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能亲自去一趟香港，让他们亲眼看到我还是活生生的，这不比什么都有力？所以我决定偕女儿去一趟。要求一提出，马上得到政协领导的大力支持，很快就被批准领到了两张"港澳通行证"。临走之前，我专门去看了杜聿明夫妇，杜大哥紧紧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当中你是第一个外出探亲访友的，我相信接着还会有人要去，你应当做出一个好的榜样。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体现党的政策，不要忘记，我们常常说的要保持晚节……"我向他保证，我是第一个去海外探亲访友的特赦人员，我一定不会辜负党对我多年教育，也不会辜负他对我的期望，我决不会做出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更不会在我身上做出有半点损害党的威信的事来。他在和我告别时，叮嘱我，见到过去的熟人，代他问好，只说我们在国内过得很好，虽然物质生活可能不如他们，但我们的精神生活是他们无法可比的。
1981年1月底，我偕女儿从香港探亲访友归来，我急于想见的便是杜聿明。当我从火车上一下来，便问在车站迎接我的政协的朱处长："杜聿明近来身体怎样？"因为我知道他身体一直不太好，总是尽力支撑着在工作。当我听到他已因病重住进首都医院时，心头十分难过，恨不得马上就去看望他。
第二天我就赶去医院，护士说他刚动过手术，不让见客。隔了两天再去又没见到他，正遇上他夫人曹秀清也去医院，她告诉我，还得过几天才能见客，不过这次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要我不用担心，等能见客时，再打电话给我。她说，杜致礼从美国带回的"人功肾"透析用药，很有效，要我放心。
我焦急地等待了一个星期，才得到曹大姐打来的电话，说医生已允许杜聿明见客了，但不宜多谈。我急忙赶到医院时，看到杜聿明正一人坐在床上想下床。他一见我走过去，便一下把我抱住，很高兴地说："我从2月3日的《参考消息》上看到了你去港探亲后回京的消息，知道你会来看我，但医生一直到今天才准见客。你是第一个来看我的，我们好好谈谈你在香港的情况吧！"当我告诉他，医生关照过不能多谈时，他说："不用管他们，我们尽情谈我们的！"当我谈到在港见到台湾的老同事等，留我在港和邀我去台遭我拒绝而提前回来时，他把我的手紧紧握住，很激动地说："应当这样，否则我们怎么对得起人民！物质生活我们都享受过了，老了，应当在保持晚节上狠下功夫，才不会走上歧途。如贪图金钱，就会再度失足，永无挽救了……"我看到他还在病中，不希望他太激动，便告诉他，香港新闻界许多老友如费彝民、陆铿、胡菊人等都要我向您问好，他很高兴地说，我过去认识不少新闻界的人是因为同乡于右任爱和这些人打交道，他也认识不少。当他听到一些还在台湾拿薪金，长期住香港的老友们也很关心他的时候，他说："我们之间没有半点私人恩怨，老朋友总还是老朋友嘛！"最后，他提出让我代他写一篇文章拿到香港去发表，我连忙说："你让我这个'快工出粗活'的人代你这位'慢工出细活'的人写东西，我不敢应命。因为我写的东西，准会使你不满意。"他听了又习惯地在我背上拍了一掌："快工快久了，就会熟能生巧，也就能又快又好了。"这是多年来我们在一起常开玩笑的话。因为他写东西一向字斟句酌，坐下一写就半天，写好后又删、又加、又改，所以一天写不了三两千字。我却与他恰恰相反，总是先考虑成熟后再写，懒得打底稿，也很少增删，所以一天能写上七八千字。他常笑我是"快工出粗活"，因为他经常能从我写的东西中找出不少错别字和丢三落四的地方。而他写的东西，即使"鸡蛋里挑骨头"一样去挑，也很少挑出什么毛病来，所以我们都说他是"慢工出细活"。
我看到他刚动过手术就想写东西，即使是口头说，也得费力，便除了和他开玩笑说不能替他写外，还很诚恳地劝他，先把身体养好点再写。出我意外，他竟很严肃地对我说："我急于要写的是有关祖国统一的问题，你能不代我写，还想劝我不写吗？"我被他这几句话感动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这种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的满腔热忱，我有什么理由不接受他的委托呢？当我表示同意代他写之后，他忽然昂首看着窗外，几滴老泪从他眼眶中滚了出来。我当时大吃一惊，以为他犯病了，急忙问他是什么事？他含着热泪很有感慨地说："老弟，祖国的分裂，数以千万人的死亡，直到现在海峡两岸许多人骨肉分离不能团聚……这一切我们都要负责任，我想告诉台湾一些老长官老同事和旧部，要共同努力，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否则历史将要谴责我们，后人也不会原谅我们。要立即动手，再拖下去，就更对不起人民了！"听了他这一番话，谁又会不激动异常！我忙问他："用什么题目？"他说："就用'祖国统一大业，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完成'，你看怎样？"我认为这题目很醒目也发人深思，便同意代他马上动手写。
