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箱子
1939年5月13日，“圣路易斯”号载着937名犹太逃亡者，从汉堡启程前往古巴寻求庇护。乘客们以为这是一艘通往自由的邮轮，却不知古巴正在爆发大规模反犹游行。他们在哈瓦那被拒绝入境，然后是美国、加拿大……这种拒绝正中纳粹下怀，他们想借此宣告犹太人是世上最不受欢迎的种族，从而为种族清洗政策张目。船长发誓不安置好乘客绝不返航：最终288名乘客在英国上岸；619名乘客从安特卫普分散进入法国、比利时、荷兰，然而第二年这三个国家就被德国入侵，境内犹太人多数被关进集中营。
此后半个多世纪，这段历史被多次书写和演绎，包括麦克斯·摩根的小说《诅咒之旅》、影片《苦海余生》和汉诺赫·列文的《孩子梦》，该剧最初的名字即为《圣路易斯-死亡之歌》。
叙利亚小难民。
世界难民化是普遍的，
我们也不过是自己土地上的难民
2015年9月，三岁叙利亚小难民的尸体被冲上了土耳其海滩，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谴责，媒体称之为“诅咒之旅”的再次上演，反思“对难民大门紧闭会发生什么”，而这不过是近年来难民遭遇中再小不过的缩影。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有超过七千万人被迫离开家园，其中两千六百万沦为难民。随着欧洲难民危机不断加剧，各国加强了对收留难民的限制，“难民的涌入使本国公民也变成了难民”。如今世界的难民化是普遍的：一方面是战争不断制造新的难民，以及难民涌入给接收国家带来的种种危机；另一方面，在其他国家，人们也动辄失业失学，失去私产、尊严、自由与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也不过是自己土地上的“难民”而已。
这种“难民化”带来的不只是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是活生生的个体和命运；也不只是肉身的损毁，更可怕的是，不安全感和被冒犯感在全世界蔓延，排外、恐惧、仇恨等情绪如山谷回音般被不断折射和放大，我们不知道能如何保卫自己、寻求认同，便纷纷落入了身份政治的圈套，躲进“再部落化”的小世界里，与全世界为敌。然而，以性别、种族、宗教为名争取到的胜利不过是对其他群体的踩踏，不仅不能自救，反而会加剧冰层的崩塌。多元文化主义在公民动员上的滥用，往往忽视了一个前提，这种“平等”和“认同”并没有把真正在遭受压迫、歧视和危险的人考虑在内，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被“非人化”了。而上一次大型“非人化”的后果，是六百万犹太人被虐*。
事实上，我们加诸世界的种种恶意，都会反作用于自己身上，在一个恶意满满的世界里，命运的降临是随机的，没有人比其他人更加安全。在当下的难民危机中，我们需要召唤的，绝对不是强国对弱国、和平世界对战争地区、“文明”对“野蛮”、刽子手对受难者居高临下的同情，而是我们这些无所保卫的人在残酷的世界里共谋生存。世界已经变成了一座残酷剧场——“残酷指的是，事物有可能对我们施加更为恐怖、更必然的残酷。我们并不自由，天随时有可能塌下来，戏剧的作用，首先就是要让我们了解这一点。”
（《残酷戏剧》安托南·阿尔托）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关心圣路易斯号，关心难民和我们自己，关心犹太人，关心“孩子梦”。
汉诺赫·列文
汉诺赫·列文的创作生涯：
我们就是活生生的历史
1935年，汉诺赫·列文的父母带着刚出生的儿子戴维，从波兰移民到了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犹太民族之家”。1943年底，列文在特拉维夫南城的贫民区出生了。将近五年后，他的“祖国”以色列才正式宣布建国。因此，这个国家的宗教信仰、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对他来说并不具备与生俱来的天然认同。而真正与生俱来的身份——拉比之子、贫民窟男孩，也将被他一一背叛。
列文童年接受的是极端正统的犹太教育，直到十二岁时父亲去世，不得不辍学维持生计，才逐渐疏离了正统的宗教生活。在半工半读地读完中学又服完兵役之后，1964年，他进入特拉维夫大学，学习希伯来文学和哲学，期间撰写了许多讽刺文章和诗歌，发表在学生报刊上，对以色列社会做出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1968年，《你、我和下一场战争》的首演标志着列文创作生涯的正式开始。他总共创作了五十七部戏剧，两本散文集、两本歌词集、两本童话和一本诗集，还亲自执导了二十二部戏剧，与多位常年合作的演员一道，逐步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戏剧风格。一直到1999年因骨癌去世。
汉诺赫·列文
纵观列文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创作初期，主要作品是政治讽刺剧。包括《你、我和下一场战争》、《番茄酱》和《浴缸女王》等。1967年，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大败埃及、约旦和叙利亚联军，举国上下都沉醉于这场胜利中，复国主义达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高潮。列文坚决反对扩张政策，指出军事占领不仅造成了年轻军人的大量伤亡，还侵占了其他国家的土地，必将导致可怕的后果。在《你、我和下一场战争》中，他虚构了一位战争英雄戈罗迪什将军，发表了一段胜利演讲：
这场战斗赢得并不容易。我们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但在临死时，我们直视着他的眼睛，嘲弄着他的脸，在他的枪上吐口水，冲着他头上的洞撒尿，让他的母亲蒙羞。的确，这场战斗是那么地沉重、残酷而艰难。十一分钟前，一整个荷枪实弹、补给充足的旅离开这里，再也没有回来。你们谁也没有回来，只剩下我，一个人站在这里，对着一片空旷的田野说话。
“但在临死时，我们直视着他的眼睛。”这不祥的凝视和激进的左翼立场，对许多戏剧观众造成了冒犯，毕竟此前以色列戏剧的两大传统就是宗教与复国主义。这种冒犯感在列文的第三部作品《浴缸女王》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他竟敢同时挑衅宗教信仰与政府首脑。“浴缸女王”的原型直指女总理梅厄夫人：
……我正确、正确、正确、还是正确，我对自己说：“就有一天不正确吧，人只是人，总得允许我犯一回错误，这是自然的，这是正常的。”然而不行，我早晨起来一看——哎呀——我又是正确的。
他还改写了《创世纪》中上帝要求亚伯拉罕牺牲儿子以撒的故事，剧中以撒问道：“如果即将牺牲儿子的父亲无法听到天使的声音会发生什么？”一个被牺牲男孩用歌声回答：
请不要说你做出了牺牲，
因为做出牺牲的那个人是我，
也不要说什么大义凛然的话，
亲爱的父亲，因为我现在低进了泥土。
这无疑是对那些送孩子上战场的父亲，以及秉持扩张主义的以色列更深层次的冒犯。在后来的剧作《谋*》中，这首歌又被一位死去的阿拉伯男孩唱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