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二人之间的角色关系和共同经历又决定了他们共同完成故事讲述的可能性，也使他们的共同讲述有了互助、互补的可能。
《红河谷》中二元交替的叙事形式达到了针对不同场合选择适宜的叙事视角的目的，如让琼斯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描述西藏的风土人物就避免了嘎嘎身上的乡土或民族情感因素，故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得到保障。
再如，影片描述战争场景时，选择的仍是琼斯的叙事视角，一来因为尚是孩子的嘎嘎没有机会亲临现场，而琼斯亲自参与了战争，又因作为侵略者一方的琼斯对西藏怀着深切眷恋，
他目睹英军对藏人的残酷屠*，在感情上出现与其身份立场相悖的偏向，其叙述视角与并未出现的嘎嘎是一致的，同时，琼斯这一人物形象的心理活动也得到了一种特殊呈现。
二、交替叙事的文化意义《红河谷》既采用藏族少年嘎嘎——文化局内人的视角来讲述故事，也通过英国人琼斯——文化局外者的道白来描述藏族风土人情，前者实际上代表了一种东方视角，而琼斯的视角显然是一种西方化的言说方式。
采用“中西交替”的二元叙事视角，不仅展示了藏族人对自己历史文化的重述，展现了西方视角下的“西藏”图景，更揭示了互为“他者”的形象定位背后的深层文化寓意。
1.西方视角下的“西藏”
影片为西方视角下的“西藏”设置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形象定位：一是罗克曼眼中落后、愚昧、专制的西藏，亟需“征服与拯救”；一是琼斯头脑中理想式的东方世界的载体，它是“一个梦幻仙境，像‘白雪公主’里的童话世界”，是“地球上最后一块净土，现代文明的处女地”，西藏被“天堂化”。
然而，罗克曼或琼斯两者都无法真实还原现实的西藏。在赛义德的文化定义中，西方视野中的东方并“不是一个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主体”，而是从西方意识和文化中浓缩出来的二元对立中的“他者”。
《红河谷》在西方叙事视角的选择上，让琼斯这个“正面”的他者来发声，意欲展示西藏那迥异于西方的、独特的自然美、风俗美、人性美，在他身上被寄予了一种获得西方文化认可的深切渴望和期待。
其实，琼斯的叙事话语一再将西藏与西方/藏民与“我们”进行对比，隐约之间透露出了一种与罗克曼相似的、优越的文化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