没有想到，我回家之后，由于在香港应酬太多，那里的人都是睡得晚起得迟，午睡也不睡，完全打破了我多年有秩序的早起早睡的生活规律，"文革"中我得的心脏病又发作起来、服用一种外国治疗心脏病的药之后，肝区又受到影响，整天心律不齐而被送入医院住院，二十来天才回家，仍得卧床休息，无法执笔。有
一天曹大姐由政协一位干部陪同到我家看我，她见我仍在床上不能起来，便叫我好好休息，等病好了再去看杜大哥，说他有话要和我说。我心里明白，一定是杜聿明让大姐来催我写那篇东西，因见我有病不能起来，所以希望我早点好了再去见他，好抓紧时间把他让我代写的东西写出来。
又过了好久，我才能起床活动，便让我老伴陪着去医院看望杜聿明，没想到他的病加重了，连说话都很吃力，我只好请他多注意，等他好点再去和他谈写东西的事。临走，他抓着我的手很认真地对我说，等他好点，一定要帮他把那篇东西写出来，哪怕是他口述我整理都行。同时，他也希望我今后写东西，一定要多考虑，不要贪图快。他这样帮助我已经不止一次了，记得1962年我在《文史资料选辑》二十二辑上发表了一篇十多万字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不久，群众出版社又出版了此文的单行本。当时不少人认为写得还不错，只有他当面对我提出，写得不够，写得不好，说我顾虑多，私心重，没有把戴笠从白手起家发展到几万特务、几十万特务武装的过程写出来，只着重写了他的罪行和私生活等，这是随着一些人只从一个角度写，不敢全面写，怕人指责宣扬什么坏人还有长处，为了尊重历史就应不怕批评，实事求是地写。他曾质问我："你跟戴笠那么多年，而且死心塌地为他拼命卖力，难道就只看中他会*人，而使你五体投地的佩服，就没有认为他还有其他长处吗？"说实在的，我当时听了他的批评，真是惶愧而汗流浃背，很久不能平静。我认为这才是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知己，所以我一直把他看成是亦师亦友，经常去向他求教。这次他在病危时关照的儿句话，我是终生不会忘记的。
没过几天，我又因心脏病发作再度住院。等我出院休息了几天，去政协汽车队要车准备去看杜聿明时，谁知一个晴天霹雳，政协一位工作人员也正在要车，他告诉我，杜聿明已于凌晨逝世。我听了立刻感到头晕目眩，刚说出一句："我跟你们一道去……"便一头栽了下去，幸好旁边站的人多，把我扶住才没倒下。他们看我那个样子，哪敢再让我去，马上把我扶回办公室休息。
杜聿明是1981年5月7日凌晨7时去世的。因为要等他在台湾的儿女和美国的女婿，所以拖到5月23日才举行遗体告别。他的大女儿于5月4日得到"杜病危"的长途电话，刚好从美国赶回，算是看了一眼，而在美国的杨振宁也于5月21日赶到北京。地球那边的亲人都赶来了，而一水之隔的台湾，虽经曹秀清向蒋经国和许多军政界的旧友去电请求，却一个也没有回来。5月23日举行遗体告别时，我是由老伴、女儿一边一个搀扶着去的。看到他经过整饰后的遗容，犹如尚在安睡一样，但一想到将从此永诀，我禁不住痛哭失声，几经妻女劝阻，才未扑到他遗体上去。
5月25日下午3点，我再次由家人扶着去政协礼堂门口大厅，参加他的追悼会。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以及邓颖超、方毅、季方等党和国家*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共500多人参加，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肖克致词，称杜聿明为我国著名的爱国人士。这一称谓，杜大哥是当之无愧的。
悼词末尾说明了："杜聿明虽走过曲折的道路，但他有着光荣的后半生，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人民将永远怀念他！"这一最后的评价，是很难得的。我也深深地感到党对我们真正是做到了既往不咎，只要有所贡献，做了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党都不会忘记。从杜聿明之死，我们所有被特赦的人员都感动异常。这最后的结论，正是我们这些旧军政人员后半生所全心全意在追求的。
追悼大会结束后，我是最后离开的几个人中的一个，我肃立在杜大哥的骨灰盒和遗像前，默默地在诉说，我一定听他的话，在祖国统一大业上，竭心尽力完成他生前的遗愿，等到祖国统一之日，我一定会把这一特大喜讯去到他的灵前告诉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