生平与述评的文章，仍然跳不出“贰臣”与“夷夏之辨”的叙事结构，这种叙事结构以情绪的演绎和抒发为主，而史实依据则较模糊。本文以有据可查、有案可依的宋代法律和实例，对赵孟頫的荫补、调官等问题作一澄清，意在重回以史为据的正轨。
一、所谓“贰臣”
1776年，乾隆皇帝突然决定编纂官修史书《贰臣传》，该书统计了明朝“叛徒”120人，根据情况又将其划分为甲类和乙类。于是发明了“贰臣”一词。“贰臣”指在前一个朝代做官，投降后一个朝代又做官的人，后泛指叛逆者。“贰，两属也”，意为“变节、背叛”，一仆二主的贰、说一不二的贰。
虽然“贰臣”一词出自乾隆的发明，但“不事二主”的道德准则却是源远流长的。
往前，如明朝的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九记载：
高皇帝（指朱元璋）徵廉夫（指杨维桢）修《元史》，欲官之，廉夫作《老客妇谣》示不屈，乃放之归。时危素太朴为弘文馆学士，方贵重。上一日闻履声，问为谁，太仆率然曰：“老臣危素。”上不怿曰：“吾以为文天祥耶？”谪佃临濠死。
黄溥的《闲中今古录摘抄》也有一条关于危素的记载：
元顺帝有一象，宴群臣时拜舞为仪。本朝王师破元都，帝北遁，徙象至南京。一日上设宴，使象舞，象伏不起，*之。次日，作二木牌，一书危不如象，一书素不如象，挂于危素左右肩。由是素以老疾告，乃谪含山县，寻卒。今墓在焉。
危素是元朝末年的礼部尚书，元朝被攻灭后，投井自*被救，投降了明朝，未能坚守从一而终的最高原则忠元到底。朱元璋于是用文天祥和大象的死节讥讽危素，而对忠于元朝的杨维桢则赠之以诗。后来的明清笔记几乎一边倒地指责危素缺乏德行。
作为汉人而忠于“胡虏”的杨维桢受到普遍好评，反而“弃暗投明”的危素受到指责，这与今天人们根据金庸武侠小说里得来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民族大义高于君臣之礼的想象并不相合。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从哲学史的角度看，“中国汉族历来并不特别强调民族之间的分野”，至少到明朝初期汉人还没有太重的民族概念，“明朝修元史时，只把元朝看作是接替宋朝的一个朝代”。
萧启庆《元明之际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择——以各族进士为中心》统计规模的研究表明：“真正影响士人对生死与仕隐抉择的主要因素是‘君臣大义’，而不是‘夷夏之辨’”，元末汉族遗臣不仕普遍受到赞扬，而改节“仕明”则连朱元璋也不能容忍。
刘浦江，《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认识到“元明鼎革的性质主要是由阶级矛盾引起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并非像人们过去惯常理解的那样是一场民族革命”。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明朝人的蒙元史观有一个由“正统”到“变统”的过程：“明人民族情绪之高涨，大抵是15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这与当时的内外形势和民族冲突自然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明朝后期，士人的民族情绪愈益亢奋，对于元明革命的意义也有更为极端的阐发。”
