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itlin Flanagan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 文章 ，以一个私立学校家长和私立学校老师的双重身份，和辛辣戏谑的笔调揭示了私立学校根深蒂固的不公平，以及对穷人孩子未来的担忧。这些为“鸡娃”一掷万金的曼哈顿富豪为“鸡娃”无所不用其极，而仰仗他们捐款的私校也变相助长了不正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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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尔顿学院是曼哈顿最挑剔的私立学校之一，部分原因是它知道一个关键问题的答案：对冲基金投资者们想要什么？
他们想要别人没有的东西。在道尔顿，这意味着一个“住校的考古学家”，一个教学厨房，一个屋顶温室，和一个“被之前的装修所破坏”后来又精心修复的剧院舞台。
当地土地使用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在学校最近一次改造后说：“接下来，这里将成为一个直升机场。”这次改造为学校四栋建筑中的一栋增加了两层，面积达12000平方英尺（约1100平方米），以更好地让学生们“为他们将要继承的激动人心的世界做好准备”。今天拥有道尔顿，明天拥有全世界。
因此，当这所学校刚刚上任、拿着70万美元薪水的校长吉姆·贝斯特说，道尔顿学院不能如家长所愿在秋季开设面授课堂时，这是一个失策。如果曼哈顿其他的精英学校也这么做的话，情况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三一学院准备开学了，还有那些可怕的女子学校：布里尔利、南丁格尔-班福德、查宾、斯宾塞，都开学了。
道尔顿的家长，为一个孩子支付5.4万美元的道尔顿家长，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落后于同龄人多久呢？更重要的是，她会打开《纽约时报》，看到控诉在疫情期间野蛮的不平等的文章：公立学校关闭，而私立学校允许开放，他们能承受自己的孩子在电脑屏幕前萎靡不振，忍受各种忽视多久呢？
道尔顿的家长不应该站在无情的不平等的那一方。她应该关心这种不平等，在浏览新闻时，她也同情地低声抱怨不平等现象，她那温和的关切声被喷气式发动机的轰鸣所掩盖，但她不应该成为其中的受害者。
10月初，态度严厉的电子邮件开始进入贝斯特校长的收件箱。20名医生跟孩子们一起写道，他们“感到沮丧和困惑，希望更多地了解学校采用线上课程背后的考虑。”这不是一个对挫折容忍度很高的群体。他们写道：“请告诉我们，重新全面开放的标准是什么。”他们还扔下了狠话：“据我们所知，几所同行学校不仅维持开放，而且还非常活跃。”
在医生们介入后不久，70多名带着孩子的家长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学校开学。他们写道：“我们的孩子悲伤、困惑、孤独。”他们仿佛在描述维多利亚时代孤儿院受到的指控。他们质疑为什么“他们周围的人都能上学，而他们却不能。”
精英私立学校的家长们有时会抱怨，他们为什么都不在公立学校读书，还得用自己缴纳的税款来资助公立学校。但相反的观点更有说服力，为什么公立学校的家长，为什么任何人，都要来支持私立学校？Exeter学校有1100名学生和13亿美元的捐赠基金；Andover有1150名学生，在目前的资金筹集活动中有望获得4亿美元的资金。所有这些现金，光荣的现金，涌入会计室且100%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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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校将那些拥有一切可能优势的孩子环绕起来，让他们深陷财富的泥潭：这些学校的毕业生能拿到最好大学的名额。全国只有不到2%的学生就读于所谓的私立学校，但耶鲁2024届毕业生中有24%的人来自私立高中。在普林斯顿，这个数字是25%。在布朗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这个数字更高：29%。
你要考虑到这些学生并不是平均分布在全国1600多所私立学校中，而是集中在最高档的学校时，这些数字就更加惊人了，这些学校也是这篇文章的重点。在过去的5年里，道尔顿学院将大约三分之一的毕业生送到了常春藤盟校，斯宾塞学院也是如此。洛杉矶的哈佛-韦斯特莱克高中（Harvard-Westlake，下文简称HW）把45个孩子送进了哈佛。马萨诸塞州的诺布尔和格里诺学校做得更好：有50名学生去了哈佛大学。
