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1847年。
地下人为此感到痛苦万分，他想象自己有一天能成为英雄，征服世界，然后含着泪水拥抱所有的人。他开始去同学家做客，在别人客厅里却一言不发，闷闷不乐，对所有的人都怀恨在心，因为他们都瞧不起他，“他们什么都不懂，他们对现实生活毫无所知，我敢发誓，正是这一点最使我感到气愤。”当他参加一个同学去外省赴任的送别宴会时，他和所有的人都吵了起来，并向其中一个人发起决斗，结果大家越发不理睬他，丢下他就离开了。
他坐上马车去追那伙人，头脑里全是疯狂的念头，他感到遭受了侮辱，既想要复仇，又觉得荒唐。等他来到一家隐蔽的妓院时，大家都不在那里，只有一个年轻女子。他已经喝得烂醉，对着那个姑娘大发议论。此刻他所有的知识都用上了，他开导她不应该糟蹋自己的青春，受尽凌辱，患上痨病，慢慢地死去。一个人的心灵是自由的，应当去恋爱，去结婚，哪怕这意味着要过穷困的日子。他的宏篇大论终于引起姑娘伤心，送他出来时，把一封男人的旧情书递给他看。
接下来几天，他幻想着姑娘会来找他，向他表白爱情，但又怕她来找他，发现他的穷困潦倒。那个姑娘真的上门了。他俩都感到窘迫，默然相对。地下人几乎失去了理智，为了报复她的不请自来，他冲她大喊大叫，说他那个晚上不过是在嘲弄她，因为有人侮辱了他，他就拿她出气。
“我恨你，因为我那时对你撒了谎。因为我只不过是耍嘴皮子开开心，听凭脑子胡思乱想一阵子。而实际上，我要告诉你，我需要的是什么呢？要你们统统完蛋，正是这样！我需要安静。为了求得安静，不致有人来打扰我，我马上可以只收一个戈比把整个世界卖掉。是让整个世界毁灭，还是让我不喝茶？我说，为了让我永远能喝茶，宁可让世界毁灭。”
休谟表达过同样的思想：“我宁愿毁灭全世界，也不愿划伤我的手指，这与理性并不冲突。”不过，地下人在表达这一思想时却不像休谟那样冷静，而是近乎狂怒，像是在反驳自己。出乎意料的是，姑娘听到他的狂喊后，猛地扑到他面前，双手搂住他的脖子，放声大哭起来。地下人也禁不住号啕大哭：“人家不让我……我不能做一个……善良的人！”他扑倒在沙发里痛哭。
但是，很快他就感到了羞愧，“眼下我们的角色完全颠倒过来了，如今她成了英雄，而我却变成了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他抬起头来，“反正迟早总得抬起头来的。”他心里萌发起占有的情感，两眼闪射出灼热光芒。姑娘先是感到惊惧，但顿时就明白过来，拥抱了他。不过，一刻钟后，她就坐在地板上，脑袋耷拉在床前。这一回她全明白了，他只是在对她进行报复，不可能爱她。姑娘从地上爬起来，一声不响地离开，将他递给她的五卢布扔在桌上，走了。
地下人追出去，大雪纷纷扬扬，街上空无一人。他为什么要追她，这样的结果难道不是更好吗？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她。但是，他总感到问心有愧，于是要在这篇手记中暴露自己的卑劣。他知道，这篇小说中没有英雄，只有反面人物，因而将会给人不愉快的印象，由于“我们大家脱离生活，都各有各的缺陷，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如此。我们脱离生活已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有时对真正的‘活生生的生活’感到某种厌恶。”
在向“我们大家”发出的挑战中，地下人捍卫了真实的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1863年。
“哪儿没有爱，哪儿也就没有理性”
熟悉陀氏生平的读者或许有所了解，陀氏从彼得堡起程前往西伯利亚，经过朋友家，看到客厅里灯火辉煌时，曾禁不住热泪盈眶，在监狱里他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渴望着高墙外的自由。但如果我们不了解他出狱后的思想变化，他对西方理性的失望，就不会明白这篇小说的意图，也不会明白，为什么后来的尼采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都宣称地下人是自己。
这些作家和思想家都跟随陀氏，反对现代理性主义。纪德曾敏锐地指出，陀氏作品中的人物有一个特点：“一种情感突然转变为对立的情感。”从癫狂到悲伤，地下人的情绪常常矛盾而错乱，但都是出自他的直觉。一方面，他似乎受到理性的影响，奉行利己主义，即使世界毁灭也绝不影响自己喝茶；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情感才是人的本性，他拒绝治疗牙痛就是在反抗自然法则，并借嘲弄自己来嘲弄理性。他对待妓女的态度由同情转恨，同样不是在谴责知识人的虚伪，或者恶棍的卑劣，而是表明，在“活生生的生活”中，人的心灵往往是不受理性支配的。
在所有对陀氏思想的探讨中，舍斯托夫的分析最为深刻。他认为陀氏具有双重视觉，总能看到“我们大家”看不到的东西。在陀氏看来：“哪儿没有爱，哪儿也就没有理性。”而理性将利益视作人类行为的最重要动机，导致价值贬值。陀氏想要突破自然法则，正是为了走出“我们大家”注定生活于其中的地下室（柏拉图叫做“洞穴”），而“所有的人”都把地下室看作是唯一的现实，即一个由理性规定的世界。
可以想见陀氏的世纪孤独，他的第二视觉发现了现代人堕落的秘密，那就是理性放逐了心灵，这使陀氏感到脚下的土地在塌陷。按照康德哲学，经验世界是由理性原则所规定的，陀氏则认为，现实生活中不存在这种永恒的原则，并试图与理性的自明性相对抗，充足理由律是不存在的，二二得四的规律是不存在的。对他来说，逻辑上是正确的东西未必就是绝对真理。但是，由于他的这种努力看不到任何希望，地下人才感到如此屈辱和痛苦。
陀思妥耶夫斯基，1879年。
在常人眼里，地下人的言行完全是癫狂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陷入了癫狂。感性的人往往是情商低的人，陀氏和他的地下人就是如此。可是，我们不应忘记，陀氏的真正意图是反对当时从西方传来的流行观念，即可以从自然法则推导出历史法则，并听凭其摆布。地下人向我们指出，人的最高利益不是服从理性原则，而是行使自由意志，不能为了福祉、安宁牺牲人的自由和个性。通过地下人近似癫狂的言行，陀氏揭示了人的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冲突，无论这决定论是自然的，还是历史的。
陀氏对于建构理性的质疑，预见到了后来的乌托邦灾难。这是一个患有癫痫病的阴郁作家从上苍得来的启示，他在十九世纪就已意识到，理性社会要求的一致性将摧毁他所珍视的“活生生的生活”，哪怕这生活充满悲伤和不幸。完全由科学理性统治的世界是可怕的，它无视陀氏所说的“活的灵魂”（见《罪与罚》），这质疑也包括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人工智能时代。因为，如果没有自由意志，人类就将不成其为人，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活。
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关乎人为什么活着的基本问题，它必然会导向人类存在的形而上根源。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葬礼。在其墓碑上刻着一句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如若不死，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
作者/景凯旋
编辑/张进
校对/杨利