明人蒙元史观的变化，为后来的历史书写奠定了基本框架，使今天的人们在看待宋元易代问题时更容易产生刻舟求剑式的错觉。而对于赵孟頫的出仕问题，正需要跳出明朝后期才新生的情绪框架，发掘事实本身。
赵孟頫和大多数当时人一样，并没有什么民族自觉，真正见于正史的历史问题是其“贰臣”身份。但赵孟頫被鬼使神差地划入“贰臣”之列并被广泛传播，主要源于《元史》的错误记载：
（孟頫）年十四，用父荫补官，试中吏部铨法，调真州司户参军。
调官，被解读作出任的意思，这就有了口实，先有了仕宋，而后仕元，即为乾隆所谕的贰臣。但是，更早期的源头文献，杨载为其师赵孟頫所撰行状（以下简称《行状》）的记载则并非如此：
（孟頫）未冠，试中国子监，注真州司户参军。
《元史》编辑的过程非常仓促，以宋濂为首，19人团队，331天编完共210卷188万字，赵孟頫“用父荫补官”这一说法与《行状》的显著性差异，受到部分学者质疑。
赵孟頫为赵孟頖所写《五兄圹志》倒是有年十四的荫补情节：
年十四，以侍郎荫补承务郎。咸淳丁卯（年十七），请国子监举，免铨。庚午（年二十），差知临安府仁和县临平镇。是岁，以度宗祀明堂恩，转承奉郎。甲戌（年二十四），以幼主即位覃恩，转承事郎。临平考满，授签书高邮军判官厅公事，未上。
因此邓淑兰《关于赵孟頫生平几个问题的考论》综合王德毅等《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姚公骞《松雪斋集校记》、赵维江《论赵孟頫仕元的心态历程》等研究，认为《元史》可能是将赵孟頖的经历误判给了赵孟頫。
由于“頖”和“頫”字形相近，每每引起误会。如：钱谷《吴都文粹续集》卷二十八《玄妙观三门碑铭》释文录作“于是吴兴赵孟頫复求记于陵阳牟巘”，今人多种考释甚至研究亦复如是，这件作品真迹收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实为“于是吴兴赵孟頖复求记于陵阳牟巘”（图1）；又有赵孟頖书法《妙华莲华经》（图2），现藏故宫博物院，《中国古代书画目录》误作《华严经》，编号“京1—620”，今人多种著作将其著录到赵孟頫名下。
将赵孟頖和赵孟頫的经历合二为一，于是赵孟頫成了“贰臣”。
图1 元 赵孟頫 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局部）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2 元 赵孟頖 妙法莲华经（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误录之说传播面并不算广，也不乏反对的声音，如孙晓飞撰文《赵孟頫的前半生》认为宋代荫补制度“没有硬性约束”“并没有额度限制”，因此“赵孟頫与赵孟頖兄弟两人，各得荫补是可信的”。并且“承务郎”和“真州司户参军”，都是荫补出来的食其禄无需事其事的“官”，名义、程序上都没有差别。
要解决上述观点分歧，首先要面对的是事实问题，就必须对“荫补”“注官”“调官”“寄禄官”“职事官”等制度和实际案例进行考察。
二、优选策略下的荫补出局
1、宋代荫补制度和宗室荫补
游彪《宋代荫补制度研究》详细研究了宋代不同时期荫补制度、案例，并根据多种文献记载和实际案例分析了荫补数量差异、时代差异等原因，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宋代荫补名目之多，为中国历代之最，都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传之于今。限于篇幅，仅结合赵孟頫家族荫补、注官情况对以上研究进行综合。
宋代荫补，包括宗室、后妃、宦官养子、官员、殁于王事等等，各有制度、细则、案例。
