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纪末，这个名词源于西方。
20世纪末，西方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人都认为世纪到了尽头，可能会有事情发生。世纪末源于基督教的终结之感，会因为时间的不能倒流而产生迷惘和感伤，更有一种对于现实的稍纵即逝和无法真切把握的焦虑感。这意味着人存在的基石和倚赖被抽离了，剩下的是一种对于出路的挣扎与恐惧。
可以说台湾女作家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似乎是直接给出了一个对于世纪末的观照。在小说的结尾，米亚说：当世界到了尽头的时候，所有男人以理论和制度建立起来的世界会倒塌，而她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并予之重建。[1]她重建的世界是一种服装或者说是艺术的世界。在她眼里世界根本没有国家存在，她的世界是表面的、浮华的、没有内心观感的，是在世纪末灿烂里的空虚。
《月色撩人》或者在叙事上用的正是这种文化观照，在繁华里藏着世界的尽头，整个叙事在这种观照里走向意义的空白。
因此，人物缺乏现实的存在感，现实是被抽离的，有一种“庄生梦蝶”之感，由于现实感的丧失而产生一种自我确认的障碍，即“我是谁？谁是我？”的问题。然而在乔纳森·布朗看来，在我们了解我们自身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的存在。[2]
一旦存在本身遭到质疑，那么一切其他，即所谓的意义就成为空谈，而这将直接导致人物对于未来的迷惘。可以说潘索是小说中最缺乏现实存在感的人物之一。他几乎是以一种意象的方式被呈现出来，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意象本身的变动性和情境性，换句话说，就是意象的存在是需要外界的阐释才得以证明的，没有阐释，它将轰然崩塌。
潘索的存在正是处于一种随时都会崩塌的危险处境之中，他的存在所倚赖的是艺术、是女人，当然还有叙事本身。只是叙事与他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同谋关系，即叙事的成立在于维持潘索的存在，而潘索的困境则成了叙事的血肉。
在小说里是这么描述潘索的，“他的思想是在虚无与感官的两极，中间的现实一段是越过的，所以，一旦脱离开玄思，他立刻进入肉欲。”[3]
子贡说潘索要的就是一个“无”字，他不是在男和女的关系中，而是在有和无中。他是个大虚空。“唯物主义的眼睛只能看到树身，而虚无的眼睛是悠远的，他看到的是梢，潘索看的，就是这一点；梢上是什么，就是终了，消失在空虚茫然中；……时间，每一分钟延续，都是流逝；空间，你以为很肯定，那是你看不见，潘索就能看见，那墙壁里，屋顶下，地基的内部，都在土崩瓦解；……”[4]
这里大篇幅的“说”，使子贡充当了一回灵魂的叙述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了文本叙事的目的。然而这种叙事存在着一种悖论，就是叙事本身的被架空，为叙事而叙事，就好像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一种缺乏人物行动与思想元素的表达，这似乎构成了叙事的软弱，又或者是叙事本身缺乏一种存在参照，沦为一种没有现实生活实感的代言。可以说，这种“无”、这种虚空的世纪末观感对叙事形成了一种压迫和紧张。
《月色撩人》中的人物，对于自身的过去，要么是处于一种逃避状态，过去是被隐匿的。
比如子贡；要么索性过去就是一个谜，让人去猜，而猜的结果是“无”，有一种卡夫卡式的叙述为“0”的感觉，这比如潘索；又或者过去成为一种象征，象征美与力量的不可再现，成为对现实的一种惨烈的对照，因为惨烈而有拒绝，这比如呼玛丽、简迟生。
他们是一群生活在现在的人，没有过去，这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有着断裂的质地的，这意味着他们可能缺乏个人经历连续性的一致感受。个体也许不能获得关于其生命的持续观念。
……时间经验中的断裂则常常是这种情感的基本特征。时间被领会为一系列分立的时刻，而每一时刻以一种无法获得的持续“叙事”方式把后续经验与原初经验切割开来。[5]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分析达到自我认同方式选择的表述，说明了一个问题：一种持续性的存在感知，对于个人的自我认同或是一种自我的持续性“叙事”，是具有着本质的意义的。
经验的断裂意味着叙事的断裂。
《月色撩人》中，人物普遍的丧失历史。或者，文本叙事本身是要建立一种影射——用人物的状态来描绘一种当下现实的文化症候，用以传达当下人类的生存处境，生存难题，生存方式和生存意义的改变。
就如子贡说的，“他（潘索）生而带来一些极其空虚的问题：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生？人生的目的是什么？”[6]
只是对于潘索这样一个生在哲学里的人，这些发问显得空洞而没有力量。这是一种缺乏生存实感的人的本质性的焦虑，没有过去，现在只是海市蜃楼。因此，文本的叙事陷入一种无物之阵中，它纠结于一种悬空的发问与探索，使叙事遭遇到现实的质疑。
就如杰夫瑞·C·亚历山大所说的如果知识分子想要界定其“时代”的“意义”，他们就必须对现时之前的时代作出鉴定，[7]这样做是为现时寻找存在的依托。
未来是虚妄的。
或者从上述我们就可能获悉这是个没有出路的世界。应该说整个文本都透露着强烈的末世色彩，没有过去，现在的不可信任，人的意义的匮乏，以及存在的日常性的消失，一切几乎都处于一种游离状态。
作为贯穿始终的人物提提，她是赶不及地生活，即使如此，也仅仅成为历史上被替代的那一个，被重复的那一个。她只是作为一种被需要而存在，一旦不被需要，那么只能被抛弃。那“在简迟生的眼睛里，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提提”，[8]
这似乎成为一种“提提式”的宿命，她们不断出现，不断被替换，然后成为一个抽象的名词，未来即隐没。
而对于潘索、简迟生，无论他们的过去是不存在还是不可能再现，他们都陷入一种“废都”式的情境里，不断的肉欲追逐终究无法给出一个未来，他们成为颓废的一类。
如果说《废都》也有价值，也有醒世意义的话，那就是暴露了一个夹杂着污秽和血的、毫无遮掩的孤独而病态的灵魂。传统文化培植的某一种人格，怎样在这急遽变革的、世纪末的、浮躁的时代里，走向沉沦的精神悲剧。[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