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剧作家的布莱希特是著名的“间离理论”的创造者，有些戏剧首演时即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而作为诗人的布莱希特则相对低调。不过时至今日，他那些朴素、直接的诗句成为他洞察力与勇气的最佳证明。他在诗中讽刺希特勒为“粉刷匠”；他在二战爆发前几年就说“当德国武装到牙齿/大祸便要临头”，“战败国的底层人民/挨过饿。/在战胜国/底层的人民同样挨饿”；他写下自己的流亡历程，就像在为无数和他一样的流亡者保存一份证据。
他意欲提醒所有人，那是一个“被恐惧扭曲的世界”，不要被骗。其实他的愿景很简单（简单的事物往往最珍贵），就像他在《孩子们的心愿》一诗中所说：生命不该是一场惩罚。是的，无论如何，都应如此。可惜，人世并非如此。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年4月12日专题《生命不该是一场惩罚：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中的B06-07版：
B01「主题」生命不该是一场惩罚：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B02-B03「主题」布莱希特 恐惧驱使我走向书桌
B04-B05「主题」流亡中的布莱希特与中国
B06-B07「历史」图中画里寻宋风，谁人识得君王面
B08「文学」《夜奔》 向每一个逆时代而行者的致敬之书
撰文｜程一身
我对布莱希特的第一印象并不算好。
我是从《本雅明传》中读到他的，在他和本雅明不平衡的友谊中，他显得很强势，常常像老师训斥学生一样对待本雅明。由于我热爱本雅明，便觉得布莱希特这个反专制的人在某种层面上看就是一个专制者，至少有一种导师倾向，毕竟他在剧团里经常指导演员工作。在《斯文堡诗集》第一部题词中，他坦承自己是以教导为业的人：
“倘若我们重逢/我愿意重操教导的旧业。”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德国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导演、诗人。生于奥格斯堡，1933年后流亡欧洲大陆，1941年前往美国，1947年返回欧洲。1949年起定居东柏林，创办柏林剧团。
“他的诗如同提前写好的挽歌”
布莱希特的戏剧影响很大，他的诗歌只是最近才在中国被广泛阅读、引用，似乎此前低估了他作为一位诗人的分量，目前布莱希特被接受的热度迫使评论家对他的诗歌成就进行再判断。在诗歌判断方面，布罗茨基一向非常自信。在《怎样阅读一本书》中，他列举了世界范围内的杰出诗人。关于德语诗人，他这么说：“如果你的母语是德语，我推荐的是莱纳·马里亚·里尔克、乔治·特拉克尔、彼得·胡赫尔和戈特弗里德·贝恩。”在这里，他没有提到布莱希特。在名篇《取悦一个影子》中，布罗茨基记录了他和奥登的一段对话：
尽管你最终可能会附和奥登本人的话：“我认识三位伟大的诗人，每一位都是婊子养的。”我：“谁？”他：“叶芝，弗罗斯特，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现在来看关于布莱希特，他错了：布莱希特并非一个大诗人。）
奥登在布罗茨基的心目中简直就是一个导师，也许当时布罗茨基附和了奥登的看法，但后来他还是没有认可布莱希特是个“大诗人”。可以说，对布莱希特诗歌的评价存在着这种不稳定性，在某些方面他似乎达到了大诗人的水平，但在其他方面他又很难被视为大诗人。
《文明的孩子：布罗茨基论诗和诗人》，作者：[美国] 约瑟夫·布罗茨基，译者：刘文飞，版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月版。本书收有文中提到的《怎样阅读一本书》。
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布罗茨基的看法。我认为布莱希特是三分之一个杜甫。他们都用诗歌及时记录并回应了时代，都有“即事名篇”，都属于即兴现实主义写作，但有两方面是杜甫有而布莱希特没有的。一方面是回应时代的艺术性，布莱希特是个朴实率真的写作者，他敏感地把握了时代的重大问题，不事雕琢地把它们直接写出来，如同脱口而出。后代读者认同布莱希特，是因为他说出的时代问题在后世重新出现，他的诗如同提前写好的挽歌，让那些有意说却不敢说的人心有戚戚：
这将是被谈论的一年。这将是讳莫如深的一年。老人看着年轻人死去。蠢人看着聪明人死去。大地不再孕育，只吞噬。天空不再下雨，只下铁。
《这一年》写于1940年，二战爆发初期，最后一节写的是战争对世界的残酷破坏，第二节写的是成批的青年人死亡，布氏之前的中文译者黄灿然把此诗的第一节译成“这是人们会说起的一年，这是人们说起就沉默的一年”，广为流传，因为它兼具寓言与预言的性质，适用于历史上的很多年头，这样的年头此后还会出现。1950年，汉娜·阿伦特赞誉布莱希特是“在世的最伟大的德语诗人”应与此有关，因为她是一个密切关注社会问题的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