首先是赵孟頫的荫补身份问题，究竟是宗室荫补还是官员荫补，据赵孟頫为父亲赵与訔所作《先侍郎阡表》：
自秀安僖王五世而至府君，皆家吴兴。秀安僖王生崇宪靖王伯圭，是为府君曾王父。崇宪靖王生新兴恭襄王师垂，是为府君王父。其世次、历官，语在《宋史》。恭襄王生通议府君，讳希永，仕宋朝奉大夫，直华文阁，累赠通议大夫，是为府君王考。妣硕人郑氏。府君生而秀令，弱冠，以通议䕃补官，初调饶州司户参军，辟监海昌盐场……官自迪功郎至通奉大夫。
宗室成员以爵位高低显示亲疏远近、地位与特权，维系宗室血脉主从，确定利益分配。文武官员虽然也被封爵，但并没有维系宗室血脉的实际利益和作用，更多只是一个象征意义，品评高下主要还是靠寄禄官和实际差遣的品级。当然宗室要追求更大利益和权力，也需要寄禄官和实际差遣的加持。
宋初设十二等爵，元丰以后减为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侯、伯、子、男九等，哲宗时在王和郡王之间增加了嗣王一档，为十等爵。
从“秀安僖王”到“崇宪靖王”到“新兴恭襄王”都属于宗室荫补体系。按《宋史》卷二百四十四《宗室一·序》：“然国祚既长，世代浸远，恒产丰约，去士庶之家无甚相远者”，所以宗室以亲疏又会按亲王、嗣王、郡王、国公、郡公、郡侯而下递降，五服而亲尽。
按世系，宋太祖赵匡胤生秦王赵德芳；但赵德芳非正出，所以不是亲王，也不存在嗣王问题，赵德芳先后追封为岐王、楚王、秦王，都只是郡王；赵德芳生英国公赵惟宪，这就已经是国公而不是郡王了；公之下为侯，赵惟宪生新兴侯赵从郁；赵从郁生华阴侯赵世将；赵世将生庆国公赵令譮；赵令譮生秀王赵子偁；赵子偁有二子，长子崇王赵伯圭原为燕王世系的安定郡王赵子涛第三子，由高宗指定过继给赵子偁，次子赵伯琮为亲生，初名“伯琮”后改名“瑗”，字“元永”，再改名为“昚”，即宋孝宗。
从秦王赵德芳开始，爵位从王、公、侯一路降级。按理到赵子偁，继续降级早就是平民了，但是从赵从郁开始不再递降反而在一路升级，这其实是因为赵伯琮当了皇帝，向上几代追封造成的。从追封之前的经历看，赵子偁确实已经未见爵位，宣和元年，经舍试合格，授嘉兴县丞，与“士庶之家”已无区别。
绍兴二年（1132），赵伯琮被高宗选育宫中，赵子偁才父随子贵，一路高升，累官至左朝奉大夫，于绍兴十三年（1143）秋致仕。次年春，卒于秀州（嘉兴），葬于湖州菁山。
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赵伯琮被立为皇太子，改名赵昚。将近20年后，赵子偁才被追封为秀王，谥号安僖，故称秀安僖王。
为承嗣赵子偁香火，继子赵伯圭被封为嗣秀王，赐第湖州，死后又追封为崇王，谥宪靖。
赵伯圭生九子：师夔、师揆、师垂、师卨、师禹、师臯、师喦、师弥、师贡。按兄终弟及制和立长制结合，师揆、师禹、师喦、师弥先后承嗣秀王，分别追封沣王、和王、永王、润王；与字辈嗣秀王还有赵与泽、赵与檡，直到宋亡，宗室表失记；这是宗室嫡系。
赵师夔、赵师垂都未及承嗣而卒，分别追封“新安郡王”“新兴郡王”，待遇与嗣王、追封的一字王自不可同日而语。
赵希永最后官阶只到“朝奉大夫”，文官从六品、第十九阶，死后追赠也只有“通议大夫”，文官正四品、第十阶，未见爵位。
赵与訔并非赵希永嫡出，据《行状》，赵与訔“本出兰溪房，时侍兄殿撰与譍倅湖州，夫人一见，爱其凝重，曰‘是真吾子，况昭穆又相当乎！’遂以上闻，内降许之。”
查《宋史》卷二百二十二《世系表第十三》，赵与訔本是燕王赵德昭第八世赵希环之子，过继给了秦王赵德芳第八世赵希戭（即赵希永）为嗣，两处均有记载。
近年，兰溪市发现一方镌刻于南宋端平二年（1235）的青石质墓志，撰文者是赵与訔之兄赵与譍，墓主就是二人生母潘氏，与上述记载为互证关系。
