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瀚
疫情之下，原本定位于院线的商业喜剧《大赢家》选择跟《囧妈》同样的操作，在西瓜、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上映，收获了较好的口碑。《大赢家》讲述一个将认真做事奉为圭臬的银行职员，在一次演习中“饰演”劫匪，为警方制造了种种困难并引发一系列啼笑皆非的事件的故事。
《大赢家》海报
本片故事对中国观众而言较为陌生，有着复杂的改编史，从小说到日本电影再到韩国电影，最终移至中国。本片对警匪题材的处理选择了无地域化的空间策略、以功能性人物完成故事情境/人物动力的合理化，譬如杜源饰演的局长，其存在的唯一功能是保证这场“游戏”的继续……抛开电影本身不谈，这部以商业回报为诉求的影片在某种程度上指涉了一些更为深刻的议题，显示出在“娱乐至死”时代下视觉媒介的泛滥，混淆了真实/虚拟的边界，一切所见即一场“拟像”游戏。
毋庸置疑，当下是视觉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观看行为成为接受信息、获得快感的重要途径。美国媒介研究学者尼尔•波兹曼认为，电视的出现将一切信息娱乐化，在娱乐至死的时代，为观者提供无穷尽的视觉快感似乎是媒介的唯一功能，进而悄然消解观者的思维。法国后现代理论家鲍德里亚也曾断言，在后工业社会，一切可见都是“拟像”。所谓拟像，是指影像与现实毫无关系，生活的任意截面都变成一种模拟，成为“超真实”。
本片在故事层面讲述一场银行解救人质“演习”的失控，演习本身指涉对现实的“仿拟”。随着主人公严谨（大鹏饰）超出计划的对抗，参与者、对抗者以及观者都不断“入戏”，使演习越加“真实”，甚至超出警察的可控范围，成为一种“超真实”。本片无处不在的媒介，提供给银幕内外观众全景观看的视角，也生成无数的“拟像”：摄像头、电视转播画面、摄影机、街头屏幕、手机、监视器，甚至狙击手的瞄准镜……这些戏剧性的观看位置，共同催化叙事的发展，将一场常规演习变为一场亦真亦假的真人秀。就像鲍德里亚所言，形象与拟像的边界已经“内爆”，获得娱乐的不仅是银幕前的观众，更是银幕之上的人物。
《大赢家》剧照
影片显示出对视觉快感的高度忧虑，而影片主人公严谨作为反视觉性的他者，在故事中属于某种异类。纵然导演出于观众接受考虑，在影片结尾让其进入家庭、职场的氛围，但大多数观众对此抱有疑虑，社会真的会无条件接受这样一个格格不入的“他者”吗？导演用一个微妙的细节不断复现强化立场，并用反电影（非视觉的）的形式呈现。严谨的作案流程堪称“井井有条”“行云流水”，其内在的行动逻辑是一个用文字记录犯案计划的笔记本，每个步骤写得清楚简洁，譬如关门、做炸弹、断后路、同归于尽，导演几次用特写展示这些文字。将镜头对准文字交代信息，并不是具备电影感的表达方式，此处的关键在于文字形式，而非计划的内容。诸多后现代理论家不无忧虑地提出文字媒介将逐步被视觉媒介淘汰，而严谨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他没有过分迷恋观看，而是用缜密的逻辑战胜了一群过于依赖视觉观看（监视器/特种摄像头/瞄准镜）的警察。
作为另一方的警察显示出对视觉观看的过度依赖。影片中最耐人寻味的一幕，莫过于严谨用手机录下假视频，置于银行监视器下，诱骗特警闯入银行解救人质，最终导致“全军覆没”。银行监视器所拍摄下的所谓“真实画面”实则是录像，构成了所谓“拟像”中的“拟像”，失真上的失真。此处的黑色幽默在于如此拙劣的手段竟达成了“负负得正”的效果，并让警方信以为真，也在文化层面上完成了对过度视觉化的嘲讽式隐喻。
片中突出了新闻这一大众传媒的形象。影片开始，光头记者在电视台接到信息，表示对这种“例行公事”的演习毫无兴趣，吩咐摄影师随便拍一段就走。但随着事态的失控，记者开始大肆报道，并为银幕前的观众提供超出常规的戏剧性观看位置。有趣的是，光头记者的饰演者孟非在现实中同样是知名主持人，代表作是极富争议性与娱乐性的综艺《非诚勿扰》，这种对现实的指涉进一步加深了这场闹剧的荒诞色彩。
《大赢家》剧照
此外，电影中还穿*大量观众观看演习的镜头。如罗兰巴特所说，当电视赢得神话地位，人们就不会对世界产生任何质疑，因为用神话的姿态看待世界，自然与真实便不复存在，一切皆合理。所以，电视（指片中各种媒介）前的观者时而被演习的失控逗笑，时而被紧张刺激的“警匪”对攻牵动神经，时而又被严谨一番深情满满的独白感动。在娱乐至死的时代，真实与虚拟的边界消融，不管现实中是否存在严谨这类“奇葩”，但他至少为我们点醒一点：认真做事总会赢。所谓的认真，除了“观看”之外更是逻辑、理性、秩序与思考。（郝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