无论多么无心，这些学校传递给了我们清晰的统治阶级价值观——主要是，对生活采取某种残忍的方式是有好处的。的确，他们用慷慨的经济援助来安慰自己的良心。就像电视剧中慷慨的富人，管理者们浏览非富人阶层孩子的申请，决定给谁一个机会，让他们的生活永远改变。
但真正让这些学校变得可笑的是，它们最近坚称自己是公平、甚至是“包容性”的。“一年5万元学费的学校，除了为富人提供非常昂贵的消费品外，不能有别的功能。如果这些学校真的关心公平，他们该做的就是买来链条锁，关门大吉。
我已经关注这些学校很多年了，部分原因是我曾经在其中一所学校教书。在我获得那份工作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的教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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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人数非常少的课堂里，我们阅读非常好的书籍，并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书上的文字。教案并不是老师要罗列的要点，而是一系列的问题。有时候更好：只有一个问题。我总是开玩笑说，完美的教学计划应该是等到学生们在教室集合后，扔给他们一本《伊利亚特》，然后去吃午饭。到了高中，这种做法奏效了，到那时，学生们已经知道我们在教他们什么了。我的系主任有一次告诉我：“七年级的学生会说麦克白很奇怪，12年级的学生会说麦克白很有野心。”一旦学生们能做出这样的判断时，就可以上大学了。
每个部门都有一部黑色的老式笨重电话，但它几乎没有响过。偶尔有那么几次，有妈妈打电话来表示担忧她的孩子，而你靠在文件柜上，一边说着鼓励的话，一边看着你的同事，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你能相信这玩意儿吗？”那个时候这里还是一所男校，孩子们不能谈恋爱，只有艰苦的学习和体育运动。我们的口号是：挣脱束缚！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故事将从这里开始。
但在我工作的第一年，我成了一位母亲的攻击目标，她至今还在我的噩梦中闪现。她的孩子是一个坚强的学生，一个可靠、认真的学生，但他也很好斗，而且很刻薄。此外，我还觉得他的关注点不在缪斯女神和诗人身上。
有一天，我给他的一项创意写作作业打了个A -。没过多久，她妈妈打电话来，她很生气。我解释说，这个成绩不会降低他的平均成绩，但她不在乎。她想和她丈夫来学校见我。我以为我不会同意这样一个荒谬的要求，但事实证明我同意了。在可怕的45分钟里，我坐在一间借来的办公室里，跟显然受到羞辱的父亲和愤怒的母亲讨论这首10年级诗歌的优点，我们每个人都被锁在了同样棘手的立场上：他们想让我改成绩，我想要他们闭嘴，他们大举进攻，而我寸步不让。
家长和老师的权力对调
第二年，我回到学校，从邮箱里取出我的班级学生名单，发现那孩子又在我手里。我跑到部门主管那里，问能否把他调到另一个班级，他的父母肯定也在努力这么做，但是不行。他日复一日地坐在座位上，滔滔不绝地进行朗读和课堂写作。然而，有一天，他没有达标，又得了一个A -。我把论文交还给学生，就去英语系办公室休息了。不到10分钟，电话响了，又是他妈妈打来的！抱怨成绩！这怎么可能？我才刚把论文交给他！当她喋喋不休时，一个画面我脑中灵光一闪：教学楼侧面，很少有人用的公用电话，我急忙挂断了电话。
我对我的朋友说：“那个小混蛋用公用电话给他妈妈打电话了！”
她支持地说：“真是个怂货！”有一些年长的老师指导我们，他们从不叫他们的学生“混蛋”或“怂货”。但他们的宝贵经验我花了几年时间才明白过来。
我又一次不得不和孩子的父母见面。回到借来的办公室，回到受挫的爸爸和气呼呼的妈妈面前，但我坚持我给出的成绩很公正，他们又一次不开心地离开了。
你现在一定已经听出来了，我说的这个故事是25年前的老故事了，那个时候的学校一直支持着我，当我与今天的私立学校教师交谈时，他们不再感受到这种支持了，虽然现在许多学校的行政人员负责安抚家长，但他们经常向老师建议如何更好地帮助完成这项任务。如果那个母亲打电话给了上级，我肯定她打了，不会有人告诉我，学校里也没人告诉我这些家长是主要捐赠者，在那个年代，大家都认为老师负责管好孩子，行政人员负责管好家长。
这次会议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家长们就成绩跟老师吵是很不寻常的。那时家长们仍然信任我们这样的学校。他们明白，除了少数上文所述的例外情况，我们对这些男孩有很深的感情，在他们需要休息时会给他们一些时间，并在每年年底设法推动他们的成绩上升，让他们的努力得到回报。没有什么比给一个孩子写大学推荐信，几个月后，他冲进你的办公室，说：“我被录取了！”更让人感到满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