综合以上记载，结合《宋史》卷二百十五到二百二十二《宗室表》的记载，得赵孟頫世系简表，如图3。
图3 赵孟頫家族世系简表（《宗室表》部分文字与赵孟頫相关文献有异写，赵与訔之子则比《先侍郎阡表》多出两名，本图按《宗室表》制作）
赵与訔“以（赵希永）通议䕃补官……迪功郎”，族属疏远，空有宗室头衔，却无宗室荫补的特权。迪功郎为文官“选人”从九品、第三十七阶，首次差遣只到“饶州司户参军”。
宋代文官，按其寄禄官和差遣可以分成朝官、京官、选人三个层级，苏洵《嘉祐集》卷十二在写给韩琦的《上韩丞相书》中曾评：“凡人为官，稍可以纾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仿佛耳。自此以下者（即‘选人’），皆劳筋苦骨，摧折精神，为人所役使，去仆隶无几也。”
由于赵与訔的勤勉抑或钻营，无论是实际差遣“户部侍郎”和追封的寄禄官“银青光禄大夫”，还是“赐进士”的出身，都高于其从父赵希永，所以其子赵孟頖“以侍郎荫补承务郎”，文官“京官”从九品、第三十阶，比赵与訔当初荫补的档次高出一级、官阶高出七级。
这些文字都很浅显，赵与訔、赵孟頖都是“以某官荫”而不是“以宗室荫”，接下来把问题局限在官员荫补问题上。
2、宋代官员荫补制度
宋真宗下令颁布了宋代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官员荫补法，以法律形式保障了官员享有的荫补特权，官员荫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官员荫补，又有大礼荫补、圣节荫补（皇帝生日荫补）、皇帝即位荫补、致仕荫补、遗表荫补等法定荫补，以及法外的各种特殊荫补等，荫补过滥，正是宋代冗官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宋仁宗时期，冗官问题已经到了整个社会和财政难以承受的地步。范仲淹对荫补制度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得到宋仁宗支持，颁布了庆历荫补新制，但是遭到朝野官员不满和抵制，很快就宣告流产。范仲淹也不得不以贬谪出局，“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此后，宋神宗熙宁时期、宋孝宗时期先后对荫补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和改革，其基本指导思想都是围绕如何裁减官员荫补而展开的，尤其是淳熙新政得到了较好实施。
大的趋势是：限制官员荫补亲属范围；官员子弟授官级别逐渐降低；减少官员荫补亲属的人数；延长荫补周期；为荫补设定期限；不同级别官员、有无“出身”，荫补亲属范围和数量有差别，不同类型亲属荫补时所得到的官职也存在很大差别。通常情况下，郊祀大礼每三年举行一次，根据官员级别，由原来每郊荫补变为两郊、三郊，甚至四郊才能荫补。
宋孝宗淳熙九年的荫补新制分两步出台，见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载《庆元条法事类》和《庆元荫补新格》二书。
首先是官员大礼荫补亲属人数的最高限额，也是各种荫补总额的最高限额：
