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虹回忆，因为当初资讯不发达，他们并不清楚昆汀和他的《低俗小说》来北京了，在21世纪剧场看的是另外一部片。
同在现场的文学系的程然（现在是作家及编剧）更爽快承认，自己当时既没有听说、更没有看过昆汀其人其作。而“李虹英语好，知道得多”，所以才上去打招呼。
程然记得，昆汀本人非常吃惊，他无法想象，为什么在北京的街头，居然会有人认识自己（当时他在美国也只是刚成名）。学生们解释了自己的身份，是“学电影的”，而在彼此寒暄之后，他们约定，下周一昆汀去北电参观时再见面。
周一，昆汀果然赴约。
导演系的学生们找了辆自行车，领他满北京城地走街串巷。第二天，大家伙带着他，打了一辆黄“面的”（90年代风行于北京的供出租的黄色面包车），来到南城一个同学“租的平房”，喝酒吃饭，胡吹乱侃。
程然回忆，十几个穷学生没招待他什么好东西，但大伙的兴致都极高，爱酒的昆汀，喝了不少二锅头。
一屋子年轻的电影人，七嘴八舌聊了一通宵。具体聊了些什么，时隔多年，李虹已经记不清了，但她说，自己始终记得的一句是，昆汀忠告这些想做电影的大孩子们：“Story is King”（故事为王）。
一周多的行程，昆汀一点没浪费。他还去《秦颂》的片场探班，跟好哥们姜文见了面。
昆汀玩得得意，甚至让同行的伙伴都有了非议。在那本讲述八九十年代美国独立电影兴起的纪实类大部头《低俗电影》里，记录了女导演阿利森·安德斯的回忆。
她说当时“昆汀认为他在中国也应该受到明星待遇，故意让自己跟我们别的几个人保持距离”。
而且在最后一晚，圣丹斯代表团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晚宴，只有昆汀忙着钻营，跟几个“更大腕”的人和中国官员坐上了席，而其他导演只能尴尬站在一旁，最后才坐到了其他桌。
总之，昆汀的第一次北京行，匆忙又充实。用时任北电导演系主任的郑洞天教授在《当代电影》2002年昆汀电影专号上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恐怕没有哪个第一次来中国的老外如此入乡随俗……突然明白，他拍的电影何以那样各色。”
Vol.2 *死比尔 中国制造
95年的《四个房间》和97年的《杰基·布朗》风评不佳，商业上也没有成就，让昆汀消沉了很久，原计划的《无耻混蛋》也因而搁浅。
但拍一部功夫片的念想，让这位香港武侠片及日本剑戟片的狂热粉丝终于重新打起了精神。2002年，《*死比尔》开始制作。
起初，昆汀和片方打算在日本东京实景拍摄，但成本核算之后太昂贵，于是他们找到了替代方案：中国。最后，所有东京部分的内景都在北京摄制，而较少部分的外景则取自东京实地（除了美国中国日本，该片还在墨西哥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