臣僚遇大礼，荫补缌麻以上亲：宰相、开府仪同三司以上一十人；执政官、太尉，八人；太中大夫以上及侍御史、节度使至观察使，六人；中大夫至中散大夫、通侍大夫至右武大夫，四人；朝议大夫至带职朝奉郎、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三人。（缌麻，指亲缘关系“五服”以内最疏远的第五服，见于《礼记·丧服小记》。中国父系家族社会，以父为宗，亲属范围包括自高祖以下的男系后裔及其配偶，即自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通常称为本宗九族。）
其后出台了削减致仕、遗表恩荫名额的诏令，总名额用完则驳回：
致仕恩荫：“臣僚致仕，荫补缌麻以上亲：曾任宰相及见任三少、使相，三人；曾任三少、使相、执政官，见任节度使，二人；太中大夫及曾任尚书、侍郎及右武大夫以上并曾任谏议大夫以上及侍御史，一人。”
遗表恩荫：“臣僚遗表，荫补缌麻以上亲：曾任宰相及见任曾任三少、使相，五人；曾任执政官并见任节度使，四人；太中大夫以生（案：上字之误），一人；诸卫上将军子（案：及字之误）承宣使，四人；观察使，三人。”
对于遗表荫补中，与致仕荫补有交叉、过继、家庭内部分配等情况，又具体规定：
数量：“诸遗表荫补缌麻以上亲，非曾任执政官及见任节度使以上不因过犯、寻医、侍养、持服者，各依见任人数，即已致仕者，曾任执政官以上及东宫三师、武臣节度使至观察使各减一名（见任管军依格荫补），文臣东宫三少至太中大夫，止听乞一名。”
时限：“诸应得遗表恩泽身亡而有养同宗子孙为后继绝，各曾持服者，限从吉月陈乞。”
分配：“诸遗表得荫补者以长幼，同母所生者从母请。得一人以上愿分与别母所生者听。”
关于荫补年龄，宋仁宗时曾规定：
“长子不限年，余子孙年过十五、弟侄年过二十乃得荫”
3、赵与訔的资历与荫补名额
赵孟頫能否被荫补，要看赵与訔的荫补名额，可以由其最终官阶与以上条款一一核对，据《先侍郎阡表》，赵与訔：
（景定）五年，进显谟阁待制，召拜两淛转运使、除权户部侍郎。是岁十月，理宗徂落，度宗践阼，拜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咸淳元年，赐进士出身。三月，以疾卒于府治，实廿三日也。呜呼痛哉！遗表闻，度宗震悼，赐银三百两、绢三百匹以敛，赠银青光禄大夫，官自迪功郎至正议大夫，爵进归安县开国子。
赵与訔最终差遣官到“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各种恩荫规定中，寄禄官和差遣官都有，资历与劳绩并重，上表奏荫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则。
元丰改制后，户部掌管全国户口、土地、钱谷、赋役之事。下设五司：左曹、右曹、度支司、金部司、仓部司。左曹、右曹或总称户部司。设户部尚书一人，从二品，若为担任者资历较浅，则称权户部尚书，正三品；侍郎二人，从三品，若担任者资历较浅，则称权户部侍郎，从四品；其余各司设官若干。南宋时，户部侍郎有时只有一人，甚至尚书与侍郎总共只有一人。
《先侍郎阡表》对赵与訔仕途中间的寄禄官阶记载不详，但景定五年，由“权户部侍郎”到“户部侍郎”，可见其寄禄官阶必然已提前升迁。
“户部侍郎”唯见于致仕恩荫，一人，可惜的是赵与訔没有能活到七十致仕，这个名额也就浪费了。
“安抚使”一职未见于各种恩荫，北宋时期凡诸路天灾及边境用兵﹐往往派安抚使“体量安抚”﹐事毕即罢；南宋初期﹐各路均设安抚使司，一般以各路最重要的州府长官兼任安抚使﹐掌管一路兵民之政﹐有“便宜行事”之权﹐实际上成为一路的第一长官；宁宗后﹐各路兵民之政分别由都统制司等分管﹐安抚使反成为闲职，成为一种象征。
那么，“安抚使”中的“使”能不能往“使相”上靠呢？当然不能，“使相”并非“使、相”并称，而是专有名词，见《宋史·职官志六》：
以节度使兼中书令、或侍中、或中书门下平章事，皆谓之使相，以待勋贤故老及宰相久次罢政者；随其旧职或检校官加节度使出判大藩，通谓之使相。元丰以新制，始改为开府仪同三司。
南宋孝宗淳熙荫补新制以后，致仕恩荫五人、遗表恩荫三人的使相，实际就是开府仪同三司，为文官寄禄官最高阶从一品，并非差遣。
赵与訔的最终寄禄官阶，在元刊本《松雪斋文集》卷八《先侍郎阡表》中误作“通奉大夫”，参考同册《五兄圹志》《行状》和流传的《先侍郎阡表》墨迹珂罗版校勘，应为“正议大夫”，文官正三品、第八阶；即使以追赠的寄禄官阶“银青光禄大夫”计，也仅文官从二品、第四阶。这两个官阶都低于第一阶的从一品，高于太中大夫的从四品、第十一阶。
所以，参照规定，赵与訔荫补的总名额最多六人，赵孟頫排行第七，如果赵与訔能得高寿、前面兄弟有让荫，赵孟頫被荫补并非完全不可能。但不利的条件是，赵与訔只活到五十三岁，没有能七十致仕，以正议大夫服务朝廷的年限才刚刚开始，没有足够次数的郊祀大礼荫补机会，也就用不完那么多名额。
致仕荫补和遗表荫补都是一次性的，所以遗表荫补又是官员享受荫补待遇的最后机会。赵与訔只到“太中大夫以上”等级，荫补名额一人。
“诸应得遗表恩泽身亡而有养同宗子孙为后继绝，各曾持服者，限从吉月陈乞”，这一条是为了防止之前出现过的死后很久申请荫补而又无以考据的情况，所以，有资格的候补，都必须在“吉月”陈乞上表，即以安葬为限，按《先侍郎阡表》“府君卒之年，葬湖州乌程县澄静乡聂邨”，赵与訔的遗表荫补以当年为止，赵孟頫是没有荫补资格的。
4、赵与訔世系中遗表荫补的两个典型案例
1）、赵孟頖
《五兄圹志》的记载是“遗表荫补”的典型范本，赵孟頖生于“辛亥七月”即1251年，查《先侍郎阡表》赵与訔卒于咸淳元年（1265）三月，按月份相差，赵孟頖到七月满十五岁，虽然圹志记载为“年十四”，但以遇年长岁计算法，对照规定“长子不限年，余子孙年过十五”也能说得过去。
结合《先侍郎阡表》中“遗表闻，度宗震悼”的记载，赵与訔的遗表正好荫补三至七月之间十四岁的赵孟頖，这就是“吉月陈乞”的明证。
2）、赵与訔
赵与訔本人受荫补情况属于突破“吉月陈乞”的特例：
祖考太常府君（赵希永）早卒，无子。祖妣夫人郑氏，选同宗子为之后。魏公（赵与訔）本出兰溪房，时侍兄殿撰与噟倅湖州，夫人一见，爱其凝重，曰‘是真吾子，况昭穆又相当乎！’遂以上闻，内降许之。（见《行状》）
因为赵希永有早卒无子、无人承嗣的情况，大礼荫补、致仕荫补、遗表荫补一次都未请，所以“内降许之”，这是特例，对于赵孟頫而言是没有可比性的。
5、赵孟頫兄弟之间的荫补局势
赵与訔的遗表荫补名额只有一人，而内部分配方面，仍按《先侍郎阡表》，赵孟頫兄弟共八人：
孟頔、孟颁、孟硕、孟颂、孟頖、孟颢、孟頫、孟籲。孟頔，将仕佐郎，杭州路儒学教授。孟颢，奉议大夫，沧盐使。孟頫，奉议大夫，汾州知州。孟吁，承务郎，同知南剑州。余皆尝仕宋。
二兄孟頒、三兄孟碩、四兄孟頌、五兄孟頖均仕宋，除孟頖明确为荫补以外，孟颁、孟硕、孟颂存在已科举和已荫补两种可能，具体情况如何，这里无需讨论；
需要讨论的是长兄赵孟頔。入元后，赵孟頔大德元年为杭州路儒学教授，故当未曾仕宋；据《三希堂法帖》卷二十一赵孟頫致湖南肃政廉访副使陆垕《分教长沙帖》（图4），款署二月一日，按笔迹，主竖画故作极细笔，是大德四年天津博物馆藏《洛神赋》（图5）、大德五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赤壁赋》（图6）之间的习惯；由“长兄孟頔蒙恩分教长沙，日依照临，六十之年远役数千里之外，敢望以不肖托爱之久，特加异顾，凡百覆荫，使得自立”，可知，赵孟頔约长赵孟頫十多岁，赵与訔去世时赵孟頔不到三十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